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中游春玉米叶片水δD和δ18O的富集过程和影响因素

植物水的稳定同位素分馏过程是水在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中循环的重要环节。以往研究由于叶片水¹⁸O同位素比值(δ¹⁸O _l,b)和氘(D)同位素比值(δD_l,b)(合称δ_l,b)实测数量少只能作为模型验证数据, 导致δ_l,b富集机制研究多集中于模型研究, 缺乏基于野外试验条件的δ_l,b富集的控制机制研究。叶片水δD_l,b和δ¹⁸O _l,b的富集程度(ΔD_l,b和Δ¹⁸O _l,b, 合称Δ_l,b)通常表示为δ_l,b与茎秆水D同位素比值(δD_x)和¹⁸O同位素比值(δ¹⁸O_x) (合称δ_x)之差, 即Δ_l,b = δ_l,b - δ_x。该研究以黑河中游沙漠绿洲春玉米(Zea mays)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重点采集和分析了季节和日尺度δ_l,b和δ_x数据, 配套开展了大气水汽δ¹⁸O和δD (合称δ_v)等辅助变量的原位连续观测, 探讨了季节和日尺度上的δ_l,b富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叶片水δ_l,b和Δ_l,b的季节变化趋势不明显, 而受蒸腾作用影响表现出白天富集夜间贫化的单峰日变化特征。对于D来说, 无论季节尺度上还是日尺度上, 大气水汽δ_v和相对湿度是δD_l,b和ΔD_l,b的主要环境控制因素; 而对于¹⁸O来说, 无论季节尺度上还是日尺度上, 相对湿度是δ¹⁸O _l,b和Δ¹⁸O _l,b的主要环境控制因素。由于D和¹⁸O在热力学平衡分馏上有约8倍差异, 直接分析叶片水ΔD_l,b和Δ¹⁸O_l,b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有助于理解叶片水δD和δ¹⁸O富集过程以及对模型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浙江省主要亚热带森林群落类型物种和谱系水平的α和β多样性比较

了解不同森林群落类型的物种和谱系水平的α和β多样性, 有助于指导森林经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本研究比较了浙江省内不同地点主要森林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的物种α多样性和谱系α多样性, 以及物种β多样性和谱系β多样性。研究表明, 该地区主要森林类型的物种和谱系α多样性均存在较大差异, 但控制了空间和地形因子的作用后, 差异几乎全部消失; 森林类型内部及相互间的物种和谱系β多样性均存在显著差异, 同种森林类型内部的物种和谱系β多样性分别小于不同森林类型之间的物种和谱系β多样性, 且在控制了空间和地形因子的作用后, 以上差异仍然显著。本研究表明影响亚热带主要森林群落类型物种和谱系水平的α和β多样性的因素存在差异: α多样性可能主要受到空间和地形因子等的影响, 而β多样性则可能受到森林类型的重要影响。     

高原鼠兔干扰对高寒草甸β多样性的影响

β多样性反映生物群落沿某一环境梯度的物种周转速率, 该研究尝试采用β多样性揭示植物群落随小型啮齿草食动物干扰梯度变化的生态过程。该研究利用野外随机样地的采集数据, 分析了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不同干扰强度下Whittaker指数的变化特征, 并利用群落二元丰富度的方差分解法, 确定了单个物种(SCBD)和单个干扰位点(LCBD)对β多样性的贡献。主要结果: 随高原鼠兔干扰强度增加, 植物群落内物种周转速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占据位点数居中的物种对区域内的β多样性贡献较大, 其中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臭蒿(Artemisia hedinii)、小花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 var. flore-minore)等单个物种对整个区域内β多样性的贡献最为突出; 整个区域内干扰位点T₀ (高原鼠兔干扰强度为0)对区域β多样性贡献值最大, LCBD值和该位点的群落丰富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但与高原鼠兔干扰强度无显著关联。说明重点保护LCBD值高的干扰位点所在的高寒草甸, 以及SCBD值较高的冰草、臭蒿、小花草玉梅, 对保护高原鼠兔存在时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北部戈壁植物群落物种、功能与系统发育β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戈壁荒漠广泛分布于全球干旱和极旱区域, 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条件限制, 目前有关戈壁植物群落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等多维度β多样性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 严重制约着对戈壁植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认知。本文以青藏高原北部61个典型戈壁生境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系统发育树和测量8个关键功能性状, 获取戈壁生境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 比较3个维度β多样性格局与零模型的差异, 同时量化环境距离和地理距离对其的相对影响, 以探讨戈壁植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结果显示: (1)戈壁植物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均表现出显著的距离衰减效应; (2)戈壁植物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均表现为非随机的格局; (3)由于功能性状趋同进化, 植物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4)环境差异对植物3个维度β多样性均有着比空间距离更为重要的影响, 且土壤含水量、地表砾石盖度等局域生境因素的影响比气候更为强烈。以上结果表明, 戈壁植物的β多样性可能主要由局域生境过滤作用控制, 且不同维度的β多样性分布格局并不一致。     

稀有种和常见种对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格局的相对贡献

物种丰富度格局的形成不仅依赖于群落的构建过程, 同样也依赖于群落中的物种组成(如稀有种和常见种)。本文以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的辽东栎(Quercus wutaishanica)林为研究对象, 根据频度大小对物种进行排序, 形成稀有-常见种和常见-稀有种两条物种序列, 通过逐一添加(去除)物种, 分析引起的总体物种丰富度及其成分(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的变化, 确定稀有种和常见种对物种丰富度格局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 (1)常见-稀有种序列与群落总体物种丰富度的相关性呈先剧增后平稳的对数增长曲线, 而稀有-常见种序列与群落总体的相关性与前者刚好相反, 呈先平稳后剧增的指数增长曲线; (2) α多样性在常见-稀有种序列中呈明显的对数变化曲线, 而在稀有-常见种序列中呈指数增长曲线; (3)与α多样性变化相反, β多样性在常见-稀有种序列中随物种的进入先迅速降低后逐渐平稳, 而在稀有-常见种序列中先平稳后急剧降低。可以看出, 常见种不仅主导群落的总体物种丰富度格局, 同时也是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格局的重要贡献者。因此, 常见种是群落物种丰富度格局的指示者, 也应该是优先保护的物种。     

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beta多样性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群落β多样性格局的形成与维持机制一直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与核心。然而, 与陆生生态系统相比, 海洋生态系统尤其是海洋底栖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β多样性的研究明显滞后。本研究从分类(即物种组成)和功能(即性状组成)两个方面出发, 应用Mantel分析和基于矩阵的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on distance matrices, MRM)分析, 探究了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β多样性及其周转(turnover)和嵌套(nestedness)组分与环境因子和空间距离的关系, 揭示了环境过滤和扩散限制两种生态学过程对其群落构建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 (1)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分类与功能性状β多样性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均以周转组分占主导, 表明研究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在物种和功能性状组成上差异较大, 而这种差异大部分来自物种或功能性状在空间或群落间的更替; (2)空间地理距离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类与功能性状β多样性及其组分无显著影响(Mantel检验, P > 0.05), 表明扩散限制对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有限; (3) MRM分析表明, 沉积物总有机质(total organic matter, TOM)和粉砂含量显著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类β多样性, 而TOM则显著影响功能性状β多样性。上述结果表明, 环境过滤是驱动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构建机制的首要因素。本研究阐明了莱州湾东岸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构建机制, 同时也为理解我国其他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提供了参考。     

滇西南四个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及评价指标探究

为了解滇西南怒江水系的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南捧河自然保护区、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及澜沧江水系的澜沧江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和变化趋势, 探讨其差异和变化的原因, 本文采用β多样性指数分析了4个保护区的鱼类多样性, 并比较了鱼类分类阶元的特有性、单型性和古老成分的有无等多项指标。结果显示, 4个自然保护区共有土著鱼类85种, 隶属于6目13科45属。在中国仅见于怒江水系的4个特有属有异鲴属(Aspidoparia)和新条鳅属(Neonoemacheilus)分布于这3个保护区中; 18种特有种中, 仅分布在这3个保护区的狭域特有种5种。在中国仅分布于澜沧江水系的属有31个, 但仅安巴沙鳅属(Ambastaia)分布于澜沧江保护区; 在澜沧江保护区分布着中国仅见于澜沧江水系的特有种20种, 其中狭域特有种3种。怒江水系的3个保护区分布有1个单型属, 即鳗鲡属(Anguilla), 但没有单型种; 澜沧江自然保护区无单型属与单型种分布。4个保护区中的鱼类均系晚第三纪和第四纪形成的种类或类群, 没有古老或孑遗种类。β多样性结果显示, 在4个保护区中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鱼类多样性最丰富, 而南滚河自然保护区的丰富程度最低, 但是怒江水系3个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的代表性及保护地位比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要高。而特有阶元和单型性阶元的存在体现出怒江水系3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及保护意义比澜沧江保护区高。地理范围跨度大小、生境空间异质性高低、保护区面积大小及支流多少等是影响鱼类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因此, 规划和设计保护区时, 如果能在水系的上、中、下游分别规划1条一级支流作为保护区, 可使该水系的绝大多数鱼类得到保护。     

古田山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变异特征

古田山常绿阔叶林的群落组成、结构及其维持机制已有许多研究, 但该地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空间变异特征还缺乏认识。本文以古田山24 ha大样地(划分为24个1 ha小样地)为基础, 具体分析了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在1 ha尺度上的空间变异特征。结果表明: (1)群落第一、二优势物种在各小样地之间变化不大, 但第三优势种变化较大; (2) α多样性变化中, 样地间木本植物个体数量变异最大, 物种丰富度其次, Pielou均匀度指数变异性最小; (3)物种丰富度与植株个体数量、Pielou均匀度指数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与Shannon-Wiener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Shannon-Wiener指数与Pielou均匀度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4)相邻样地间物种替代速率空间变异较大, 与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变化格局有明显差异。这些结果说明尺度对认识群落结构、探讨群落维持机制有重要作用; 由于森林群落是多尺度生态过程作用的结果, 大尺度样地可能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森林群落维持机制。     

稳定表达人源GABAAR-CHO细胞株的建立

目的: 构建α₁亚基诱导表达、β₂和γ_2L亚基稳定表达的人源α₁β₂γ_2L-GABA_AR-CHO(Chinese hamster ovary)细胞株。方法: 从人cDNA文库中扩增α₁、β₂、γ_2L亚基编码基因,分别构建亚基表达载体;将三个亚基表达载体共转染CHO-K1细胞,通过抗性筛选、膜电位检测法进行稳定表达克隆筛选;通过qPCR、Western blot对亚基表达进行鉴定;以激动剂GABA、阳性变构调节剂地西泮(diazepam,Dia)、拮抗剂荷包牡丹碱(bicuculine)为工具药,采用全细胞膜片钳方法及膜电位检测法对稳定表达细胞的药理学功能进行鉴定。结果: 经克隆筛选获得表达量较高的α₁β₂γ_2L-GABA_AR-CHO并对其亚基表达鉴定,结果显示该细胞稳定表达α₁、β₂、γ_2L亚基,构建的α₁β₂γ_2L-GABA_AR-CHO细胞仅在加入四环素(tetracyclin)诱导的情况下表达α₁亚基并与β₂、γ_2L组装成具有功能活性的α₁β₂γ_2L-GABA_AR;对其进行全细胞膜片钳检测研究发现,GABA可对其产生激动效应,引起α₁β₂γ_2L-GABA_AR-CHO细胞产生氯离子通道特征性电流变化,Dia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强GABA对α₁β₂γ_2L-GABA_AR的激动效应;在膜电位检测研究中,获得GABA激动效应EC₅₀为(177.72 ± 15.92)nmol/L,Dia变构效应EC₅₀为(3.63±0.52)μmol/L,拮抗剂Bicuculine拮抗效应IC₅₀为(538.83±29.55)nmol/L。结论: 通过采用诱导表达策略,成功构建了α₁β₂γ_2L-GABA_AR-CHO稳定表达细胞株,该细胞株具有对激动剂、阳性变构剂、拮抗剂特异性检测的药理学功能。     

青弋江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α和β多样性纵向梯度格局

确定溪流鱼类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可为鱼类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基础。尽管溪流鱼类分类群多样性的纵向梯度格局已有大量报道, 但以鱼类生物学特征为基础的功能多样性研究较少。本文基于2009-2010年4个季度对青弋江1-5级溪流共15个样点的调查数据, 利用形态特征数据和食性构建了鱼类复合功能群, 研究了不同级别溪流间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组成及多样性的异同, 着重探讨了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α和β多样性沿溪流纵向梯度的变化规律。采集到的56种鱼类可分为4个营养功能群和5个运动功能群, 共计14个“营养-运动”复合功能群。双因素交互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 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组成都随河流级别显著变化, 但季节动态不显著; 双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 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α、β多样性都随河流级别显著变化, 但受季节影响不显著。经回归分析, 分类群和功能群α多样性与河流级别大小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但最大分类群α多样性出现于4级河流, 最大功能群α多样性在4级和5级河流间一致; 分类群和功能群β多样性与河流级别大小呈显著的二项式关系, 呈U型分布。分类群β多样性的空间变化主要取决于物种周转, 而功能群β多样性主要由嵌套所驱动。本研究表明, 沿着“上游-下游”的纵向梯度, 河流鱼类的α和β多样性的空间变化规律不同, 分类群和功能群α多样性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但分类群(主要是物种周转)和功能群β多样性(主要是功能嵌套)的空间变化过程的驱动机制不同。     

阜阳市重要湿地夏季鸟类多样性研究

为了掌握阜阳市重要湿地的鸟类资源,2011年7月-2011年9月,采用样带法对阜阳市4个重点湿地的夏季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调查共记录阜阳市重要湿地鸟类11目25科43种,雀形目鸟类种数最多,共19种,占全部种类数的44.1%。东洋界、古北界和两界广布种分别占繁殖鸟种数的39.5%、34.8%、25.6%;湿地水鸟21种,占全部鸟类的47.8%;湿地鸟类群落的优势种为家燕、烟腹毛脚燕和灰椋鸟。八里河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种数最多(N=30),多样性指数最高(H=2.49);4个湿地之间鸟类相似性系数均较高。鸟类多样性指数、鸟类种都与湿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多样性r=0.985,P=0.015;鸟种r=0.974,P=0.026)。从鸟类多样性保护考虑,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向保持湿地面积、增加植被复杂性发展。     

Foliar stable carbon isotope ratio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and the relev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marsh wetlands in Tianjin

Aims Phragmites australis marshes in Tianji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system functioning. Wetlands of Tianjin municipality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serious nitrogen loading, salinization and water shortage. The foliar stable carbon isotope ratio (δ¹³C) is a good parameter which records environmental change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t growth process, and reflects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responses of plants to environment chang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 stress on the leaf δ¹³C of P. australis in marsh wetlands in Tianjin municipality.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Qilihai, Beidagang, and Dahuangpu marsh wetlands. We investigated the foliar δ¹³C of P. australis and sediment properties, and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liar δ¹³C and sedim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ortant findings 1) Foliar δ¹³C ranged from -26.3‰ to -23.6‰, with an average value of -25.8‰. 2) Sediment water and nitrogen status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reed foliar δ¹³C. Foliar δ¹³C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ediment relative water content,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ediment total nitrogen and available nitrogen content. In contrast, foliar δ¹³C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sediment salinity and phosphorus content. 3) Leaf δ¹³C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f nitrogen conte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f carbon and nitrogen ratio across all site. However,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not detected due to the wetland drainage at Qilihai site in August. Wetland drainage changed the plant water and nitrogen balance, and further affected water and nitrogen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P. australis. Moreover, wetland drainage had stronger effects on these processes than nitrogen loading and salinization.     

天津沼泽湿地芦苇叶片的碳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布特征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天津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沼泽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目前天津地区水体咸化、氮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 显著影响了芦苇湿地的植物生理生态过程。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组成(碳稳定同位素比值(δ¹³C))能够记录与植物生长过程相关联的环境变化信息, 反映植物对环境变化的生理生态适应特性。该研究调查了天津七里海、北大港和大黄堡湿地芦苇叶片的δ¹³C分布特征, 探讨了影响该地区叶片δ¹³C值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 1)天津芦苇湿地植物叶片δ¹³C的变化范围在-26.3‰ - -23.6 ‰之间, 平均值为-25.8‰; 2)芦苇叶片δ¹³C与底泥相对含水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底泥有效氮和全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与底泥盐度和磷含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水分条件和底泥氮营养状况是影响叶片的δ¹³C值变化的主要因素; 3)淹水条件下, 芦苇叶片δ¹³C与叶片质量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叶碳氮比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8月份七里海湿地干涸打破了此相关关系。当前环境压力下, 天津沼泽湿地干涸极大地改变了芦苇的氮、水平衡和植物对水、氮资源的利用策略, 而湿地干涸对该过程的影响要高于盐度和氮负荷增加。     

海口和三亚两城市破碎化林地中鸟类群落多样性与嵌套分布格局

城市化是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鸟类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生物多样性格局和物种保护已成为城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为揭示城市化过程中城区和郊区破碎化林地中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差异和嵌套格局, 本研究于2021年春、夏季鸟类繁殖期采用样线法对海口和三亚市的城区、郊区共13个林地斑块中的鸟类群落进行调查。使用NODF (nestedness metric based on overlap and decreasing fill)和WNODF (weighted nestedness metric based on overlap and decreasing fill)方法进行嵌套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1)共记录到林鸟100种, 隶属于11目39科, 其中三亚郊区的鸟类丰富度最高, 共8目29科68种。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共18种, 其中两城市郊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物种数均多于城区, 海口郊区还记录到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2)鸟类群落多度、物种丰富度、Pielou均匀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区域中均存在差异。海口城区的鸟类群落多度显著高于海口郊区(P < 0.05), 三亚郊区的鸟类群落物种丰富度、Pielou均匀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三亚城区和海口郊区(P < 0.05)。(3)嵌套分析结果表明, 海口和三亚市的城区、郊区林地鸟类群落均呈现反嵌套分布格局。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三亚市城区和郊区的斑块面积与鸟类物种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而物种丰富度与斑块距最近大面积林地的距离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研究表明, 两城市鸟类群落多样性都表现出郊区高于城区的特点, 少数优势种(如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占据了城市中的主要生态位。受城市化的影响, 海口郊区与城区鸟类群落有同质化的趋势。鸟类在城区和郊区斑块间的高流动性、种间竞争和斑块中资源的可利用性等因素可能导致斑块间鸟类群落的反嵌套分布格局。我们建议应加强城区和郊区鸟类的保护, 减少对林地的破坏, 提高城市鸟类多样性。     

Avian Use of Wetlands in Reclaimed Minelands in Southwestern Indiana

We studied the use of mineland wetlands by bir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ian communities and wetland characteristic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0 wetlands in Pike County, Indiana, and included wetland size, depth, water conductivity and salinity, aquatic macroinvertebrate abundance, vegetation, and bird us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physical variables could be explained by two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s and that wetlands could be grouped on the basis of size and conductiv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ould not reduce vegetation variables to fewer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s, meaning that wetland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and did not show any trend. Most wetlands had low invertebrate density, and wetlands with higher invertebrate density had low invertebrate diversity. Wetlands with similar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physical, vegetative, and invertebrate) did not necessarily show similarities in bird assemblages. Bird similarity index values ranged from 0 to 59%, implying that each wetland has its own bird community.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α= 0.05) relating bird use and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showed that bird species richness increased with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submergent vegetation and was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emergent veget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d species richness or bird species diversity and wetland size. The number of species within different avian guilds correlated with different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submergent plants was a factor that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several guilds (dabblers, wading birds, and plunge divers). Wetland age was not a factor that determined bird us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trics to evaluate recovery of Minnesota wetlands

Monitoring wetland recovery requires assessment tools that efficiently and reliably discern ecosystem chang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land use. The biological indicator approach pioneered for rivers and streams that uses changes in species assemblages to interpret degradation levels may be a promising monitoring approach for wetlands. We explored how well metrics based on species assemblages related to land use patterns for eight kinds of wetlands in Minnesota. We evaluated land use on site and within 500 m,1000 m, 2500 m and 5000 m of riverine, littoral, and depressional wetlands (n = 116) in three ecoregions.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urban, grassland, forest,and water were correlated with metrics developed from plant, bird, fish, invertebrate, and amphibian community data collected from field surveys. We found79 metrics that relate to land use, including five that may be useful for many wetlands: proportion of wetland birds, wetland bird richness, proportion of insectivorous birds, importance of Carex, importance of invasive perennials. Since very few metrics were significant for even one-half of the wetland types surveyed, our data suggest that monitoring recovery in wetlands with community indicators will likely require different metrics,depending on type and ecoregion. In addition, wetlands within extensively degraded ecoregions may be most problematic for indicator development because biotic degradation is historic and severe.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基于物种落差分析的公园鸟类多样性提升设计——以湖南常德螺湾湿地公园为例

随着城市化发展,许多公园鸟类栖息环境遭受破坏,导致当前的鸟类多样性与历史上的和周边的都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们从项目区域的当前-周边-历史三者间在鸟类物种及其栖息地上的落差分析入手,以此确定目标物种及其栖息地,并加以归类,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设计。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在湖南常德柳叶湖螺湾湿地公园开展的鸟类多样性提升设计中,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查阅,记录到项目区域16种,周边79种,历史上146种鸟类,运用三者间的物种落差分析法确定主要的21种可恢复目标物种和4种栖息地类型,结合项目区域及周边空间特点,将项目区域划分为4个区域,在各区域内设计并营建相应的栖息地,再配套采用多种鸟类招引措施。至2017年3月,项目区鸟类已可实地观察到39种,并于2017年12月吸引到超过2000只的野鸭群来此越冬。以上实际效果表明,设计有效地提升了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且增加了景观要素,可充分发挥生物保护功能。     

青岛胶州湾四种类型湿地AM真菌多样性

对青岛胶州湾4种类型湿地（盐田、滩涂、湖泊和河口）中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香蒲Typha orientalis和碱蓬Suaeda glauca 根围土壤中丛枝菌根（arbuscular mycorrhizal,AM）真菌进行孢子分离与鉴定,分析湿地生态系统中植物根围AM真菌群落特征。共分离到AM真菌5属10种,包括斗管囊霉属Funneliformis 2种、无梗囊霉属Acaulospora 3种、近明球囊霉属Claroideoglomus 2种、球囊霉属Glomus 1种、巨孢囊霉属Gigaspora 2种,其中,斗管囊霉属Funneliformis及地斗管囊霉Funneliformis geosporum的分离频度和相对多度最高,分别为湿地中AM真菌优势属和优势种。滩涂和河口湿地中植物AM真菌侵染率显著高于湖泊和盐田湿地植物,AM真菌孢子密度以滩涂湿地最高（572个/20mL）,湖泊湿地最低（220个/20mL）;滩涂湿地的种丰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最高,分别为3.8和1.2。从植物种类来看,AM真菌侵染率总体呈现出香蒲>碱蓬>芦苇,AM真菌孢子密度以香蒲最高,芦苇最低,植物种类对AM真菌种丰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影响不显著（P>0.05）。二因素方差分析和典型RDA相关分析表明,寄主植物种类对AM真菌孢子密度有一定影响,但湿地类型对AM真菌多样性的影响更为显著（P<0.05）,胶州湾湿地土壤因子Ca ²⁺、速效P含量与AM真菌孢子密度、物种丰度和多样性指数显著负相关,而速效K、Na ⁺、pH与其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植物种类主要影响AM真菌孢子密度,AM真菌多样性受植物种类和湿地类型综合影响,滩涂湿地较丰富的AM真菌多样性可能与该湿地较良好的理化性质有关。     

Anthropogenic noise reduces bird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 urban parks

Anthropogenic noise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in the world and has been shown to affect many animal species, including birds. The impact of such noise was measured in Neotropical urban parks to assess how the noise affects avifauna diversity and species richness. We sampled bird species, and concurrently measured sound pressure (noise) levels (L_eq, equivalent noise levels) in eight urban green areas or parks located in a large city (Belo Horizonte) in south‐eastern Brazil over a 1‐year period. The diversity of sampled points was measured by means of total species richness, Fisher's alpha and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ices. Noise levels within all park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natural areas. We found that an increase in noise levels and the area of open habitats surrounding sampling point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species richness. Social factors reflecting increased urbanization, such as higher incomes, were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ird species richness. However, noise was the factor that explained most of the varianc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nthropogenic noise ca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ervation value of urban parks for bird species.     

Diversity of waterbirds wintering in Douz wetlands (south Tunisia): factors affecting wetland occupancy and species richness

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haping wetland attractiveness for waterbird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wetland ecology and for conservation purposes. However, detailed data from numerous North African wetlands, notably those situated in inland areas, are still lacking.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wetland use by waterbirds wintering in one of such poorly known habitat systems, namely the Saharan wetland complex of Douz, in south-western Tunisia. Thirty-four waterbird species (20 wading birds and 14 waterfowl species) were found to winter in this area. Using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es, we found that wetland size was the unique variable discriminating between occupied and unoccupied sites for total waterbirds and wading birds, while waterfowl distribution was related to both wetland size and water depth. Wetland size also provided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of species richness of wading birds, waterfowl and total waterbirds. Overall,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wetland size as a key factor determin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wetlands for waterbirds wintering in the Saharan wetland complex of Douz.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s of this wetland size effect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