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茶栽培历史与长江流域油茶遗传资源

普通油茶(Camellia oleifera)是我国第一大木本油料作物。普通油茶作为油料作物的栽培历史, 现存确切记载不到1,000年, 长江流域可能是最早栽培油茶的地区之一。普通油茶的野生近缘种是油茶育种宝贵的遗传资源。普通油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Camellia)油茶组(Sect. Oleifera), 其野生近缘种应包括山茶属油茶组和短柱茶组(Sect. Paracamellia)的物种, 但油茶组和短柱茶组的划分仍有争议, 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仍不清楚。油茶组和短柱茶组是山茶属中多倍体出现频率最高的类群, 而且存在突出的种内多倍性现象, 人工选择和种间杂交可能在其中起到促进作用。长江流域是普通油茶的主产区, 也是最主要的野生普通油茶分布区, 拥有丰富的野生普通油茶遗传资源。本研究统计了山茶属油茶组和短柱茶组物种的分布地, 并与野生普通油茶的潜在分布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南岭、苗岭及附近地区是油茶组和短柱茶组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同时也是野生普通油茶潜在的高适生区, 可能是普通油茶及其野生近缘种潜在的种间杂交带。物种多样性从南向北呈下降趋势, 可能反映了从南向北的扩散方向。普通油茶及其野生近缘种间的潜在杂交带可能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为选择育种提供了天然的育种场, 应对这些地区优先开展研究和保护, 挖掘与利用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遗传资源。     

长江流域野生猕猴桃遗传资源的潜在价值、现状分析与保护策略

长江流域是猕猴桃属(Actinidia)植物起源和演化的关键分布区, 富集了全世界重要的猕猴桃属野生物种资源和中华-美味猕猴桃物种复合体(Actinidia chinensis-A. deliciosa species complex)的种群遗传资源。作为水果作物, 猕猴桃在100多年前从长江流域经上海到新西兰, 通过栽培、驯化, 逐渐发展成新兴果树产业。目前, 猕猴桃植物的研究已在二倍体“红阳”中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cv. Hongyang)的基因组测序、种间关系的重测序分析和基础的分子系统发育、种群遗传结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但基于最新研究成果的基本资源评价还相当匮乏, 对猕猴桃野生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亟待加强。本文回顾了栽培猕猴桃的驯化简史与猕猴桃属植物系统分类的研究进展, 通过与其他流域的比较, 对长江流域野生猕猴桃资源的潜在价值和现状进行分析, 阐述了该流域猕猴桃属植物的分布特点和受威胁的状况, 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长效的保护机制、加强遗传资源的基础科研调查和系统评价, 以及健全种质资源保存规范和促进可持续利用等相应保护的策略。     

白莺山古茶的化学成分分析与栽培茶树的起源

应用高压液相色谱(HPLC)技术,对白莺山古茶的大理茶素、儿茶素类、茶掊素、没食子酸、咖啡因和茶氨酸的含量进行分析.同时,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多糖和茶多酚含量.在与野生大理茶及栽培大叶茶(普洱生茶)进行多成分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形态性状的变异与进化,讨论白莺山古茶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与野生大理茶和栽培大叶茶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结果不仅为白莺山古茶的品质评价提供可靠的科学数据,为白莺山丰富的古茶种质资源的深人系统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基础,同时,通过多种过渡类型的化学成分分析与比较,为栽培大叶茶的起源和大理茶作为大叶茶的野生基源之一的假说提供了植物化学方面的证据.     

基于AFLP标记的中国西藏近缘野生大麦遗传多样性分析

选取7对引物组合, 构建了36份西藏近缘野生大麦和4份栽培大麦的AFLP指纹图谱, 共获得清晰可辨的条带227条, 其中多态性带194条, 占85.46％, 从DNA分子水平显示出所试材料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计算得各样品间的遗传距离(欧氏距离)介于2.646~10.488之间, 应用离差平方和法对供试材料的AFLP数据结果进行聚类, 建立了40份大麦材料的AFLP树状图, 聚类结果将40份材料分为5类, 进一步揭示出供试材料间遗传背景的相似性和复杂性。结合Nei’s遗传一致性分析结果, 发现近缘六棱野生大麦较之近缘二棱野生与栽培大麦的亲缘关系更近, 支持栽培大麦是从野生二棱大麦起源, 而野生六棱大麦是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的大麦系统发生观点。     

基于SSR标记分析小豆及其近缘植物的遗传关系

本研究利用87对SSR引物分析了80份栽培小豆(Vigna angularis)、22份野生小豆(V.angularis var.nipponensis)以及10份豇豆属(共7个种)近缘植物,旨在比较豇豆属不同种的遗传多样性,并分析种间的遗传关系.结果显示87对SSR引物在112份小豆及其近缘植物资源中共检测到667个等位变异.其中有75个、71个和82个SSR位点分别在栽培小豆、野生小豆和近缘植物中表现为多态.随机抽样分析发现,平均每SSR位点检测到的等位变异数目为近缘植物>野生小豆>栽培小豆,与多态信息含量(PIC)值一致,说明近缘植物及野生小豆中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变异,是栽培小豆育种的重要基因来源.聚类分析显示,栽培小豆、野生小豆和近缘植物间的遗传分化比较明显,分别聚为三大类,其中栽培小豆的遗传背景与其生态环境相对应;近缘植物又可以分为三个亚类,亚类间的遗传距离与其亲缘关系相对应.本研究结果也说明利用SSR标记辅助豇豆属的种间分类是可行的.     

芋(Colocasia esculenta)的民族植物学

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选择中国云南和山东为试点,兼顾其他省区,开展芋[Colocasia esculenta(L.)Schott]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结果表明:在云南传统栽种芋的菜园和农地被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所代替,芋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地位也从传统作为主食变成蔬菜或杂粮;在山东已形成芋的产业化、标准化生产的格局,芋在汉族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在云南分布有芋的野生近缘种、半栽培种、栽培品种,种质资源丰富;在山东未发现芋的野生类型,以旱芋类型的多子芋栽培品种为主.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民间对芋的植物崇拜及植物崇拜文化丢失的速度大大加剧.在古朴的传统食芋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芋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传统知识和朴素的科学内涵,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研究与保护需要重视

<正>作物野生近缘种(crop wild relatives,CWR)是宝贵的植物遗传资源,对于改良作物品种,提高粮食和其他栽培植物的产量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野生种的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而现代栽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却非常贫乏。在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野生植物,特别是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利用前景更加广阔。     

“一带一路”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 关联、路径与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和贯彻落实也使得其发展面向和具体内容日趋多元和丰富。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长期、持续关注的焦点领域和热门话题, 其在理念、目标、方式与主体等方面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对于中国而言,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应选择双边路径为主、多边路径为辅的方案。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可能的策略包括：提出地区或区域性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行动规划, 实施地区或区域性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行动倡议, 持续推动国内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法律和监管体制创设, 开展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能力建设项目。     

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

"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是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现已通过国家验收。云南及周边地区是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农作物的种类和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都十分丰富,并且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本文仅介绍云南及周边地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旨在为这些野生近缘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制定国家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相关信息。     

中国栽培稻遗传多样性中心和起源研究

本研究对中国栽培稻6个地理分布群的700份古老地方栽培品种进行9个多态性等位酶基因位点的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籼稻和粳稻的平均基因多样性均以云南最大,淮河上游次之,黄河以北最小.中国栽培稻有3个遗传多样性中心:云南,长江中游-淮河上游,华南.长江中游-淮河上游可能是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中心.结合考古学资料及前人的工作,认为云南不是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中心,而可能是中国起源中心衍生的一个次生中心并受到南亚中心的强烈影响.     

植物王国的奇树异木

云南省的植被类型、植物种类、植物遗留种和特有种均为全国之首 ,故有“植物王国”之称。在这个植物王国里 ,生长着不少极为珍贵和罕见的奇树异木。勐海茶树王茶是我国人民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的饮料 ,现代的茶叶都是从古代的野生茶树经过人工培育而成的 ,而云南正是我国茶树最早的故乡 ,至今在云南的不少产茶区 ,仍存活着许多古老的野生大叶茶树 ,它们都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茶树王”。在众多的茶树王中 ,最高大最长寿的茶树王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境内巴达区大黑山的森林中 ,四棵巨大的茶树依傍着生长在一起 ,其中最古老的一棵树身高３４米 ,树…     

中国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本研究围绕粮食、经济、果树、蔬菜、饲草与绿肥、花卉六大类作物,以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等为主线,开展了中国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多样性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科学界定和系统规范了种质资源概念和范畴,提出了层次结构的理论,查清了中国粮食与农业植物有9631个物种及其分布、特征特性及用途;深入研究了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本底,首次明确了中国农作物总计有528种（类）,涉及1339个栽培物种和1930个野生近缘植物物种;优化了农作物种以下农艺性状分类技术指标,阐明了中国农作物地方品种的987个变种、978个变型、1223个农艺性状特异类型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多样性;得出了中国是禾谷类作物裸粒基因、糯性基因、矮秆基因和育性基因等特异基因的起源中心或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首次编撰出版了《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专著6卷,并编撰了《中国粮食与农业植物物种名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理论体系。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高效利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与利用

栽培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全球人口与人均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导致对植物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栽培植物较低的遗传多样性是限制其产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在自然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遗传变异, 并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适应性状, 是栽培植物种质创新和品种改良的重要遗传资源。然而, 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的存续和自然进化因生境破坏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正面临严重威胁,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对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进行原生境保护与迁地保护所取得的进展, 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建议。此外, 本文还对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利用技术进行了梳理, 探讨了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思路。最后, 我们以长江流域几种代表性栽培植物为例, 对主要作物类型的保护与利用情况进行了讨论。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菌类作物卷》

正《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是一部详细介绍了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多样性的专著,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设有编辑委员会及总编辑,各卷均另设主编,由全国百余位专家学者执笔,历经多年努力,数易其稿完成。该书对每种作物的起源、演化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详细介绍了各个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以供育种科研人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情况选育遗传基础更加广阔的品种。     

科技考古研究范式之思考

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创立以来,已普遍使用于多个科学研究领域,并于七八十年代引入至考古学。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考古学的研究范式有不少讨论,但对科技考古的研究范式的认知仍属空白。本文在简要介绍科学研究范式和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科技考古研究的3种范式,即科技范式、考古范式、科技考古融合范式,详细阐述了3种研究范式的理论、方法、实践等。此外,本文还指出：科技范式是推动科技考古研究发展的“发动机”,考古范式是掌控科技考古研究方向的“方向盘”,而科技考古融合范式则是协调科技考古各研究领域的“中控台”,真正让科技与考古融为一体。最后,笔者还对在科技考古研究范式下如何构建研究人员的知识体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本科遗传学教学中的遗传漂变概念探讨

遗传漂变是遗传学教学的难点之一,因其涉及随机性和概率,特别容易引起误解。定义中的“抽样误差”常被误解为遗传漂变是由于“抽样”这一研究方法干扰才导致基因频率的随机变化。本文首先对国内外《遗传学》教材中的遗传漂变定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抽样误差”的定义为各教材普遍采用,但只有少数教材对“抽样误差”概念进行了正确的解释,多数未作进一步的说明。文章介绍了遗传漂变的研究历史,亦即Wright、 Fisher和Kimura等学者对遗传漂变研究的贡献。进而,特别介绍了近年来国外关于本科生遗传漂变教学的两篇代表性教学研究论文,指出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理解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对此也提供了初步的解决办法。作者最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本科生教学中遗传漂变仍然采用含有“抽样误差”概念的定义,只是需要对“抽样误差”做进一步的解释,指出“抽样误差”是等位基因世代传递过程中存在的、配子间的随机结合,“相当于”对整个参与交配的配子库中的配子进行的一次“随机抽样”,而与一般遗传学研究中的人为抽样行为无关。本文旨在为本科遗传学教学中关于遗传源变概念的讲解提供借鉴和参考。     

绞股蓝属植物的分类系统和分布

绞股蓝属全世界有16种2变种,隶属于2亚属2组,即喙果藤亚属(包括五柱绞股蓝组和喙果藤组)及绞股蓝亚属。其现代分布中心或多样化中心为我国长江流域至西南的云南,由此向北达秦岭南坡和淮河流域以南,向东北经华中、华东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北部,向南经中南半岛、马来西亚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诸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向西达印度西北部,为热带亚洲分布类型。根据该属的原始类群和进化类型的现代分布和多样化中心及它们的生态适应性,与古地质、古地理和古气候的变迁以及外类群起源地等推测,绞股蓝属植物可能与其近缘属——雪胆属和锥形果属共同起源于康滇古陆,起源时间可能为早第三纪。     

甘蔗细茎野生种云南不同生态类型的RAPD分析

利用25个随机引物对来自云南不同生态类型的82份甘蔗细茎野生种（Saccharnm spontanenm L．）和4份国外种材料进行RAPD标记,结果表明：云南甘蔗细茎野生种不同生态类型的遗传变异较大,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低续度类型的遗传多样性明显高于高纬度类型,在相同的纬度范围内,随着海拔的升高,其多态性逐渐减少,基于分子聚类分析,86份材料被划分为8个不同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分布的特点,结果初步证明了云南甘蔗细茎野生种可能起源于云南南部低海拔,低纬度地区,而后逐渐向高海拔,高纬度的西北和东北部演化,扩散,提出了云南南部可能是野生甘蔗起源中心之一的观点。     

抗风桐(Pisonia grandis)的生态生物学特征

对收集于广西桂林的17份野生毛葡萄种质和24份栽培葡萄种质,分别使用12条ISSR和12条SCoT引物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检测。结果表明：两种分子标记均能产生较丰富的多态性片段,可有效应用于葡萄的遗传多样性检测,但在聚类分析结果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SCoT分子标记能更好地区分野生种质和栽培品种,说明SCoT分子标记在葡萄遗传多样性检测和系统进化研究上可能更有优势。从SCoT聚类结果上看,广西植物研究所收集的3个野生毛葡萄种质zws1、zws2和zws3相对其它野生种质而言,更偏向于与栽培种质聚为一类,说明这一类野生毛葡萄可能是这些栽培品种的原始亲本来源之一。不同的野生种质聚为多个类群,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但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说明桂林野生毛葡萄资源具有丰富的遗传变异。栽培品种没有明显的聚类特点,可能因为所选用的栽培品种的地域代表性并不是很强,也可能是因为栽培品种在不断的人工杂交选育过程中,遗传背景趋向一致,遗传多样性降低。该研究证明SCoT分子标记在葡萄遗传多样性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该研究结果为桂林毛葡萄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葡萄的系统进化研究提供了参考。     

中国某些野生和栽培茶的核型研究

研究了茶的4个变种和广东野生毛叶茶等共12个材料的核型。所有材料的染色体数目均是2n=30,为二倍体。所有中国大叶变种(越南大叶除外)(Cametlia sinensis var. macrophylla)和阿萨姆大叶变种(C. sinensis var. assamica)均具比较对称或原始的“2A”核型;中国小叶变种(C.sinensis var.bohea)(“铁观音”品种除外),掸部变种(C.sinensis var. shan form)和广东野生毛叶茶(C. ptilophylla)均具较不对称或较进化的“2B”核型。根据核型特征,植物习性和地理分布,作者认为中国四川和云南可能是茶的起源中心,向东或北迁移,演变为中国小叶变种;向南移则演变为阿萨姆变种和掸部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