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研究综述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是在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的基础下,提出的一种针对受损海洋生态环境的补偿制度,以实现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从与已建立的相关制度联系的视角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内涵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保障措施等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关键环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表明:目前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性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对陆源污染带来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研究甚少;海洋生态损害涉及相关利益者复杂,"人-人-海"的补偿关系链条尚未完全形成;补偿标准核算仍是研究的难点,目前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但在一定程度上,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是损害评估体系与补偿体系的综合结果;目前主要有经济、资源、生境3种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方式,补偿方式的选取主要受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率的影响;补偿的有效落实还需要有配套制度和监管体系作为实施保障。综上所述,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是个复杂的过程,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涉及海洋生态损害评价、补偿关键要素、补偿保障条件、补偿可持续性发展等各方面内容,缺一不可。     

集约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

集中集约用海是一种相对高效、生态和科学的用海方式,但也不可避免会干扰海洋生态系统,甚至带来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将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行集约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科学评价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分析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思路和流程,从海洋生态系统的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两个方面构建了基于"生境质量"和"生态响应"的集约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生境质量"指标反映了集约用海工程影响海域的海洋生物栖息环境质量状况的变化,主要包括水环境、沉积环境和典型物种的生物质量指标,"生态响应"指标反映了集约用海工程影响的海域不同营养级的生物对变化环境的生态响应,它主要包括生物群落结构指标和生态敏感区结构、功能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现状,研究并确定了生态环境影响的各评价因子的权重、标准及评价等级,建立了集约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指数法评价模型,通过集约用海工程建设前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变化量ΔE来定量地衡量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以期为适宜的集约用海工程规模和科学选址提供技术支撑。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综述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是通过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生态过程,以物品和服务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给人类提供的效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衡量了海洋生态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贡献度,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急需加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通过对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三大类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后可知,各类方法各有利弊,但是,存在不同方法耦合和方法优化选择的空间。通过海岸带、近海、远洋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案例展现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政策选择、海洋生态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的价格决定中的重要作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前景广阔,在内涵认知深入化、评估方法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化、结果应用广泛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海洋生态资本指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源。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由海洋生态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成。海洋生态资本评估包括海洋生态资源存量评估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在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体系下,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与利用情况,建立了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和价值量的技术框架。基于物质量可量化、价值量可货币化、数据可获得性三条评估原则,筛选出9个指标定量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和价值量,并给出了对应的评估方法、计算公式、参数和数据来源。海洋供给服务采用养殖生产、捕捞生产和氧气生产3个指标评估;海洋供给服务采用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2个指标评估;海洋文化服务采用休闲娱乐、科研服务2个指标评估;海洋支持服务采用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2个指标评估。养殖生产、捕捞生产等指标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氧气生产、废弃物处理、科研服务等指标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气候调节指标采用替代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休闲娱乐指标采用旅行费用法或收入替代法进行评估;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等指标采用条件价值法进行评估。该套方法体系已经应用于山东省7个沿海地级市和福建省东山湾、罗源湾的近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已经得到学术界和海洋管理部门的认可,被国家标准《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吸收采用。该套方法紧密切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可为海洋主管部门的生态资本核算、生态补偿业务、环评审批提供关键技术手段,也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精确评估提供了科学基础。     

海洋生态资本概念与属性界定

海洋生态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其进行资本化界定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和资本化管理的前提。基于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两大理论,结合国内外学者对"自然资本"、"生态资本"等概念的界定和认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性,提出了海洋生态资本的概念,认为海洋生态资本是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源。海洋生态资本的价值是指海洋生态资本的存量价值及其产生的收益流价值,包括各类海洋生态资源的现存量价值及其组成海洋生态系统整体而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较了海洋生态资本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自然资本、海洋资源等概念的异同,进而探讨了海洋生态资本的一般属性及其特殊属性。     

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结构要素与评估指标体系

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构建了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的结构要素及其评估指标体系。海洋生态资本的价值是指海洋生态资本的存量价值及其产生的收益流价值,包括各类海洋生态资源的现存量价值及其组成海洋生态系统整体而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中,海洋生态资源的现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包含海洋供给服务、海洋调节服务、海洋文化服务和海洋支持服务等4个子要素的价值。     

海洋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及应用——以温州市为例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可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4组服务,调节服务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现行国家标准《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GB/T 28058-2011)中调节服务价值已有相应评估指标和方法,但与陆地生态系统的评估体系并不统一。为了更好地接轨陆地生态系统评估体系和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先对调节服务价值的评估指标和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之后以温州海域为例开展应用验证,并与国标方法评估的结果进行比对。选择固碳、气候调节和废弃物处理3项指标,分别采用替代市场价格法和替代成本法对2013—2017年5年间温州海域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并初步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采用改进后的评估指标和方法,2013—2017年温州海域调节服务价值变化范围为(63.59—86.25)亿元;其中,以废弃物处理提供的服务价值占主导地位(56.53%—76.64%),其次是气候调节服务提供的价值(23.33%—43.45%),二者合计占调节服务价值的99.9%以上。可见,温州海域调节服务价值的贡献主要来自废弃物处理和气候调节服务提供的价值。温州海域面积8649 km~2,2013—2017年其调节服务价值平均分布密度范围为(73.52—99.72)万元/km~2。此外,温州海域提供的调节服务价值相当于同年温州市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7.34%—11.88%,相当于同年温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的1.26%—2.00%,对温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度为17%—27%,由此表明温州海域调节服务价值对温州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温州海域调节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从近岸向外海明显降低趋势。采用新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能大幅度提高调节服务的价值(是旧方法评估价值的6—9倍),从而使温州市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得到大幅提升。本研究对温州市海洋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评估,反映出近年来温州市海洋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同时表明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效益,也可为温州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部门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影响的评价方法

集约用海是一种相对科学、高效、生态的用海方式,但也不可避免的要占用和消耗海洋资源。因此开展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影响的科学评估,将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就尤为重要。通过分析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资源的影响,明确了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资源影响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思路,从海洋资源的复杂性及其开发利用角度,构建了基于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港口航道资源、滨海旅游资源和其它资源的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从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和鱼类生物方面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从滨海湿地、岸线、海域空间利用变化方面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对海域空间资源的影响;从水动力变化、港口资源利用方面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影响下港口航道资源的影响;从旅游资源密度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对滨海旅游资源的影响;从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利用方面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对其它资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估现状,研究并确立了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影响的各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标准及评价等级,建立了基于赋值法、综合评价法的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影响的综合评价模型,利用综合评估指数I来反映集约用海工程对海洋资源的影响程度。利用该评价方法评价了曹妃甸区域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区域集约用海对海洋资源造成的影响较大,应严格控制该区域集约用海工程。     

基于生境质量和生态响应的莱州湾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莱州湾沿岸海域未来10a是山东省集约用海规划的重要区域。为了降低和减少用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确定集约用海适宜规模和科学选址,应用已构建的集约用海对海洋生态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从生境质量和生态响应两方面对莱州湾2004年至2012年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位于莱州湾西部和南部近岸海域的Ⅰ区和Ⅳ区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差"的等级,生境质量总体上处于轻度到中度污染水平,水质和生物质量污染较严重,生态受到中度到严重扰动,其中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密度偏离标准值较大,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和生物量总体偏离标准值不大,但其物种组成已发生了明显变化,鱼卵和仔鱼数量急剧下降。在这两个区域要严格控制集约用海工程规模和新的污染排放,密切关注其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位于莱州湾中部和东部的Ⅱ区和Ⅲ区生态环境质量接近"一般"等级,生境质量总体上处于轻度污染水平,水质受到一定程度污染,生态处于中度扰动状况。总体上,2011年和2012年莱州湾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E值明显高于其他年份,生态环境有明显好转趋势。     

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生态文明科技贡献核算理论与技术

项目拟将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科技需求与国际生态领域研究前沿结合,综合应用生态评估、社会调查、政策分析、系统模拟方法,重点研究:生态资产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生态效益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工程效益评估技术方法与应用,国家与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生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与政策措施,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政策措施,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评估方法体系与应用示范,构建生态资产与生态效益、生态补偿、科技支撑生态文明贡献度的核算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与机制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评估

海洋生态资本是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源。海洋生态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生境资源。海洋生态资源的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针对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的特征,在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提出了鱼类、贝类、甲壳类、头足类、大型海藻等主要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价值评估技术方法,包括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评估。探讨了海洋生物资源单位价格确定、评估价值修正、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成本扣除等问题。     

海洋工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以厦门杏林跨海大桥为例

随着海岸带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程度的加快,日益增多的各类海洋工程已经或者正在损害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即让生态损害责任方承担生态损害的全部成本,是解决海洋生态损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建立了海洋工程生态损害评估框架和生态损害补偿标准估算模型,并成功运用于厦门杏林跨海大桥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2%的贴现率下,杏林大桥生态补偿标准为1739万元,远高于政府实际征收的补偿金额600万元。该评估框架信息需求量小,成本低且简单易行,在小规模海洋工程的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生态补偿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海洋生态资源破坏日趋严重。开展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研究有利于利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海洋生态资源面临的问题,在目前中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薄弱,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研究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也是对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拓展。本文详细分析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分析、补偿强度和补偿途径3个基本问题;指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包括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提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方向: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评估,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等。     

海洋浮游生物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进展

生态化学计量学可以简单定义为从分子到生物圈的元素生物学,其跨越了环境和生命的各个层次,是构建从分子到生态系统统一化理论的新思路,是生态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海洋生物占地球生物圈总生物量的50%,是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浮游生物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在海洋生态系统元素循环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目前关于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研究较零散和缺乏.因此,本文从限制元素影响海洋浮游生物的生态现象和机理、生化物质对营养限制的响应、营养限制的食物链传递与反馈4方面,对海洋浮游生物化学计量学研究进行综述,分析了该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的发展重点提出了展望.
     

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策目标、海洋环境自然属性、自然保护区区域特殊性以及我国制度环境,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思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客体和补偿标准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应该以持续的生态效益供给为目标,以正外部性内部化为基本原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是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履行补偿责任;补偿客体为保护区周边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周边居民的补偿标准以其为保护区牺牲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对管理机构的补偿标准以其使保护区增加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在构建补偿机制框架后,探讨了保护区运营资金支持和补偿标准公信力等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Ecophysiological steps of marine adaptation in extant and extinct non-avian tetrapods

Marine reptiles and mammals are phylogenetically so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that their marine adaptations are rarely compared directly. We reviewed ecophysiological features in extant non-avian marine tetrapods representing 31 marine colonizations to test whether there is a common pattern across higher taxonomic groups, such as mammals and reptiles. Marine adaptations in tetrapod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aquatic and haline adaptations, each of which seems to follow a sequence of three steps. In combination, these six categories exhibit five steps of marine adaptation that apply across all clades except snakes: Step M1, incipient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Step M2, direct feeding in the saline sea; Step M3, water balance maintenance without terrestrial fresh water; Step M4, minimized terrestrial travel and loss of terrestrial feeding; and Step M5, loss of terrestrial thermoregulation and fur/plumage. Acquisition of viviparity is not included because there is no known case where viviparity evolved after a tetrapod lineage colonized the sea. A similar sequence is found in snakes but with the haline adaptation step (Step M3) lagging behind aquatic adaptation (haline adaptation is Step S5 in snakes), most likely because their unique method of water balance maintenance requires a supply of fresh water. The same constraint may limit the maximum body size of fully marine snakes. Steps M4 and M5 in all taxa except snakes are associated with skeletal adaptations that are mechanistically linked to relevant ecophysiological features, allowing assessment of marine adaptation steps in some fossil marine tetrapods. We identified four fossil clades containing members that reached Step M5 outside of stem whales, pinnipeds, sea cows and sea turtles, namely Eosauropterygia, Ichthyosauromorpha, Mosasauroidea, and Thalattosuchia, while five other clades reached Step M4: Saurosphargidae, Placodontia, Dinocephalosaurus, Desmostylia, and Odontochelys. Clades reaching Steps M4 and M5, both extant and extinct, appear to have higher species diversity than those only reaching Steps M1 to M3,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clades is higher for the earlier steps. This suggests that marine colonizers only diversified greatly after they minimized their use of terrestrial resources, with many lineages not reaching these advanced steps. Historical patterns suggest that a clade does not advance to Steps M4 and M5 unless these steps are reached earl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lade. Intermediate forms before a clade reached Steps M4 and M5 tend to become extinct without leaving extant descendants or fossil evidence.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construc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arine adaptation in many clades. Clades that reached Steps M4 and M5 tend to last longer than other marine tetrapod clades, sometimes for more than 100 million years.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区划指标框架研究

海岸带是海陆生态系统的交错带,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变化敏感、脆弱。随着沿海各省市新一轮开发规划的实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海洋生态管理面临着新的经济、环境问题,海洋生态监控区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海洋生态监控区,指依据海洋生态特征和问题冲突特点而确定的、通过生态监测和评价而提出的用于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调控的海洋区域。海洋生态监控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基础。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从自然视角、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3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海洋生态重要性区域的内涵,并结合生态社会与生态系统服务描述了海洋生态监控区内涵;结合沿海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海洋生态系统管理需要,从管理学、生态学、管理对象及管理实施等方面探讨了海洋生态监控区区划的原则;分析了影响海洋生态监控区的主要因素,结合近岸海域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构建了区划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和三大方面14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