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区域。为了系统掌握公园内的鸟类分布状况,2015—2017年,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分布野生鸟类196种,隶属于18目45科121属。各级保护鸟类5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30.1%,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青海省级保护鸟类24种。另外,还有国家三有鸟类120种。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有3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19.9%。中国特有鸟类15种,占园区内鸟类总数的7.65%。在地理分布型上,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古北界青藏区,古北界物种有145种;东洋界物种有37种;广布种有14种。利用G-F指数对物种多样性进行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的G-F指数为0.825,表明公园内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结果表明,三个园区之间动物区系关系均为密切关系。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高、特有种及珍稀濒危物种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意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为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兽类的分布现状,2015-2017年对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野生兽类共62种,分别隶属8目19科44属。园区内兽类呈现出物种多样性高,珍稀濒危物种多,特有种多的特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兽类物种多样性G-F指数为0.77,表明该区域物种多样性处于很高水平。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个物种受威胁（极危、濒危和易危）,比例为32.26%,远高于国家整体水平;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种29种,占46.77%。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青藏区,在地理分布型上,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东洋界成分为辅,以古北界高山型成分最多,有25种,且资源量大,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以适应高寒气候的特殊种类为主。3个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比较结果表明,长江源园区与澜沧江源园区为共同关系,黄河源园区与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为密切关系。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兽类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国内外认可,本研究结合园区生物多样性和区系特点,根据保护现状,提出了今后的监测保护建议。     

青藏高原濒危兽类保护与管理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优先保护区,分布着多种重点保护物种及青藏高原特有种,物种丰富度高且濒危物种占比大。本文针对青藏高原分布的有蹄类、猫科、熊科、犬科、鼬科、翼手目、小型兽类7个动物类群,从濒危现状、濒危成因、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和管理对策、取得的保护成效等角度分别论述了各类群的保护与管理研究进展。在青藏高原有蹄类中特有种占比远高于其他类群;81% ~ 100%的有蹄类、猫科、熊科、犬科动物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 ~ 100%的有蹄类、猫科、熊科动物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或IUCN红色名录列为受威胁物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变暖、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过度放牧、偷猎与非法贸易是青藏高原濒危兽类生存的主要威胁。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自然保护地建设及开展的大量调查监测和研究,为青藏高原濒危兽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科学依据。鉴于目前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局限性,建议构建全面系统的大数据平台,开展青藏高原地区保护成效快速评估及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研究,将国际先进的交叉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践创新优势相结合,为濒危兽类的保护与管理提供指导与建议,从而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初报

掌握野生动植物本底资源是各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和保护管理的重要环节。为了建立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兽类和鸟类多样性资源的长期监测机制,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我们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在龙溪沟和虹口峡谷等区域按公里网格布设了57个监测点,调查地面活动的兽类和鸟类。红外相机累计工作达11,847个工作日,共记录到兽类和鸟类物种61种,其中兽类5目12科21种,鸟类3目10科40种,包括猎隼（Falco cherrug）、光背地鸫（Zoothera mollissima）、长尾地鸫（Zoothera dixoni）、灰翅鸫（Turdus boulboul）、锈脸钩嘴鹛（Pomatorhinus erythrogenys）、红嘴鸦雀（Conostoma aemodium）和褐鸦雀（Paradoxornis unicolor）7种鸟类为保护区新记录种。调查到的兽类被列为国家I级和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分别为4种和5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和“易危VU” 的物种各3种,被评为 “近危NT”级别的物种有4种;鸟类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有5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物种有1种。本次调查补充更新了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地栖息鸟类名录,初步了解了保护区内地面活动大中型兽类和鸟类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为保护区建立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常规监测和保护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2017年5-9月,采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共布设154个相机位点,累计12 096个相机日,共获得9 675张有效独立照片,鉴定23种野生兽类和50种野生鸟类物种,分别隶属5目10科和9目19科,另记录到家畜5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前五种野生动物依次为岩羊(Pseudois rnayaur)(18.23)、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rea)(15.98)、灰尾兔(Lepus oiostolus)(5.06)、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3.39)、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2.49)。中国特有物种有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Ceryus albirostris)、西藏马鹿(Cervus wallich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红耳鼠兔(Ochotana erythrotis)、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和地山雀(Pseudopocdoces humilis)7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20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濒危、易危、近危的物种分别有1种、6种、3种、14种。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反映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现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中国濒危兽类保护遗传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包括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麋鹿、白鱀豚等特有物种和旗舰物种在内的丰富兽类资源。近几十年来,土地利用模式转变、盗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许多兽类物种面临生存威胁,导致物种遗传多样性丧失。而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决定了物种和种群能否长期生存。保护遗传学作为保护生物学的一大分支学科,旨在通过遗传学分析探明种群遗传变异和物种濒危的遗传学机制。近40年来,随着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兽类保护遗传学在遗传多样性和近交水平评估、景观遗传学、生态遗传学和圈养种群遗传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为濒危兽类带来的威胁依然存在,高通量测序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濒危物种和种群遗传适应与濒危机制,从而实现对濒危兽类的有效管理与保护。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陕西老县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资源分析

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的监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按照网格法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的老县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了36台红外相机,对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累积7 835个相机工作日,获得野生动物独立有效照片1 915张,共鉴定出32种鸟类和兽类物种,隶属8目18科,其中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和近危(NT)的物种分别有2种、4种和3种。相对丰富度指数最高的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IRA=36.81);夏季(7.68)和秋季(7.81)物种拍摄率大于春季(4.65)和冬季(4.30),不同季节拍摄到的物种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显著。不同海拔段物种拍摄率、物种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均不具有明显差异。濒危物种中的羚牛不同海拔段拍摄率存在明显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拍摄物种与相机位点之间相关性较强,这与相机位点附近的生境条件有关。研究结果初步掌握了老县城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种类组成、相对多度及分布状况,为未来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鸟兽资源调查

2017年11月—2019年9月对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鸟类采用样带法和样点法进行调查,对保护区的大型兽类和鼠类分别采用样带法和样方法进行调查。根据野外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共记录鸟类15目41科161种,兽类5目13科40种。保护区内珍稀濒危物种较多,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0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7种。鸟类中,古北界物种56种(34.78%)、广布种105种(65.22%);夏候鸟54种(33.54%)、留鸟68种(42.24%)、冬候鸟5种(3.11%)和旅鸟36种(22.36%)。兽类中,古北界物种36种(90.00%)、广布种4种(10.00%)。G-F指数显示,鸟类在科、属水平上的多样性较为丰富(D_F=19.58,D_G=3.60,D_(G-F)=0.816);而兽类在科、属水平上的多样性较低(D_F=6.87,D_G=3.73,D_(G-F)=0.457)。本研究为保护区管理及未来的鸟兽调查和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地栖大中型鸟兽多样性现状: 基于红外相机数据的分析

生物多样性监测是国家公园保护的核心基础。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 系统的保护规划与有效的管理行动均有赖于对区内生物多样性本底、现状与动态的深入了解。为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兽类与鸟类多样性本底与现状, 本研究系统检索了该区域内2005-2020年基于红外相机调查技术的野生动物研究论文、项目报告以及新闻报道, 并对区内原有保护地的红外相机监测历史与结果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2005-2020年期间,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51个保护地的红外相机调查与监测中, 共记录到分属6目22科55属的71种野生兽类与分属13目45科132属的232种野生鸟类。在国家公园所覆盖的秦岭、岷山、邛崃山、相岭4大山系中, 邛崃和岷山记录到的大中型地栖鸟兽物种多样性最高(均为兽类40种, 鸟类12种), 相岭最低(兽类25种, 鸟类7种)。单个保护地中记录到的大中型地栖鸟兽物种数量与保护地面积、红外相机有效工作日及相机位点的海拔跨度均呈正相关, 国家级保护地中记录到的物种数(28 ± 8.3, mean ± SD)显著高于省级保护地(19 ± 8.9)。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共记录到猫科与犬科的4种大型食肉动物, 即豹(Panthera pardus)、雪豹(P. uncia)、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 主要来自于秦岭山系和邛崃山系, 而国家公园内的岷山山系则没有记录到大型食肉动物, 相岭山系中仅有1次狼的记录。本研究结果显示,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前期已经建立起的自然保护地网络与红外相机监测体系已积累大量区内野生兽类与鸟类的基础数据, 为国家公园的试点与建设提供了生物多样性编目与监测方面的可靠本底。在这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大熊猫国家公园应进一步规划、建设标准化的野生动物监测体系, 为今后国家公园的管理决策、成效评估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与管理,需要大范围、长时间的系统监测网络的支持。红外相机调查技术近年来已成为自然保护区鸟兽调查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为了解和掌握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现状,提供了最直接和最基础的数据。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南坡,地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自2008年至2011年,使用被动式红外触发相机调查技术在长青保护区内调查了大中型兽类与鸟类的本底资源。共完成有效调查位点435个,相机工作日15767d。获得兽类有效拍摄3 282次,记录到分属5目12科的21种野生兽类和1种家畜,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各有5种,被IUCN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近危（NT）的物种分别有2、3、4种。食肉目和偶蹄目是本次调查兽类记录中物种数量（分别有9种和7种）和有效拍摄数（分别占兽类有效拍摄数的13.5%和84.0%）最高的两个类群,食肉目中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物种是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 12.30）,偶蹄目中最高的物种是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114.04）。保护区内大型兽类（食肉目和偶蹄目）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大体呈现中部高、两侧低的单峰模式,海拔1600-2200 m的中等海拔段是大型兽类多样性最高的区域。鸟类有效拍摄191次,记录到分属4目8科的17种鸟类,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8种。鸡形目雉科鸟类是有效拍摄数最高的类群,占全部鸟类拍摄数的79.8%。调查中记录到的林猬（Mesechinus hughi）和鹰雕（Spizaetus nipalensis）为长青自然保护区的新记录种。调查结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区内大中型兽类和鸟类群落的本底信息,为后续的保护管理规划和长期监测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指导。     

黄河流域濒危物种保护热点区与保护空缺识别

黄河流域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通过研究珍稀濒危物种分布热点区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选取70种濒危维管植物和陆生脊椎动物,综合多来源的分布数据,运用物种分布模型Maxent模拟物种分布区,结合自然地理区划,计算保护价值,进行热点区分析,并结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分布情况进行空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濒危物种分布主要呈现出南高北低、集中于山地的特征,热点区包括秦岭区域、太行山区域、子午岭-六盘山区域、陇中高原至松潘高原、祁连山、贺兰山和沿黄湿地等。在区分自然地理区后,现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覆盖了热点区面积的13.89%,保护空缺主要出现于子午岭南部、六盘山南部、松潘高原南部和拉脊山等。建议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将濒危物种热点区考虑在内,对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优化,并针对黄河流域的三个自然地理分区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建议。此外,研究发现,在进行热点区分析时,考虑自然地理区域划分,并综合多类群叠加和单一生物类群的分析结果进行统筹考虑,可能会更好满足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需求。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价与国家公园群建设时序研究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有大量重要的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自然生态系统。但近年来受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高原生态系统面临退化风险。为了更好地守护地球第三极，第二次青藏科考提出建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科学构想。为了全面掌握人类胁迫和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情况，并识别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较好的区域，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规划布局提供支撑，研究基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内涵的理解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特征，借鉴加拿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估框架，构建了"格局-质量-功能-问题-压力"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估框架，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分析了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青藏高原整体维持了较好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分别有3.52%、7.51%和70.71%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优、良和中，但受人类胁迫影响，部分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受到破坏，分别有18.17%和0.10%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较差和极差。从空间上看，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角度看，青藏高原可用于建设国家公园的备选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呈现大面积连片分布的格局。目前正在开展的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均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加快推动生态系统完整性高的区域保护，根据青藏高原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结果，建议优先启动雅鲁藏布大峡谷、色林错-普若岗日、独龙江三江并流、若尔盖、贡嘎山、稻城亚丁等国家公园建设，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启动其他具有景观、文化价值的国家公园建设。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耦合类型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是中国在青藏高原谋划的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国家公园群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利益协调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以青藏科考提出的国家公园群内部及相邻的467个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包括自然条件、交通区位、文化因子、国家政策等要素的分析框架,识别国家公园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耦合类型。结果表明,运用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法,结合空间要素的叠加分析,识别出348个社区受国家公园建设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明显、空间耦合特征不显著;其余119个社区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耦合特征,可以划分为生态移民型(18.7%)、交通枢纽型(26.1%)、特色文化型(27.6%)、沿边发展型(27.6%)和复合型(2.9%)。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提出了与国家公园协同发展的差异化调控路径。建立了国家公园关联社区的类型分异识别与调控方法,有助于补充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鸡形目鸟类的现状与保护对策

鸡形目是一个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鸟类类群 ,其保护工作受到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上鸡形目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我国加强该类群鸟类的保护工作不仅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国家林业局“十五”期间将要实施的《全国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 ,对我国鸡形目鸟类的多样性、特有性和分布特点进行了阐述 ,对该类群的濒危状况和致危因素进行了分析 ,从就地保护、易地保护以及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国在该类群研究与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探讨了目前保护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The first draft genome of Lophophorus: A step forward for Phasianidae genomic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The monal genus (Lophophorus) is a branch of Phasianidae and its species inhabit the high-altitude mountain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Chinese monal, L. lhuysii, is a threatened endemic bird of China that possesses high-altitude adaptability, diversity of plumage color and potentially low reproductive life history.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describe the monal genome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The Chinese monal genome size is 1.01 Gb, with 16,940 protein-coding genes. Gene annotation yielded 100.93 Mb (9.97%) repeat elements, 785 ncRNA, 5,465,549 bp (0.54%) SSR and 15,550 (92%) genes in public databases. Compared to other birds and mammals, the genome evolution analysis showed numerous expanded gene families and positive selected genes involved in high-altitude adaptation,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adaptation of low temperature and hypoxia. Consequently, this gene data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evolution of high-altitude adaptation in future bird research. Our first published genome of the genus Lophophorus will be integral for the study of monal populatio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genomic evolution and Galliformes specie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Oviposition Site Selection of the Plateau Frog(Nanorana pleskei) in the Zoige Wetland,China

For oviparous species, oviposition site selection influences adult reproductive success as well as the fitness of the resulting offspring. Females usually choose potential egg-laying sites depending on abundance and quality to maximize their reproductive success. We focused on the oviposition site selection of this plateau frog in Zoige wetland and investigated how the egg-laying pattern of the females influences their offspring's survival. We found that shallow waters, decentralized spawning patterns, and egg attachment to appropriate distance to the water surface were the main spawning strategies of Nanorana pleskei endemic to Qinghai-Tibet Plateau. We argued that drought caused by increasing temperature and variable precipitation has probably influenced N. pleskei reproductive success, which may be a crucial reason for its population decline. 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habitat preservation, increasing embryo survival and establishing practical conservation policies.     

Patterns of Vertebrate Diversity and Protection in Brazil

Most conservation decisions take place at national or finer spatial scales. Providing useful information at such decision-making scales is essential for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conservation. Brazil is one of the world’s megadiverse countries, and consequently decisions about conservation in the country have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survival of global biodiversity. For three groups of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birds, mammals, and amphibians), we examined geographic patterns of diversity and protection in Brazil, including that of endemic, small-ranged, and threatened species. To understand potential limitations of the data, we also explored how spatial bias in collection localities may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patterns of diversity. The highest overall species richness is in the Amazon and Atlantic Forests, while the Atlantic Forest dominates in terms of country endemics and small-ranged species. Globally threatened species do not present a consistent pattern. Patterns for birds were similar to overall species richness,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threatened species in the Atlantic Forest, while mammals show a more generalized patter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 high concentration in the Amazon. Few amphibians are listed as threatened, mostly in the Atlantic Forest. Data deficient mammals occur across the country, concentrating in the Amazon and southeast Atlantic Forest, and there are no data deficient birds in Brazil. In contrast, nearly a third of amphibians are data deficient, wide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but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in the far southeast. Spatial biases in species locality data, however, possibly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patterns of biodiversity. Regions with low sampling density need more biological studies, as do the many data deficient species. All biomes except the Amazon have less than 3% of their area under full protection. Reassuringly though, rates of protection do correlate with higher biodiversity, including higher levels of threatened and small-ranged spec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a need for expanded formal protection in Brazil, especially in the Atlantic forest, and with an emphasis on fully protected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