道路影响下野生动物廊道的选址——以大熊猫保护廊道为例

沿道路设置供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连接栖息地的廊道是应对道路干扰最有效的措施,科学选址则是野生动物廊道建设的前提,也是廊道研究的薄弱领域。以大熊猫廊道为例对野生动物廊道选址指标体系、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探索,将栖息地特征、地形因素、植被可转化性、工程成本作为大熊猫廊道选址指标,基于Arcgis和栖息地格局、海拔、坡度、植被数据,为四川306省道椅子垭口段确定了两处大熊猫廊道位置,并用监测数据证明了所选位置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准确性。研究表明栖息地格局是廊道选址的重要基础,应侧重对地形因素的研究。研究为廊道选址方法和流程进行了示范,还对选址指标体系优化、提高选址的科学性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推动野生动物廊道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用。     

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立法保护

正根据2016年5月10日在中国法学会"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咨询会"和2016年6月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通过前咨询会"上的发言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提出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habitat):"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www.npc.gov.cn),填补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的空白,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的一个积极进步     

洋太公路对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格局的影响

洋县至太白县省级公路(洋太公路)穿越了秦岭大熊猫栖息地,可能对该地区大熊猫种群交流产生影响.以北京一号卫星遥感图像为数据源,采用分层提取法对道路建设前大熊猫栖息地景观类型进行分类,随后在GIS软件ArcMap的支持下对分类结果进行更新,模拟得到道路建设后的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格局,利用Fragstats软件从斑块和景观2个层次上计算了洋太公路修建前后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指数.结果表明:洋太公路穿越了9.4 km的林地斑块,公路建设使沿线两侧500 m范围6.9%的土地面积转化为建设用地,其中林地面积减少0.9%,各斑块类型的破碎度增加;公路建设后,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CONTAG指数在离公路两侧300 m处变化最大,随着距离公路长度的增加逐渐趋于相同,表明公路建设对景观格局的影响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而减弱.最后,提出了该地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与管理建议.     

我国丹顶鹤栖息地选择研究进展

丹顶鹤(Grus japonensis)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研究通过搜集和整理2000至2017年丹顶鹤栖息地选择和生境适宜性相关文献,分析了丹顶鹤在繁殖期、迁徙期、越冬期的栖息地选择,发现丹顶鹤在这三个时期的最偏好生境均为芦苇沼泽或芦苇滩,回避人为干扰较为严重的居民点、道路、盐田等生境。通过梳理丹顶鹤繁殖地、中途停歇地、越冬地的栖息地变化及其原因,发现丹顶鹤栖息地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以人为因素为主。本研究希望为科学评价栖息地变化对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影响、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作、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基于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适宜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估测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以野牦牛(Bos mutus)、藏野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为代表的青藏高原特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但是近年来野生动物数量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栖息地退化的问题,科学量化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的生态容量,并提出相应的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管理的根本途径。本文应用遥感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栖息地需求,建立了植物生物量和NDVI的关系模型,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食性分析,估测了适宜栖息地(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为三类野生动物提供的可食植物量,推算了适宜栖息地和整个保护区可以承载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结果表明: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1866.07、24035.51、24035.51 km~2,三类野生动物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相互重叠,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基本相同;全保护区内,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分别提供了3944.91×10~4、3126.32×10~4、138.19×10~4、564.49×10~4kg可食植物量;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重叠程度及食物需求量分析,得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最大生态容量为野牦牛7951头/a、藏野驴6907头/a、藏羚羊27094只/a;结合三类野生动物对食物资源的占有率估计,得出阿尔金山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变幅为野牦牛3976—7156头/a,藏野驴3454—6216头/a、藏羚羊13547—24385只/a。根据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提出适当控制藏野驴种群数量、增加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建议,以促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栖息地的有效保护。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毛冠鹿冬夏栖息地的比较

了解野生动物栖息地选择对于制定合理的物种保护和栖息地管理计划是十分必要的。2005 年12 月至2006年3 月及2006 年7 ～ 9 月,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我们使用样带法和粪便法调查了毛冠鹿的冬夏两季栖息地选择情况,结果表明,毛冠鹿具有季节性的在高、低坡位进行迁移的现象,冬季毛冠鹿多出现在下坡位,而夏季多出现在中坡位和上坡位。同时,我们也发现冬季毛冠鹿多在距离道路较近的地方活动,而夏季毛冠鹿多在距离道路较远的地方活动。     

中国濒危兽类栖息地评估与保护研究进展与展望

目前全球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开展有效的评估与科学的保护是阻止濒危物种走向灭绝,保持其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手段。本文针对我国的食肉类、有蹄类、灵长类、小型兽类、海洋兽类5个类别的濒危兽类,综述了其栖息地评估与保护研究进展的现状和成果,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以期为栖息地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梳理出系统、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并对其理论和技术的挑战进行了展望,提出了我国濒危兽类栖息地评估和保护研究应走向整体化、定量化、智能化,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的“精准化”发展方向,为国家生态建设工程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兰渝高速公路和兰渝铁路对大熊猫活动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影响

加快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是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将可能对某些珍稀濒危物种产生负面的生态影响.通过实地样方调查和访问调查,初步分析与评价了兰渝高速公路、兰渝铁路的建设与运营对大熊猫活动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影响.虽然它们的建设与运营不会影响岷山山系的大熊猫,但将会影响到西秦岭山系青木川+曹家河栖息地的大熊猫.它们不仅由于穿越大熊猫的潜在栖息地而使其栖息地的破碎化加剧,还进一步孤立了青木川+曹家河栖息地的大熊猫种群.然而,现有的公路S206线与大团鱼河等地理障碍所造成的隔离,又使兰渝高速公路和兰渝铁路的建设与运营实际追加的对周边大熊猫种群的隔离影响并不大.由于东北侧临近大熊猫栖息地,道路建设和运营所产生的各种噪音还将可能会影响大熊猫种群在局部区域的活动与扩散.为了更好地保护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就兰渝高速公路和兰渝铁路的建设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羌塘高原藏羚羊栖息地分布及影响因素

藏羚羊作为羌塘高原草食性野生动物的典型代表,明确其栖息地的准确分布将有利于识别藏羚羊种群保护关键区域,协调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采用野外调查与物种分布模型相结合的办法,以藏羚羊栖息地选择偏好和迁徙规律为基础,利用Maxent模型模拟其在繁殖季节和非繁殖季节的栖息地分布,并通过栖息地质量模型辅以GIS空间分析方法,识别受人类干扰的栖息地范围。结果表明：藏羚羊在非繁殖季节主要分布在羌塘高原东南部,围绕在色林错等水系周围,其越冬区面积约为26万km²。倾向选择海拔4800m以上、气候温暖、靠近水源且食物资源丰富的区域。藏羚羊在繁殖季节栖息地明显呈现由南向北扩散的趋势,多在水系周围呈小片状分布于羌塘东北、中北、昆仑山南麓部分区域,产羔区面积约为30万km²。选择产羔地时则注重坡度、水源、海拔、气温日较差等,对植被资源的选择倾向较非繁殖季弱,重视迁徙通道连贯性和产羔区域安全性。羌塘高原人类活动整体较弱,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藏羚羊理想栖息地,但南部地区社会经济较发达,尤其是那曲地区南部和阿里西南部,居民地、道路和牧业等人类活动对栖息地干扰较大,受干扰面积分别占藏羚羊越冬区的39.7%,产羔区的34.9%。     

保护地旅游公路的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原则与技术参数

保护地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生态旅游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近年来, 保护地的生态旅游与旅游道路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旅游公路的修建,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野生动物致死、基因隔离、栖息地丧失、生境破碎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因此设立合适的野生动物通道作为一种有效方式, 成为缓解公路对野生动物负面影响的主要途径。本文基于动物通道相关研究, 提出通道设计应遵从针对性、科学性、持续有效性、可行性四条原则, 道路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相关理论、保护地管理法规与管理规划、关键物种或类群生态学特性与栖息地现状以及沿线地形地貌特征都应作为通道设置的参考依据; 并从通道建设的数量、位置、类型、尺寸、表面设计、配套设施以及后期监测等方面提出了通道建设的技术参数。为长期有效地发挥野生动物通道的生态功能, 建议制定通道建设技术规范, 细化通道技术参数, 积极开展科研监测, 以缓解道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生态保护项目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

由于森林砍伐、道路建设、农地扩展等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大熊猫的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保护区范围之外的大熊猫栖息地。以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为例,综合利用遥感图像解析、GIS空间分析以及地面调查的方法,研究了1999 2009年期间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Landsat TM卫星图像的解译结果表明,2009年的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的面积分别比1999年增加了10.87%、4.40%和40.24%,灌木林和草地/耕地的面积则下降了10.74%和33.24%。植被转化矩阵表明这一时期各个植被类型间的变化趋势是农田/草地→灌木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随着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当地商业采伐活动全部停止,伐区运输木材的公路减少了12.7km(74.71%),退耕还林对当地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挤出作用使得高山居民点的居民向山下转移。基于社区的保护项目帮助农户装备了沼气池等节柴设施,薪柴消耗量由1999年的5675kg/户减少到2009年的2736kg/户,但高山居民点的节柴设施的装备率与沟谷居民点相比差异显著。随着各个干扰因子的强度和范围下降,当地植被向着有利于大熊猫利用的方向演替,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和质量均发生了改善。表征栖息地质量的栖息地指数HSI由0.74上升到0.80,增长了7.88%。"最适宜"栖息地面积由1999年的4671.63hm²上升到2009年的6020.28hm²,增加了28.87%。栖息地景观多样性指数由1999年的1.29下降为2009年的1.18,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但是不同适宜度栖息地的变化情况有所不同,"最适宜"栖息地的斑块数量减少,平均斑块面积增大,其他适宜性较低的栖息地斑块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减小,10a间木皮乡的大熊猫栖息地中的低质量部分向高质量转化。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是消除或减少各种干扰的过程。天保工程消除了大规模商业砍伐这一对大熊猫栖息地威胁最大的干扰,而退耕还林工程则通过减少高山居民点的人口来减少人类对森林的压力,间接促进了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未来应该开展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栖息地破碎化与鸟类生存

栖息地破碎化给野生动物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全球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自从提出栖息地破碎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因素之一的论点后,近20年来,栖息地破碎化研究一直是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最活跃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栖息地破碎化是一动态过程,可在多尺度上发生并蕴涵着复杂的空间模式变化.栖息地破碎化对鸟类的生态学效应主要体现在面积效应、隔离效应和边缘效应等.这些效应影响着鸟类的分布、基因交流、种群动态、扩散行为、种间关系和生活史特征等,最终影响着鸟类的生存.介绍和总结了栖息地破碎化过程、研究的理论依据及栖息地破碎化对鸟类生存产生的诸多影响.     

四川山鹧鸪栖息地破碎化及保护管理状况分析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我国特有珍稀鸟类,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应用3S技术制作其栖息地分布和保护区位置图层,并对栖息地破碎化情况和受保护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现实栖息地还是潜在栖息地,破碎化程度都高;部分栖息地斑块相互邻接,具备连通的可能性;分布区内初步形成的保护区网络还需完善。文末提出了景观保护的建议。     

基于动物适宜栖息地的北京市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明晰物种的适宜栖息地分布是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基础。北京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也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地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当前亟需系统评估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保护成效,为未来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工作优化提供科学指导。研究选取了北京地区6个较为典型的野生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黑鹳（Ciconia nigra）、褐马鸡（Crossoption mantchuricum）、大鸨（Otis tarda）、鸳鸯（Aix galericulata）、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利用MaxEnt模型和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将自然保护地与适宜栖息地相叠加,识别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热点和保护空缺,进而评估了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成效。研究结果表明,6个研究物种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褐马鸡的受保护率最高（92.82%）,鸳鸯的受保护率最低（13.66%）。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物种热点区覆盖率不同,风景名胜区类型覆盖率最高（14.74%）。6个物种适宜栖息地的热点区域总面积为280.01km²,保护空缺占热点区域总面积的49.45%,其中密云区、门头沟区和房山区的保护空缺面积最大。基于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保护效率以及存在的空缺,建议因地制宜,采取扩大或合并现有自然保护地、增设新的自然保护地或营造微生境等方式来提升自然保护地的整体保护效率。研究结果可为北京市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提供重要依据,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识别与划定提供可行方案,并为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我国Ⅰ级保护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和江城县,以及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普洱全境作为研究区域,利用野外调查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对普洱市亚洲象的栖息地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发现: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的边际值为0.991,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对环境变量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耐受值为0.315,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生态位较窄,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将普洱市的亚洲象栖息地分为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边际栖息地和非栖息地4个等级,面积分别为409.32、574.32、2909.48、38722.32 km2。最适栖息地仅占全市面积的0.96%,而非栖息地占90.86%。利用GIS和Biomapper 4.0生成亚洲象栖息地分布图,发现普洱境内最适栖息地和较适栖息地面积狭小。对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和边际栖息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3种类型的栖息地破碎化均十分严重,连通度较低,栖息地内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建议在普洱和西双版纳间尽快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廊道,以加强亚洲象各种群间的交流。     

基于栖息地的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特征与指标研究

城市湿地公园具有与湿地类似的生态功能和典型特征,对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不同地区的城市湿地公园进行研究,包括不同气候类型、使用年份和面积大小等不同方面,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特别是鸟类栖息地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类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探索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体系的基本组成及其相关性。本文写作目的是建立适当的城市湿地公园栖息地评估标准,支持生态中国建设。     

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分析与预测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属鸡形目雉科山鹧鸪属,是我国特产珍稀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IUCN濒危物种。本文应用卫星遥感影像解译技术对该物种的现实栖息地和潜在栖息地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现存四川山鹧鸪分布格局自四川中南部向云南东北延伸,跨越金沙江,呈现西北-东南走向,分布区涉及大相岭山系南缘、小相岭山系东缘、凉山山系东北部、乌蒙山山系西部,行政区域涉及2省5市(州)19县(区)。栖息地由10片现实栖息地和36片潜在栖息地组成,总面积约5869 km2。"甘洛-金口河-峨边-马边-美姑"片和"雷波-马边-屏山"片是四川省境内呈南北布局的两大核心分布区,"绥江-永善-水富-盐津-大关"片为云南省境内的核心分布区。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南梅花鹿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理解环境因子对物种空间分布的影响,评价栖息地适宜性现状并预测潜在分布区,对野生动物的管理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华南梅花鹿（Cervus pseudaxis）属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现仅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等狭小片区内。浙江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千顷塘区域是华南梅花鹿的重要分布区,但其面积较小,严重限制了华南梅花鹿的种群发展,亟需对千顷塘及周边区域的栖息地质量进行评价,为华南梅花鹿的保护和野外放归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利用红外相机监测千顷塘区域华南梅花鹿的分布,结合遥感等技术手段获得地形、植被、水源以及人为干扰等8种环境因子,利用MaxEnt构建华南梅花鹿栖息地适宜性模型,对以千顷塘为中心50 km×50 km的范围进行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华南梅花鹿倾向于选择海拔1050-1240 m范围内,距道路100-900 m和距人口聚居区3200-3800 m的相对平缓地带。千顷塘区域华南梅花鹿栖息地保护较好,适宜栖息地面积为2224 hm2,占该区域39.1%。千顷塘周边适宜性较高的区域主要为位于其西南部约10 km的山区,该区域为华南梅花鹿提供了3253 hm2的潜在适宜栖息地。建议降低保护区千顷塘区域内的人为干扰,并在其西南部山区尝试开展圈养种群的野外放归工作,以促进其种群发展。     

基于图论的两栖类生物栖息地网络规划——以黑斑侧褶蛙为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是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提升生物栖息地网络的景观功能连接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研究对生物栖息地网络规划进行了探索,但在实际规划层面仍缺乏可操作性强的技术方法支撑。本研究采用图论方法,聚焦国土空间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网络建设涉及的进行生物栖息地斑块重要性评价,以确定斑块优先保护次序;寻找最优新增斑块位置,以改善生物栖息地网络景观功能连接度;依据景观功能连接度的降低程度,判断建设项目的影响或评价规划新增建设项目的潜在影响3方面内容,在雄安新区两栖类生物黑斑侧褶蛙(Pelophylax nigromaculata)栖息地网络规划中进行应用研究。结果表明: 图论方法可以有效解决上述3方面的问题;本研究识别的5个最优新增黑斑侧褶蛙栖息地位置使栖息地网络整体景观功能连接度提升19%;通过评价G45高速公路对两栖类生物栖息地网络功能连接度的影响,找出了4个穿越通道设置以减弱G45高速公路的影响。     

基于东北虎潜在栖息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地整合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现主要分布在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等地的几个自然保护区内。在这些自然保护区周边还分布有大量的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这些自然保护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为东北虎提供栖息场所,但管理目标、管理体制等原因造成了人为的范围隔离、空间重叠等各种乱象。为响应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支撑,本文基于44个东北虎分布点信息和11个相关环境因子,利用MaxEnt模型对东北虎的潜在栖息地进行了预测。基于东北虎栖息地范围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与东北虎栖息地的适宜性等级分布格局,利用成本距离法对东北虎栖息地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进行了整合研究。结果发现:(1)东北虎在我国的潜在适宜分布区主要集中在穆棱市、珲春市、敦化市、宁安市、延吉市、海林市、东宁县、汪清县、饶河县、宝清县,共约10000 km2,占黑龙江、吉林二省总面积的1.5%;(2)东北虎潜在扩散区共约51000 km2,占黑龙江、吉林二省总面积的8%;(3)以成本距离图中等值线值为0.5作为边界,将30个自然保护区及周边47个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9个自然保护地群,总面积为77818.7 km2,以供未来东北虎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