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城镇化对中国推进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中国过去40年城镇化发展迅速,从数字指标上看,不仅走过了一条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道路,也走过了一条快速城镇化道路。然而,中国城镇化发展重"量"而轻"质",偏重于城镇数量增多和城镇化速度的提升,而对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城镇就业、第三产业发展等城镇化的本质问题关注不够。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明确要求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中国新型城镇化应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如何将SDGs的具体要求用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机制,测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状况;通过推进城市绿色创新实践,拓宽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路径。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

厘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研究的现有进展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深化SDGs研究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SDGs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结果表明：(1)SDGs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累计发文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且涉及学科领域广泛。(2)英国、美国和中国等是SDGs的主要研究力量，发展中国家对SDGs研究的影响也持续增强。(3)环境问题、多方合作、SDGs全球治理与地方化等是SDGs研究的热点方向，而公民健康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是SDGs未来研究的关注重点。鉴于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后续研究应重视SDGs评估、扩展指标数据源和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等。     

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推动

“SDGs加速行动”是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的全球行动。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后，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提出了214项SDGs加速行动。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系列影响，后疫情时代如何推动全球SDGs加速行动的实施成为重要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2019）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等政策文件进行信息提取，建立加速行动匹配性指数模型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恢复力指数模型，根据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将各国按照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为9类，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提供支撑。研究发现：（1）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实施与区域需求不匹配，且这种不匹配的情况在COVID-19爆发前已经出现；（2）加速行动的实施受限于现有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基础，区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多边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行动；（3）下一步实施加速行动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根据分类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关系，分重点推进加速行动的实施，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体系，分类设立后疫情时代不同时期的阶段目标，分阶段循序渐进，定期反馈追踪，以在2030年促进17项可持续目标的实现。     

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以锡林浩特市为例

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评价能够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PSR模型,以煤炭资源型城市锡林浩特市为研究区域,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共选取了33个指标因子,构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了城市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并通过障碍度模型对城市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7年锡林浩特市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0.464上升到0.553,安全等级由较不安全转为临界安全状态;(2)10年间PSR三大指数表现出不同变化特征。压力指数呈下降后上升再小幅下降的变化趋势,状态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响应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3)子系统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压力系统的障碍度最大,是影响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子系统的障碍度变化趋势表现为: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的障碍度均不同程度增大,响应系统的障碍度越来越小;(4)单项指标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影响该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集中在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10年间最大障碍因子经历了从城镇化率到矿区面积的演变。     

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文献计量研究——以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是一项地方试点示范工作，倡导实验区基于自身特点设计实验主题，自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典型做法，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领域建设时间最长、覆盖规模最广、实验主题最为多样的政策试点，实验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对发展理念的概念和框架探讨、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估、区域发展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以及可持续发展投入产出效率差异等，为实验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打下基础。为了系统梳理实验区研究的整体演进情况，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考，从文献计量的视角，对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创新示范区"）为主题的研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厘清实验区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研究领域、核心问题、前沿热点和科学合作网络结构，基于此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实验区主题的发文量总体上呈波动趋势，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局部性合作较强；研究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可持续发展在实验区的政策实践；研究前沿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相呼应，其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一直都是热点问题；经历了从可持续发展理念普及到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的历程。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一全球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实验区和创新示范区作为政策试点的作用，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加强与SDGs研究的衔接；二是增加科技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三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典型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系统研究。     

“满意度”与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进展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并且不断探索完善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针对如何评价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出了大量的分析方法、评价指标和研究框架。分析了"满意度"在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应用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和研究展望。研究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需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涵出发,结合主观与客观的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判定,在充分利用客观信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考虑居民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满意度",提出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指标动态监测体系,构建适应生态文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态创新理念与可持续发展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列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全新生态创新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所谓生态创新是指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出发,通过生态技术的创新、绿色制度的形成,生态观念的改变不断地解决各种生态问题,最终使一个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成功的过程。生态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生态观念创新是生态创新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重要支柱。     

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的元数据分析与管理

在我国大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同时,采用何种评估方法和数据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元数据理论与技术在解决评估数据质量控制方面被视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针对我国现阶段使用的一些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特点,通过深入剖析每一个指标数据的来源、获取手段、适用方法等特征,提出从软件工程学思路研发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具体方法,帮助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高效获取和管理评估所需数据信息;以"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及信息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中所建立的元数据规范,对其所包含的"数据发布日期"、"数据发布形式"、"空间范围"、"时间范围(起始时间、结束时间)"、"统计频率"、"数据安全限制分级"、"数据志说明"、"在线资源链接地址"和"数据统计单位信息(单位名称、联络人、联系电话、单位地址、邮件地址)"共14项为评估数据的关键元数据项,以此追踪对标的评估数据。并通过量化数据质量评分法针对数据质量在运用元数据追踪法前后的评价结果对比发现,被评估指标的数据质量在获得元数据支持时,其数据可靠性、可比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评价分值都获得了十分显著的改善。研究认为采用元数据理论在控制和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数据质量方面具有优势作用,开发有针对性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元数据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提高评估数据的综合评价结果。     

中国“三大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以真实发展指标对6个典型城市的可持续性评估为例

“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情况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真实发展指标(GPI),评估了1995—2012年中国“三大经济模式”下广州、深圳、温州、苏州、无锡、常州6个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6个城市的GDP呈指数型增长,但GPI在1995—2005年间并无增长,2005年以后才开始上升,GPI与GDP的差距越来越大;“珠江模式”虽然经济增长迅猛,但经济、社会、环境损耗突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不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温州模式”人均GPI后期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发展后劲不足,贫富差距突出,社会账户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发展方式亟待转型;“苏南模式”虽然资源消耗较为突出,但各类损耗处于中等水平,经济增长迅猛,社会账户水平稳步提高,GPI所反映出的真实发展水平也较高,相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三大经济模式”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三大方面,而“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应更积极地寻求发展转型.     

一种城市生态系统现状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生态城市建设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最终趋势。从结构、功能、活动、发展演化规律等方面来看,城市生态系统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到城市生态系统现状评价中,提出和解释了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价城市生态系统的现状,建立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集对分析方法,将评价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多个指标系统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描述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兰州市城市生态系统现状评价。结果表明,在2004—2010年间,兰州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折线型关系,而且有明显的陡降现象。具体变化趋势是从2004年的0.5081平缓上升到2005年的0.5581、然后陡降到2006年的0.4073、接着平缓上升直到2009年的0.5010、最后平缓下降到2010年的0.4706。尽管不同时期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一直处在基本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协调程度一般;该评价方法能够很好的反映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为建设生态城市提供科学依据。     

林业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测度——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

把握城市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优化特性是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研究从生态、经济、社会3个维度构建了林业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2005-2018年时段生态、经济、社会数据,对伊春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实证测度评价,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采用GM （1,1）灰色预测模型进行发展预测。结果表明：（1）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态势,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主要动能历经了从生态到经济,再到生态为主要动力的发展过程,三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呈趋同态势,推动三维系统的均衡协同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2）三维系统耦合度稳定在较高水平,系统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程度较高,协调度呈波动上升,实现了由勉强协调、经济滞后发展向良好协调、同步发展的转变,协调状态趋向良好;（3）三维系统中社会子系统对协调发展的障碍度最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GDP增长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4个指标是制约近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4）2019-2030年,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发展指数及协调度的预测值均呈上升态势,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将向更高级的协调发展状态演进,经济发展将再次成为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强生态建设,引领生态创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着力降低障碍因子对协调发展的阻力作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联动健康发展是伊春未来重要的努力方向。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以六个中心城市为例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唇齿关系，其耦合协调程度对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将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引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中，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构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基本类型划分体系，分析了2010-2018年武陵山片区六个中心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1）各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基础较好，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各中心城市的空间差异明显，2010年、2015年与2018年六个中心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内部差异性较大，东部大于西部，怀化市"单核"特征明显。（3）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没有实现突破性、跨越式的提升，且城镇化滞后的问题较为明显，影响了两者实现高耦合协调度的进程。研究认为须要坚持以绿色为底色，以生态为引领，加快提升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新路。     

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城市是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是衡量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中国27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不同规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3类24项指标,对其2000—2010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城市规模类型间横向对比分析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相应提高,生态环境指数却随之下降。从不同规模城市类型内的时间序列分析对比来看,2000—2010年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指数各个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也伴随着提升。并且,巨大特大型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提高幅度最大;大型城市在社会进步方面提高幅度最大;中小型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方面提高幅度最大。但截止到2010年,不同规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均为Ⅲ级,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处于一般水平。探究了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今后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参考。     

基于TOPSIS模型的海南岛土地综合承载力时空变化及障碍度诊断

土地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是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探讨海南岛土地综合承载能力,依据2009-2019年统计数据,采用TOPSIS和GM （1.1）模型从时序角度评价并预测了2020-2030年海南岛土地综合承载力,并借助ArcGIS软件和障碍度模型对各市县2015年、2019的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动态分析及障碍度诊断。结果显示,海南岛土地综合承载力主要受经济与社会子系统的影响,2009-2019年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缓慢升高趋势,其中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贴近度值表现为下降趋势,而经济与社会子系统贴近度值明显升高。预测结果表明2020-2030年土地综合承载力呈持续上升趋势。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动态变化差异显著,总体表现为沿海市县综合承载力水平高于内陆市县,2015年与2019年处于较高水平的是海口和三亚,处于中等水平的2015年为8个市县,2019年达到11个市县,处于较低水平的2015年为8个市县,2019年只有5个市县,并且各市县子系统承载力差异显著。障碍度分析表明,2015年和2019年子系统障碍度最高的是经济子系统,2015年障碍因子主要有经济密度（X₉）、地均固定资产投资（X₁₂）、耕地有效灌溉率（X₆）及人均GDP （X₈）;2019年障碍因子主要有经济密度（X₉）、地均固定资产投资（X₁₂）、人均GDP （X₈）及复种指数（X₁₄）。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各市县土地综合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将为海南岛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探究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探讨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学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2007-2018年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市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两者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演进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广深佛莞"为中心,向两侧递减的空间格局。在作用类型上,珠三角多数城市在2007年的科技创新能力起到明显地滞后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生态环境之间达到基本协调,甚至高级协调水平;而肇庆市发展相对缓慢,仍处于"基本失调-科技创新受阻型"。以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通过加大创新要素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合理布局生态用地等方法提高生态创新,有助于未来珠三角实现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Unravelling urban sustainability.: How the Flemish City Monitor acknowledges complex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argue that the City Monitor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landers (Belgium) acknowledges two kinds of complexities. Firstly, the set of almost 200 SD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s positioned in complex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Flemish cities. In this respect, this learning instrument contains actor-exceeding and policy-exogenous information, which is relevant for governance settings involved in 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ir city. The City Monitor is meant to enhance and sharpen the quality of strategic urban debates and, as a consequence, it has to be regarded as only one single element in complex urba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Secondly, the design methodology of the City Monitor also aims at addressing typical tensions brought about by such catch-all terms as urban sustainability. Because of the complex and normative character of the concept we opted for an intensive co-design approach with hundreds of urban stakeholders. The case of the City Monitor shows that this ‘complexity-acknowledging’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can be complementary to more traditional monitoring approa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