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城市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影响。选取城镇化发展最为迅速与典型的京津冀地区作为研究区域, 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及Malmquist效率指数,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2006-2015年土地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 随后, 基于人口、富裕和技术(STRIPAT)模型, 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土地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土地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各城市土地生态效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此外, 土地利用与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环境政策的改变等均会对土地生态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这项研究旨在为提高城市土地管理水平,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加速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启未来十年的行动和成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介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于2019年9月24、25号在纽约召开,各国政府的高层人员就加速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了全面审议和讨论。目前就全球而言,因为致命冲突、气候危机、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原因,人类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已经偏离了既定轨道。为此,大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联合国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筹措资金,努力在2030年之前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同时,多国政府和组织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了126项SDGs加速行动（SDG Acceleration Actions）。我国代表在峰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全面深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目前在脱贫、医疗、教育等方面进展明显,有望提前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

厘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研究的现有进展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深化SDGs研究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SDGs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结果表明：(1)SDGs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累计发文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且涉及学科领域广泛。(2)英国、美国和中国等是SDGs的主要研究力量，发展中国家对SDGs研究的影响也持续增强。(3)环境问题、多方合作、SDGs全球治理与地方化等是SDGs研究的热点方向，而公民健康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是SDGs未来研究的关注重点。鉴于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后续研究应重视SDGs评估、扩展指标数据源和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等。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及应用——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作为我国重要战略保障基地，面临较为突出的不可持续问题，定量化开展可持续发展水平监测评估是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激活再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结合行星边界理论，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特征出发，建立了由2个系统、4个支柱、12个领域和48项指标组成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全球SDGs监测评估实践经验，考虑指标属性，综合确定各指标的阈值，并采用改进的离差标准化、障碍度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等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拥有“有色金属之乡”称号的郴州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评价对象，对其2005—2019年连续15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郴州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得分由0.398上升到0.610。(2)4个支柱中，自然资源支柱的得分进步幅度最大，高达71.3%,说明郴州市已经逐步提高对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视，同时意识到挖掘替代资源的重要性，资源保障与利用能力不断提升；而发展动力支柱得分始终处于较弱或中等水平，已成为制约郴州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其中科技创新驱动是该支柱发展关键障碍...     

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推动

“SDGs加速行动”是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的全球行动。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后，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提出了214项SDGs加速行动。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系列影响，后疫情时代如何推动全球SDGs加速行动的实施成为重要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2019）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等政策文件进行信息提取，建立加速行动匹配性指数模型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恢复力指数模型，根据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将各国按照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为9类，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提供支撑。研究发现：（1）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实施与区域需求不匹配，且这种不匹配的情况在COVID-19爆发前已经出现；（2）加速行动的实施受限于现有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基础，区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多边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行动；（3）下一步实施加速行动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根据分类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关系，分重点推进加速行动的实施，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体系，分类设立后疫情时代不同时期的阶段目标，分阶段循序渐进，定期反馈追踪，以在2030年促进17项可持续目标的实现。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态对于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陕西省2005—2019年数据为例，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及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时空规律及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陕西省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基本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规律。(2)各市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空间差异明显，2005年、2013年、2019年陕西省10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态存在较大差异性，相对发展状态整体上由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发展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3)脉冲响应图反映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间存在明显互动关系，前期生态环境受新型城镇化冲击的负向抑制作用，后期影响逐渐减小，受自身冲击较大，而新型城镇化发展前后期均主要受自身影响。本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以生态为优先，在提高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加速提升陕西省各区域空间人口等不同维度城镇化发展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目标。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以六个中心城市为例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唇齿关系，其耦合协调程度对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将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引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中，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构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基本类型划分体系，分析了2010-2018年武陵山片区六个中心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1）各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基础较好，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各中心城市的空间差异明显，2010年、2015年与2018年六个中心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内部差异性较大，东部大于西部，怀化市"单核"特征明显。（3）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没有实现突破性、跨越式的提升，且城镇化滞后的问题较为明显，影响了两者实现高耦合协调度的进程。研究认为须要坚持以绿色为底色，以生态为引领，加快提升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新路。     

足迹家族视角下关中城市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平性评价

西部城市群快速发展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自然资源消耗过快导致各市改善生态环境努力的差异加大,生态占用不公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给城市群实现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7 SDGs）带来了困难。在描述2007-2018年关中城市群人均生态足迹（ef）、人均碳足迹（cf）、人均水足迹（wf）和城市发展指数（CDI）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基尼系数评价了生态占用公平性对城市群实现17 SDGs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关中城市群各市CDI年均增长率低于ef、cf、wf,城市发展滞后于资源消耗,不利于实现17 SDGs。②碳压力与碳承载的匹配度趋于优化,生态压力同生态承载、水资源压力同水承载的匹配度下降。③生态压力同CDI的空间均衡程度相对公平且稳定,碳压力、水资源压力同CDI的空间均衡程度下降,城市发展同承载力贡献差异性显著。建立监测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同生态占用公平程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生态占用公平在实现SDGs情境中有利于保护森林与耕地、提高城市群内城市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水平和平衡好各市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取舍的影响。为此,提出改善城市群生态环境治理框架、加强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和城乡废物管理、建立跨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等建议。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协调演化特征及空间耦合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连接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桥梁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备受瞩目。以中国333个城市为研究单元,通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2010年、2015年的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同时分析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1)全国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均值由2010年的0.0792增加到2015年的0.0987,增长了24.62%,大部分城市仍处于萌芽发展阶段,仅上海市和深圳市进入高度发达阶段;(2)全国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均值由2010年的0.2542升高到2015年的0.2621,提高了3.11%,但有81个城市的均值由2010年的0.1201下降至2015年的0.1183,降低了1.50%,形成了恶化形势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3)城镇化综合得分及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系数分别为-0.1303、-0.2019、-0.2404和0.1946,经济发展或已成为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有力抓手。据此我们建议,城市发展应加强生态空间统筹管理,尝试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协调人口、土地与经济三维度下城镇化进程。     

我国粮食单产发展特点及国际比较

受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等因素影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提升粮食单产已成为新常态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本文通过我国粮食单产发展的国际对比分析,找出国内外粮食单产水平的差距,归纳总结国际社会提高单产和促进粮食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为提升我国粮食单产水平、确保今后国家粮食安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材料“创造”土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土地为载体,通过大量投入钢铁、水泥等建材大规模修建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创造出大量的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利用1985—2010年中国省级行政单元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城市居住用地总面积、城市住宅总面积和城市住宅建筑材料总使用量等数据,识别城市扩张模式,揭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建筑面积及其构筑材料三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2000年是中国城市扩张的重要分界点,2000年之前中国各省份的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城市住宅总面积和城市住宅建筑材料总使用量均较小且省份间差异不大,2000年之后三者迅速增长且省份间差异逐渐扩大。在地区尺度上,三者均呈现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特点,地区内部差异则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的特征。大多数省份的城市住宅总面积及其构筑材料总量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而增长,表明城市在发展初期以扩大建成区和水平扩张为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内部空间重组和用地置换导致高层建筑逐步替代了原有的单层或低矮建筑,城市扩张的方向由依赖土地的水平扩张转向以大量使用建筑材料为基础的垂直扩张,使得许多省份的城市住宅总面积逐渐超过辖区内居住用地总面积。这种以建筑材料"创造"出更多"土地"的城市垂直扩张在满足人们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需求的同时,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生态空间,但需要以消耗更多的建筑材料并承担建筑材料在开采、制造、运输、使用和废弃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为代价。     

可持续发展目标关系研究进展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并且是整体而不可分割的,但并未说明各项目标之间是如何相关联的,因此限制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理清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促进政策一致性实现的保障。由于我国目前关于此方面的报道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对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了较全面的了解研究背景,首先简要回顾了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变过程;随后在综合分析已有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分别从"联结途径""相互作用程度""网络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模型"以及"执行手段"等五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论述,并总结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未来挑战;最后分析了当前研究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启示,主要包括:(1)明确我国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促进不同层级政府和管理部门间政策一致性的实现;(2)完善指标监测体系,消除数据缺口;(3)加快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模型。     

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需求分析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诱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与之相伴的环境资源纠纷数量亦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因重大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由于环境案件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催生了各地环境法庭的产生。可持续城市化全球战略的发布为当下中国环境法庭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需求，围绕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担当、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目标，分别从消除贫困、包容社会和有抵御灾害能力三方面对环境法庭建设提出新诉求。在可持续城市化时域下，确立环境权、扩大管辖权和成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环境法庭建设的助力方向。     

基于能值分析的厦门城市代谢可持续性评估

生态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对中国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研究以中国典型的生态城市厦门市为例,基于城市代谢框架结合能值分析法,对厦门市代谢系统进行各项能值流的核算,构建2010-2017年厦门市能值指标评估体系,选用可持续发展指数、可持续发展能值指标、城市健康水平能值指数3项指标综合评价其生态可持续性,选取部分能值指标与珠海市、深圳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中国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2010-2017年,厦门市总能值呈上升趋势,2017年的总能值为2.51×10²⁴ sej,是2010年总能值的1.65倍,货币流能值显著增加,废弃物流能值下降。能值自给率由98.30%逐渐递增至99.20%,能值产出率由8.30%逐渐递增至15.20%,环境承载率小于3,属于环境低负荷状态。（2）厦门市可持续发展指标处于1-10之间,表明其生态经济系统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值指标由2010年的3.67增加至2017年的7.76,表明厦门市的可持续发展性能愈来愈好,城市健康水平能值指数由2010年的6.21上升至2017年的25.80,表明厦门市生态系统处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3）厦门市与珠海市、深圳市的能值指标对比分析表明,厦门市与珠海市均处于富有经济活力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潜力阶段,且厦门市代谢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优于珠海市与深圳市。（4）总体来看,厦门城市代谢系统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利于厦门市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同类型生态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灰水足迹的中国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水资源面临着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恶化等挑战，因此加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灰水足迹核算对2016年中国地级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灰水足迹水平差异大，平均值为23.40×10⁸ m³，主要集中在20.00×10⁸ m³以下。中国城市农业源灰水足迹比例占比主要在70%以上，工业源比例占比主要在20%以下，而生活源比例占比在40%以下；（2）全国灰水经济生产率在12.45-857.31元/m³范围内，地区差异明显。33%城市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均大于1，全国地级市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平均值为1.16，城市水资源利用已对水环境产生污染压力，用水不可持续；（3）城市水资源开发率与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城市发展对水资源利用的"量"和"质"的压力作用具有一定的协同关系；（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呈现大型城市 > 特大型城市 > 超大型城市 > 中小型城市，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发展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用水高产而护水低效的现象。因地制宜的实行水资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适时纳入灰水足迹核算与管理体系，是当前城市化大背景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     

海绵城市研究进展综述:从水文过程到生态恢复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合理的规划建设加剧了城市洪涝、城市缺水、生态功能降低等诸多问题,受国外低影响开发理念启发,国内学者提出了与城市水文过程紧密结合的解决之道——"海绵城市"。在梳理海绵城市概念、内涵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讨论了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水文过程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海绵城市研究涵盖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和水生态等众多领域且不断融合拓展。归纳了海绵城市的发展趋势,强调应更加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积极响应多尺度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城市水文过程并完善城市生态系统构建。提出了海绵城市建设优化框架,在理论上从单纯地关注水文过程转变到全方位倡导生态水文修复,在技术方法上重点融合生态水文途径改善城市水文空间体系,将生态恢复作为重要建设方式来提升城市应对灾害的弹性。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China's Urban Areas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in parallel with its economic boom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o date, the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China''s urban areas has not been quantified. Here, using data compiled from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atistical yearbooks, we estimated that total carbon storage in China''s urban areas was 577±60 Tg C (1 Tg  = 10¹² g) in 2006. Soil wa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otal carbon storage (56%), followed by buildings (36%), and vegetation (7%), while carbon storage in humans was relatively small (1%). The carbon density in China''s urban areas was 17.1±1.8 kg C m⁻², about two times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all lands. The most sensitive variable in estimating urban carbon storage was urban area. Examining urban carbon storages over a wide range of spatial extents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found a strong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urban carbon storage and total urban area, with a specific urban carbon storage of 16 Tg C for every 1,000 km² urban area. This value might be useful for estimating urban carbon storage at regional to global scales. Ou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fraction of carbon storage in urban green spaces was still much lower in China relative to western countries, suggesting a great potential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rough urban greening and green spaces management in China.     

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的多空间尺度动态响应

大规模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不断扩张,给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了200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以及二者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这种关系在栅格尺度、县域尺度、市域尺度上的尺度效应以及变化规律。利用InVEST模型对所选取的4项生态系统服务指标进行量化,并运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来检验其与4项城镇化指标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除碳储量下降了0.8%外其余生态系统服务均有所提升,其中生境质量增加0.8%、水分产量增加了68%、土壤保持能力增长了35.7%而粮食产量增长近三倍。(2)生态系统服务与城镇化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且相关性在县域尺度上最为显著。其中产水量与4项城镇化指标均呈现正相关,粮食产量、碳储量、土壤保持量及生境质量均与4项城镇化指标均呈现负相关。(3)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指标与生态系统服务仅在县域尺度上拟合度较好且具有明显的聚集趋势,其中城市用地占比与碳储量、粮食产量全域拟合度最高分别为0.42与0.63。在针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上不同区域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同时需要对...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China'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played a pioneering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high prais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eco-agriculture, by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agri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two period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rovides rich production experience. China's modern agricultural ecology has experienced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initial exploration (1981–1992),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1993–2004), steady advancement (2005–2011)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2012–present). Each stage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landmark achievements, which ramm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2) China's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t of government in 1993, and has basically formed a five-level demonstration and driving system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cluding 2 pilot provinces for eco-agriculture, 10 demonstration cities for circular agriculture, 100 demonstration counties for eco-agriculture, 12 demonstration bases for eco-agriculture, and 1100 beautiful villages, which cover province, municipality, county, base and village. The advancing mechanism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f “small circulation in the main body, circulation in the park and large circulation in the county”,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nationwide; 3) China's eco-agriculture has thre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ness, sustainability and diversity. Its basic contents mainly include: agricultural ec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basis,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ssembly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eco-agricultural technology; 4) Under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China's eco-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is innovating and improv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high efficiency, industr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practicality and multi-function, thus gradually establishing a resource-saving,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oriented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ing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integrating rural production development, prosperous life and good ecology, and helping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中国典型城市群城镇化碳排放驱动因子

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地域单元。以中国典型城市群6个代表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为案例,采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4部分,包括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碳强度效应,研究2000—2014年城镇化过程中碳排放的驱动机制。主要结果:(1)各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均有增长,能源效率逐渐提高,碳排放强度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的是下降趋势,在天津呈上升趋势,而在广州和武汉则趋于平稳状态,各城市群能源消耗中各种能源的比重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2)天津和广州的4个碳排放影响效应整体上是逐渐增大,北京和上海是趋于平稳对称,武汉和重庆是先减小后增大。研究表明,经济和人口对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作用。通过研究中国典型城市群碳排放的驱动因子,有助于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制定以及城市群发展模式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