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

掌握遗传信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我国雪豹重要分布区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别采集粪便样品,利用mtDNA的cyt b基因、微卫星多态性位点进行了雪豹的物种鉴定、个体识别和种群遗传结构评估。在采集286份疑似雪豹粪便样品中,成功的对86份雪豹样品进行了扩增鉴定,利用微卫星位点进行个体识别获得41只雪豹个体,其中祁连山国家公园26只,三江源国家公园15只。通过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等指标进行种群遗传多样性评估,认为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但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STRUCTURE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4个种群可以划分为3个遗传类群,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种群（YCW和QLS）与三江源国家种群(DC和SJ)的遗传差异,可能与种群间的地理隔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中国关键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

两栖爬行动物是良好的环境指示物种,是环境变化的早期预警系统之一,目前正经历着全球范围的种群快速下降和物种灭绝。为了观测和研究物种及种群下降或灭绝的态势和机制,亟需对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开展长期监测和研究。在中国,对两栖爬行动物的监测研究始于1997年对若尔盖湿地两栖动物的监测。此后,两栖爬行动物监测率先在西南山地、台湾等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开展起来。2011年,在借鉴美国和英国的两栖爬行动物监测计划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两栖类示范观测项目",初步实现了由点到面、由定性到定量、由静态向动态的突破。因为单一类群的监测仅代表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而从生态系统角度考量,必须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食物网中各类群的捕食、竞争、共生等种间关系)和动态(各类群的生长、繁殖、种群波动和致危因素等)。因此,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关键地区两栖爬行动物监测与研究专项网"项目将在22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对典型生态系统中的两栖爬行动物组成、种群动态和结构进行长期监测与研究,构建生态模型,探讨两栖爬行动物的种群现状、群落结构及其动态趋势和相关机制,制定和不断完善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保护和管理对策。     

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鱼类多样性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之一, 其所处的武夷山脉在动物地理区划上是东洋区南亚亚区华南小区、东洋区东亚亚区华东小区的分界线。为查明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鱼类区系和多样性现状, 本研究在梳理历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对调查区域内的崇阳溪、麻阳溪、九曲溪、北溪和铅山河5条河流进行了实地调查, 从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两个层面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鱼类多样性水平进行了分析。结合历史数据, 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的土著鱼类为113种, 隶属于5目17科61属, 其中以鲤形目鱼类为主, 共82种, 占物种总数的72.6%, 其次为鲈形目, 共16种, 占总数的14.2%。受威胁鱼类3种, 包括2种国家II级野生水生保护动物, 即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和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第一优势种为拟腹吸鳅(Pseudogastromyzon fasciatus), 与其周边地区以点纹银鮈(Squalidus wolterstorffi)为第一优势种不同。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低于周边区域。通过比较调查区域内5条河流的鱼类多样性, 麻阳溪鱼类多样性显著高于其他河流, 铅山河的多样性显著低于其他河流。位于国家公园内的九曲溪鱼类多样性比周边地区的崇阳溪要低。鱼类功能多样性结果显示,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功能丰富度指数显著低于周边地区, 功能离散度和功能均匀度均高于周边地区; 在河流方面, 北溪的功能丰富度显著高于其他河流, 崇阳溪的功能均匀度较高, 九曲溪的功能离散度显著高于其他河流。综合鱼类多样性分析结果, 武夷山国家公园鱼类多样性低主要是自然生境异质性低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形成, 而周边地区的河流受到捕捞、水利设施、水质污染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干扰改变了鱼类的群落结构, 使得鱼类多样性降低。因此应该加强对该区域的鱼类多样性保护工作, 未来还应进一步开展针对公园内鱼类多样性的调查工作。     

三江源国家公园雪豹和岩羊生境适宜性分析

雪豹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主要以岩羊为食,研究两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境适宜性可为其种群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在国家公园区域内广泛调查获得的岩羊和雪豹分布位点数据,利用最大熵生态位(MaxEnt)模型,评价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岩羊和雪豹的生境适宜性及其食物链空间分布模式,探讨生境与主要环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海拔、最干月降水量和温度年较差是影响岩羊和雪豹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海拔最适区间在4 660~4 730 m重叠,最适最干月降水量在2~4 mm重叠,温度年较差在33.7℃~37.0℃重叠。雪豹和岩羊在国家公园内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19 246 km^2和39 977 km^2,分别占公园总面积的15.63%和32.47%;两者重叠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6 621 km^2,占公园总面积的13.50%,主要位于澜沧江源园区东北部、中部和东部区域以及长江源园区的东南区域。本研究可为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岩羊和雪豹的协同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区域。为了系统掌握公园内的鸟类分布状况,2015—2017年,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分布野生鸟类196种,隶属于18目45科121属。各级保护鸟类5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30.1%,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青海省级保护鸟类24种。另外,还有国家三有鸟类120种。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有3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19.9%。中国特有鸟类15种,占园区内鸟类总数的7.65%。在地理分布型上,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古北界青藏区,古北界物种有145种;东洋界物种有37种;广布种有14种。利用G-F指数对物种多样性进行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的G-F指数为0.825,表明公园内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结果表明,三个园区之间动物区系关系均为密切关系。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高、特有种及珍稀濒危物种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意义。     

大熊猫国家公园长青管理分局辖区 两栖爬行动物调查及区系分析

为深入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长青管理分局辖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现状,促进动物多样性管理,于2021年5月、7月和10月开展了调查工作。将调查区划分为5 km×5 km调查样区,每个样区设置调查样线1～3条,样线长500 m～2 km。主要沿溪沟、河流、林地、草地、公路等生境设置,涵盖所有生境类型。调查获得两栖爬行动物标本437号,经形态特征和DNA条形码鉴定37种,并结合文献资料记载14种,共记录两栖爬行动物51种。其中,两栖动物15种,隶属2目8科13属;爬行动物36种,隶属2目6科22属,分别占陕西省两栖爬行动总数的53.6%和63.2%。与合并前的长青、皇冠山、桑园三个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结果相比,新增两栖动物5种、爬行动物5种。保护区内东洋界物种具明显优势,占63%,广布种占25%,古北界物种占12%;我国特有种26种,被列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等级的有14种。结果显示,长青管理分局辖区的两栖爬行动物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本次调查有助于全面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长青管理分局辖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概况,为科学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三江源国家公园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为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兽类的分布现状,2015-2017年对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野生兽类共62种,分别隶属8目19科44属。园区内兽类呈现出物种多样性高,珍稀濒危物种多,特有种多的特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兽类物种多样性G-F指数为0.77,表明该区域物种多样性处于很高水平。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个物种受威胁（极危、濒危和易危）,比例为32.26%,远高于国家整体水平;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种29种,占46.77%。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青藏区,在地理分布型上,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东洋界成分为辅,以古北界高山型成分最多,有25种,且资源量大,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以适应高寒气候的特殊种类为主。3个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比较结果表明,长江源园区与澜沧江源园区为共同关系,黄河源园区与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为密切关系。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兽类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国内外认可,本研究结合园区生物多样性和区系特点,根据保护现状,提出了今后的监测保护建议。     

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及海拔分布格局北大核心CSCD

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102°19′~102°55′E,29°28′~29°56′N)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境内,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动植物资源丰富。为进一步了解该区域两栖爬行动物资源情况,于2021年5月、7月和9月在区内设置6个研究点,在其中布设33条有效样线,对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和海拔分布特征进行调查,并通过访问调查与文献查阅方法对实地调查结果进行补充。结果表明,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现有两栖爬行动物4目18科67种,其中两栖动物2目9科31种,爬行动物2目9科36种。东洋界物种占绝对优势,其中,两栖动物除黑斑侧褶蛙(Pelophylax nigromaculatus)以外全为东洋界物种,爬行动物中东洋界物种有26种,广布种仅有9种。6个研究点的Shanoon-Win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生态优势度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由高到低排序为,新庙、泡草湾、泥巴山、云雾山、大石坝、安靖。对区域内两栖动物的栖息地类型进行比较发现,陆栖-山区高原型生境中生活的两栖动物种类最多。两栖动物的丰富度随海拔梯度的升高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爬行动物由于所发现的数量有限,并未发现明显的海拔分布特征。     

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对策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建立的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青藏高原第一个国家公园,对青藏高原乃至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多样性水平高且濒危物种占比大,其中兽类和鸟类受威胁比例分别为32.26%和19.90%;具有丰富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包括46.77%的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兽类和7.65%的中国特有鸟类,其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本文简要回顾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研究重要进展和取得的成果,分析三江源野生动物濒危成因,提出了加强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动态监测、创新栖息地保护技术、建立野生动物迁移廊道及避难所、开展草畜平衡管理、疫源疫病控制、人兽冲突研究和建立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等多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对策,为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严格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内涵及评价框架: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标之一,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GB/T 39737-2021)已将生态系统完整性作为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生态重要性的认定指标之一, 但目前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内涵还没有统一定义, 并缺乏具体的评价体系。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果及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实践, 提出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本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以期为今后设立国家公园时划定边界范围或评估国家公园管理成效提供理论依据。作者提出, 应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完整性、功能完整性、空间格局完整性3个维度对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综合评价。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体制试点以来,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和东北豹(P. pardus orientalis)等顶级食肉动物的食物链相对完整, 虎、豹野生种群从俄罗斯进入、定居、繁衍、扩散的路径清晰, 种群稳定增长、栖息地质量持续改善, 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范围划定时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 生态系统完整性评级为优秀, 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高原鼠兔干扰对高寒草甸β多样性的影响

β多样性反映生物群落沿某一环境梯度的物种周转速率, 该研究尝试采用β多样性揭示植物群落随小型啮齿草食动物干扰梯度变化的生态过程。该研究利用野外随机样地的采集数据, 分析了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不同干扰强度下Whittaker指数的变化特征, 并利用群落二元丰富度的方差分解法, 确定了单个物种(SCBD)和单个干扰位点(LCBD)对β多样性的贡献。主要结果: 随高原鼠兔干扰强度增加, 植物群落内物种周转速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占据位点数居中的物种对区域内的β多样性贡献较大, 其中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臭蒿(Artemisia hedinii)、小花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 var. flore-minore)等单个物种对整个区域内β多样性的贡献最为突出; 整个区域内干扰位点T₀ (高原鼠兔干扰强度为0)对区域β多样性贡献值最大, LCBD值和该位点的群落丰富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但与高原鼠兔干扰强度无显著关联。说明重点保护LCBD值高的干扰位点所在的高寒草甸, 以及SCBD值较高的冰草、臭蒿、小花草玉梅, 对保护高原鼠兔存在时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边缘种群指地理分布边缘可检测到的一定数量的同种个体集合, 准确评价其遗传多样性对于理解第四纪冰期后气候变化对物种边缘扩展或收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物种形成等有重要意义。该文探讨了维持植物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的进化机制, 分析交配系统对物种边缘及其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比较了边缘与中心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差异及其形成的生态与进化过程, 并探讨了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与其所在的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关系及理论基础。该文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是应用全基因组序列或转录组基因序列研究前缘-后缘种群之间或边缘-中心种群之间的适应性差异, 边缘种群与所在群落其他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深入解析边缘种群对环境的适应及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与群落物种多样性关系的生态与进化过程。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梅花鹿的空间遗传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东北梅花鹿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要的大型食草动物之一,是东北虎豹的主要猎物,对针阔混交林群落的维持有关键的作用,探究其遗传多样性及空间遗传格局对东北梅花鹿的保护以及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在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区内,通过非损伤方法获得遗传样本,利用微卫星标记,研究该梅花鹿种群的空间遗传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本研究区梅花鹿种群平均期望杂合度为0.721,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有限的扩散能力常常导致种群在遗传距离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模式,本研究区梅花鹿种群在0-1km距离等级内在遗传距离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据此可推测,该地区梅花鹿扩散距离为1km左右。STRUCTURE分析表明,珲春地区梅花鹿种群不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各种空间变量可以显著影响物种的遗传分化。本研究选取海拔、坡度、坡向、地表起伏率、人类干扰5个变量,研究其对梅花鹿种群遗传结构的影响,这5个变量多被认为与大中型哺乳动物扩散阻碍相关。依据5个变量建立了336个阻力模型,并进行偏曼特尔检验。其中,依据海拔、坡向、地表起伏率、人类干扰假设建立的246个阻力模型与遗传距离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综合所有变量的15个生境适宜性模型阻力模型与遗传距离的关系也都不显著。在依据坡度假设建构的75个阻力模型中,只有1个模型与遗传距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模型同时也是在控制空间自相关影响后,在所有模型中与遗传距离相关性最高的模型。根据该模型推测,最适宜梅花鹿扩散的坡度为10°,梅花鹿可能倾向于利用缓坡进行扩散。结果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梅花鹿种群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边缘种群指地理分布边缘可检测到的一定数量的同种个体集合,准确评价其遗传多样性对于理解第四纪冰期后气候变化对物种边缘扩展或收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物种形成等有重要意义。该文探讨了维持植物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的进化机制,分析交配系统对物种边缘及其遗传多样性的影响,比较了边缘与中心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差异及其形成的生态与进化过程,并探讨了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与其所在的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关系及理论基础。该文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是应用全基因组序列或转录组基因序列研究前缘-后缘种群之间或边缘-中心种群之间的适应性差异,边缘种群与所在群落其他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深入解析边缘种群对环境的适应及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与群落物种多样性关系的生态与进化过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不同植被类型的大型真菌多样性

为揭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型真菌多样性及不同植被类型对真菌群落的影响, 本研究于2020年和2021年湿季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7个管理局辖区开展了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 比较了不同植被类型(山地雨林、低地雨林、低地雨林次生林、人工林)的大型真菌生活型(共生型、腐生型)组成差异。从设置的58条1 km长的样带内采集到1,869份子实体标本, 根据子实体形态与ITS rDNA序列分析, 从中鉴定出562种真菌, 涉及17目64科174属, 其中80%以上的物种由伞菌目、牛肝菌目、红菇目、多孔菌目、鸡油菌目、锈革孔菌目和炭角菌目构成。大型真菌的营养型以腐生型(占48.2%物种)和共生型(44.8%)为主。每条样带的平均物种丰富度和多度以中海拔的山地雨林最高, 分别为28 ± 5种和33 ± 6个, 而人工林最低, 分别为11 ± 1种和11 ± 2个。植被类型主要影响共生型大型真菌物种丰富度(P = 0.026)和子实体多度(P = 0.019)及Shannon-Wiener多样性(P = 0.028), 但对腐生型大型真菌的影响并不显著。多响应置换过程(multiple response permutation procedure, MRPP)检验结果表明, 不同植被类型对共生型与腐生型大型真菌群落物种组成均有显著影响(腐生型: P = 0.004, 共生型: P = 0.041)。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的结果表明, 植被类型对腐生型和共生型真菌群落物种组成差异的解释度均较低(共生型: R² = 0.068, P = 0.004; 腐生型: R² = 0.067, P = 0.004)。海拔仅对腐生型真菌群落物种组成产生微弱影响(R² = 0.029, P = 0.001), 而对共生型真菌影响不显著(R² = 0.024, P = 0.072)。在不同保护地之间, 共生型(R² = 0.148, P = 0.001)与腐生型(R² = 0.123, P = 0.002)真菌物种组成均具显著差异; 基于样带‒真菌矩阵的网络图显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尖峰岭、霸王岭、五指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山地雨林是共生型大型真菌多样性较高区域, 应作为共生型真菌与宿主的优先保护区域。     

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管理目标,这些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对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有助于了解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并揭示管理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信息。为推动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提出了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构建方法。该方法由确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目标、识别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识别国家公园关键生态过程、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确定最终监测指标清单5个部分组成。该方法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应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包括生态系统保育、维持江河径流量持续稳定等13项,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种群尺度上共识别出16个关键生态过程。通过匹配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构建了一个由两级共93个指标组成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武陵山西部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及多样性研究

为深入了解武陵山西部(贵州省、重庆境内)两栖爬行类的资源分布和物种多样性特征,于2014年8月及2015年4—5月对武陵山西部贵州省、重庆市境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共采获两栖类2目8科24属43种,爬行类2目12科37属56种,其中我国特有种29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22种。此外,经查阅资料对调查区域内两栖爬行动物名录进行了补充完善。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内物种大多为东洋界物种和广布种,仅有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s为古北界物种。G-F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发现,该区域内两栖爬行类物种多样性整体较高,且爬行类的指数均高于两栖类。与以往研究成果对比,当地两栖爬行类动物多样性形势相对稳定,但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迅速,为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加强栖息地保护。     

广西底定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广西底定自然保护区地处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相当丰富。经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查阅,现已知两栖动物22种、爬行动物23种。两栖动物反映华中华南区系特征,优势科为角蟾科和蛙科,均有6种;爬行动物反映华南区系特征,优势科为游蛇科,有11种。就该保护区内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简要探讨。     

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类的资源分布和物种多样性特征,于2013年5~6月对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结果显示,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两栖爬行动物43种,隶属4目14科34属。运用相似性指数对麻阳河、佛顶山、雷公山三个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进行比较,印证了动物地理区划上雷公山和佛顶山属于黔东南低山丘陵盆地省,麻阳河属于黔北中山峡谷省的划分。运用G-F指数公式分别计算三个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G-F指数,其中,雷公山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G-F指数最高,分别为0.23和0.50,麻阳河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G-F指数最低,分别为﹣0.20和0.25,说明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科间和科内多样性均较低。通过对三个自然保护区年均降水量、年均温等环境因子分析比较,得出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物种相对较少的原因,可能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较低的年均降水量和较高的年均温。     

草地绿色承载力概念及其在国家公园中的应用框架

针对国家公园,在草地承载力的基础上,从如何解决野生动物种群多样性与繁衍兴盛,实现禁牧减畜后的牧民脱贫致富,保障不断增长的生态体验或旅游经济发展需求的视角出发,以生态功能维护+草畜平衡+生态体验为架构,提出草地绿色承载力概念;从生态系统支撑条件、草地生产力、野生动物与家畜承载规模、农牧民与生态体验人口承载规模、监测预警5个维度,构建草地绿色承载力评价体系;提出三江源国家公园草地绿色承载力应用框架,以期为科学制定建设规划和发展目标,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