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泸水高黎贡山高山生境的鸟兽多样性

高黎贡山位于印缅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但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的限制,以往对高黎贡山高山生境的鸟兽多样性调查数据较为缺乏。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我们利用红外相机在高黎贡山高山环境开展鸟类和兽类物种多样性调查,以期对鸟兽多样性数据进行补充。调查期间,于泸水辖区内选取北(金满)、中(听命湖)、南(片马垭口)3个样区,每个样区布设20台红外相机。累计布设红外相机10,400台日,拍摄到1,342张有效照片。共记录到18种兽类和44种鸟类,分属9目28科,包括3种国家一级、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IUCN濒危(EN)物种3种、易危(VU)物种3种、近危(NT)物种2种。相对丰富度较高的物种包括金色林鸲(Tarsiger chrysaeus)、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光背地鸫(Zoothera mollissima)、灰颈鼠兔(Ochotona forresti)、小熊猫(Ailurus fulgens)等。记录到高黎贡山鸟类新记录1种:黑胸歌鸲(Luscinia pectoralis)。金满样区1个年周期的监测结果显示,高黎贡山高山生境鸟兽物种多样性有季节差异,在5–10月动物活动频繁,垂直迁移和鸟类的秋季迁徙对高山物种组成影响较大。本调查对高黎贡山高山环境的鸟兽多样性进行了有效补充,可为高黎贡山高山鸟兽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云南高黎贡山地区蝴蝶群落多样性

位于滇西北的高黎贡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然而该地区昆虫多样性缺乏系统调查和总结。本研究聚焦蝴蝶类群, 考虑该区域高山峡谷特点, 结合海拔梯度、生境类型和季节变化, 采用样线法调查、分析蝴蝶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变化。结果显示: 共观测记录到蝴蝶2,055只, 隶属于5科85属151种, 在历史记录上新增27种, 使该地区已知蝴蝶种类达488种; 其中蛱蝶科物种多样性最高, 灰蝶科次之, 凤蝶科最低。蝴蝶群落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 中海拔1,000-2,000 m区域种类丰富、多样性指数最高; 低海拔区蝴蝶分布明显聚集, 并且与高海拔地区空间上分离, 少有重叠。该地区不同生境中蝴蝶的种类及数量差异也较大, 物种数及多样性指数在自然保护区最高、边缘交错带居中及农业种植区最低。此外, 蝴蝶的种类和数量也存在季节差异, 春季调查到的个体数少, 夏季观察到的物种数少, 两年秋季调查到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均高, 但存在季节内变化。总之, 高黎贡山地区不同海拔、生境、季节间和季节内蝴蝶群落组成有自身特点, 共存物种有限, 蝴蝶群落相似性低。综合评估分布于该地区的蝴蝶保护种类, 包括易危种17种、近危种50种, 有国家二级保护蝴蝶3种。本研究弄清了高黎贡山地区蝴蝶的物种本底, 并调查获得其多样性随海拔、生境和季节变化的模式, 为加强区域物种多样性监测、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绿色革命与生物文化入侵

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都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近几十年来，由于外来物种有意还是无意的大量引入，即所谓“生物文化入侵”，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各地作物和畜禽品种被淘汰所造成的基因资...     

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与自然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已被人们所认识。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呈现出高度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活的人类学博物馆”。本文探讨云南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互动关系,在论述传统文化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和分析原住民对自然环境认知的基础上,以云南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圣境文化和西双版纳傣族的小乘佛教植物保护文化为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传统文化对自然保护的作用以及历史贡献,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协同进化的观点。     

“物种”与“个体”:究竟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恰当对象?

生物多性保护实践涉及到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我们要保护的是什么,二是我们优先保护什么。从保护对象的角度看,物种和个体均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恰当对象,准确的目标是“物种多样性”。所有的物种都在物种分化程度与分化时间上千差万别,从而导致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去划分不同的物种。从多样性或者说物种多样性的目标出发,作为保护对象的物种必须是独立进化的单元,同时,它必须有一个可操作的、相对合理的界定方法,而整合分类法可能就是一条极具吸引力的道路。生物分类学家应当尽可能利用整合分类思想和整合方法,建立可操作的、相对合理的物种概念和优先保护级别划分体系,以避免实际工作中的冲突与困境,更好地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滇西北藏区自然圣境与传统文化驱动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研究旨在将滇西北藏区传统生态文化应用于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 以推动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应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方法, 调查了位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3个藏族村寨(巴珠、柯功、追达)的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等, 应用SWOT分析法和社区参与式保护途径,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活动。本研究结果表明, 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 社区生计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自然圣境是社区水平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及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藏族自然圣境是基于传统信仰文化并经过长期实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区保护形式, 藏民社区长期遵从和实践自然圣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所述的“神树林”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包括多种因文化信仰而保护的各种森林块.这些森林块不仅有多种的生态功能,也是村社水平生物多样性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进行了广泛调查,取样比较了自然保护区、村社集体林和“神树林”3种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森林群落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67)、样方特有种(17)、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2.96)都显著高于自然保护区群落(分别为44、8、2.17)和集体林群落(分别为34、4、2.39),表明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在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云南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采用民族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云南高原中部紫溪山地区的彝族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紫溪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受惠于彝族传统文化,当地彝族图腾文化对紫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优良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正在逐渐消失的现实,作者建议加以拯救和广泛的研究。     

云南黄连的传统种植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价值

运用民族植物学原理,采用野外面上调查、定点社区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地区傈僳族对云南黄连(Coptisteeta)的混农林种植历史和方式,总结了他们认知、利用、管理和保护这一名贵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及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结果表明:130年前,傈僳族为了持续利用云南黄连,以原始宗教信仰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对云南黄连种植森林的禁忌崇拜,通过“习惯法”、“头人”调解等来规范对云南黄连的种植与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并且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种植、抚育和采收的黄连混农林可持续利用种植系统。除非森林毁坏,这种农地没有休耕期,傈僳族超过50%的现金收入来源于云南黄连种植。相比之下,当地其他几种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物种多样性低得多,比如,几乎没有乔木层,灌木的种类和盖度较低等。草本层除作物外,其他植物被挤到地角和田边。这种种植方法是使当地群众经济利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兼顾和协调发展的一个范例,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经济植物的可持续利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自然保护区分布现状及合理布局的探讨

为了保护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我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评价这些保护区的布局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收集了截至2007年底我国建立的2,047个保护区的有关资料,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分析了这些保护区的分布现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状况, 包括保护的植被类型、野生保护物种以及热点地区。结果表明: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45.7万km2, 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5.2%,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3.4%); 在我国47种自然植被类型中, 有21种植被类型的被保护面积比例低于10%, 说明这些类型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应用Dobson筛除算法对216个保护区中的保护物种进行筛除分析, 发现仅西双版纳、武夷山、长白山、高黎贡山、祁连山5个保护区即包含了381个保护物种(约占总数783种的50%); 前21个保护区可包含占总数75%的保护物种(590种)。根据不同方案划分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保护地区仍存在一些保护空缺地, 如新疆北部、四川与长江以南地区, 因此, 我国的保护区布局有待进一步改进。     

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所述的“神树林”是广泛意义上的的概念,包括多种因文化信仰面保护的各种森林块,这些森林块不仅有多种的生态功能,也是村社水平生物多样性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进行了广泛调查,取样比较了自然保护区,村社集体林和“神树林”３种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森林群落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６７）、样方特有种（１７）、Ｓｈａ     

新书介绍

《高黎贡山药用植物名录》 主编：钱子刚,李安华 高黎贡山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动植物种属复杂、新老兼备、南北过渡、东西交汇的格局,素有“绿色宝库、物种基因库”等美称。其药用植物资源也异常丰富。编写人员历时两年多时间完成了野外调查工作和查阅、研究、整理文献工作,并编写了本书。本书共记载高黎贡山地区的药用植物200科、1298种,其中蕨类植物25科、65种;裸子植物8科、15种;被子植物167科、1218种。     

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2017-2022)

《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等指导性文件都强调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族植物学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最主要学科领域, 近些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 研究成果对于《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第六个优先领域目标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特别是《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发布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状况, 主要从认知、利用、保护、管理植物等方面进行概述, 以便全面了解近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保护传统知识和植物文化, 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近期获得的民族植物学成果, 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现, 该学科能极大地促进传统知识、植物文化、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尤其在农家品种以及濒危语言的保护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黔东南糯禾遗传资源的传统管理与利用

黔东南聚居着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革家人和汉族等众多民族.该地区不仅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也丰富多彩.通过对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糯禾传统遗传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在历史上有“糯禾之乡”美誉的黔东南,虽然在近代经历了“三次糯改籼”的变革,但是至今仍然保存着类型繁多的糯禾,在研究中采集到243份糯禾标本,仅穗部性状差异明显的就有19份.不同的糯禾资源能很好适应该地区复杂多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具有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这是糯禾资源能在黔东南民族地区很好地保存下来的决定性因素.黔东南各民族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也为传统的生态农业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做出了贡献,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云南高黎贡山南段高山生境的鸟兽多样性

高山生态系统通常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分布着一些特有动植物类群。由于高山地区对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因此该区域物种的分布及其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南北走向的高黎贡山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但以往的调查多集中在中段,对南段的高山地区仍缺乏研究。因此,为了解该区域的鸟兽多样性本底、现状,以及大中型兽类和地栖鸟类的季节变化动态,本调查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沿高黎贡山山脊海拔3 100 ~ 3 700 m区域布设红外相机进行监测。分别选择南斋公房、北斋公房和大脑子3个监测区域,有效相机工作日9 359台日,共调查记录到24种鸟类（3目11科）和19种兽类（5目14科）。其中,鸟兽物种相对多度较高的前3种依次为小熊猫（Ailurus fulgens）、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和血雉（Ithaginis cruentus）。鸟兽物种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物种数少、秋季和夏季多,全年以8月最高;动物活动强度同样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和种间差异。鸟类和兽类的物种丰富度季节变化与活动强度变化,可能与动物沿海拔梯度的垂直迁移和高海拔食物资源的波动有关。将本次调查结果与中段调查数据比较,鸟类Beta多样性的周转大于嵌套,而兽类是嵌套大于周转,说明两地物种组成差异以鸟类为主。综合考虑,我们建议将动物垂直迁移和活动强度的季节变化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和保护中,并实施高黎贡山高山生态系统的全境保护。     

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

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活动等因素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引起了全球各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高度关注。传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对物种、特有种、受威胁物种的种类组成及其分布模式开展研究,忽视了进化历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交汇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历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探讨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该研究以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物种为研究对象,基于物种间的演化关系,结合其地理分布,从进化历史的角度探讨物种、特有种、受威胁物种的种类组成及系统发育组成的分布格局,并整合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识别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区域。结果表明: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物种、特有种及受威胁物种的物种密度与系统发育多样性均显著正相关; 通过零模型分析发现,由南向北标准化系统发育多样性逐渐降低; 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北部是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重点保护区域,加强这些区域的保护,将最大化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进化历史和进化潜能。由此可见,融合进化历史信息的植物多样性格局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植物多样性的形成与演变,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多的思路。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从而实现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就地保护是实现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本文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报道。总体来看, 我国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已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在建设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自然保护区总体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保护了90%以上的哺乳动物和97%的兰科植物。此外,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亦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对“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缺;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商机制;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探索阶段等。在此基础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与展望: (1)制定更为具体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2)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 (3)以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4)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村落文化林与非文化林多尺度物种多样性加性分配

文化林是指村民按照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或宗教信仰自觉保护和管理的森林,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功能。目前国内外对文化林物种多样性研究主要为定性描述,缺乏对文化林和非文化林生物多样性的定量比较及差异来源分析。利用物种多样性加性分配方法,将总的Gamma 多样性分成样格内的Alpha多样性以及样格间、样方间和林型间Beta多样性,对中国亚热带地区3个村落文化林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层进行物种多样性的多尺度分析。调查发现:(1)文化林共有维管束植物296种,以苦槠,樟和米槠为优势种,非文化林共有维管束植物189种,以杉木、马尾松和毛竹为优势种。文化林乔木层和灌木层物种数显著高于非文化林,草本层和藤本层物种数差异不显著。(2)Beta多样性随尺度增大而增加,林型间Beta多样性最高,占区域总Gamma多样性的41.9%-62.8%,其次是样方间Beta多样性(18.6%-31.9%),对区域多样性贡献最小为样格内Alpha和样格间Beta多样性。(3)林型间的多样性对区域物种多样性的贡献中,文化林占主导作用,乔木层占54.4%-81.0%,灌木层占51.2%-60.2%,草本层占42.9%-64.1%,藤本层占49.9%-62.2%。(4) 物种累积-面积曲线表明,在各个尺度上,文化林物种多样性始终高于非文化林,从而在相同面积下保护了更多的物种。加性分配模型在多个空间尺度上阐明了Alpha和Beta多样性的变化,突出了文化林对区域物种多样性的贡献,对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的决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西双版纳傣族生态文化为例

至今,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采取了多种行动计划,但世界各国领导人在2002年于南非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所作的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趋势的承诺至今都无法实现。究其主要原因,除了没有解决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外,还在于所采取的多种保护行动中忽视了文化层面,尤其是土著民族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应用。本文以地处滇南的西双版纳傣族热带雨林生态文化为例,讨论了民族生态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上的重要作用,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