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海拔高度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

气候变化已经对西藏地区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当地影响有较系统的认识。以西藏乃东区为研究对象。调查4个不同海拔梯度上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然后利用气象数据对比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探究海拔高度与农牧民感知及其适应行为的关系,分析影响农牧民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的因素。结果如下,研究区增温趋势明显,年降水量自2005年以来明显减少。不同梯度上的农牧民对当地气候变化的相对感知强度存在差异。农牧民对气温和雪覆盖变化的相对感知强度较高且基本随海拔升高而增强,而对雨季、农作物病虫害、新的病虫害变化的相对感知强度则随海拔升高而减弱。农牧民对年降水量的相对感知强度整体较低,但对近年年降水量持续减少记忆较深刻。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的上下两端会遭受较多的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农牧民对当地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其采取的适应行为并不具有同步性。农牧民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当地传统文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强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农牧民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选择。政府在制定及实施气候政策时应考虑流域内不同海拔高度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的差异。     

青藏高原植被覆盖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研究青藏高原植被覆盖时空分布特征对加深气候变化的认识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MODIS NDVI 1km/月分辨率数据以及气象观测数据,采用最大合成法、趋势性分析以及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时间尺度青藏高原地区NDVI的分布特征及其与降水、气温的关系。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东南部植被状况明显好于西北部,植被覆盖的分布格局与区域水热条件的时空分布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近17年来青藏高原植被覆盖改善的地区要比退化的地区面积大,严重退化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NDVI值在2000—2016年呈幅度较小的增加趋势。(2)除夏季降水量外,研究时段内其他季节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气温均呈增加趋势,尤其以春季增加最为显著,整体上青藏高原气候呈现"暖湿化"趋势。总体上年降水量与年最大合成NDVI呈较好的正相关;年平均气温与年最大合成NDVI在高原东南部呈正相关,西南部呈负相关。降水量和热量条件均是高原植被生长的影响因素,降水与植被覆盖的影响较气温密切。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意向——以甘南高原为例

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     

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MODIS-NDVI(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气象站点及植被类型数据, 采用改进的CASA(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 模型估算了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NPP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并采用趋势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该地区NPP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时间上, 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NPP整体呈增加趋势(slope=0.6535 gC·(m2·a)-1), 其中草地增速最快(slope=1.5123 gC·(m2·a)-1); 2)空间上, 2000-2018年年均NPP为349.96 gC·(m2·a)-1, 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燕山山脉及太行山脉等地, 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高原以及东部沿海地区。西北高原及山地地区植被恢复显著, 中部及沿海区域NPP退化严重; 3)地形上, NPP随海拔升高呈“增加-减少-增加”的变化趋势, 随地形起伏度整体呈增加趋势, 不同植被NPP随地形的变化大致相同; 4)就相关性来看, NPP与气温整体呈负相关关系(r=-0.03), 与降水整体呈正相关关系(r=0.36), 降水对NPP影响更大; 5)就不同地形的NPP变化来看, 中海拔地区、丘陵及山地地区绿化趋势显著, 耕地、草地和林地恢复显著, NPP显著增加; 低海拔、低起伏度处, 受耕地NPP显著减少影响, 植被退化严重。     

红河流域“通道-阻隔”作用下2000-2014年植被EVI变化趋势与驱动力

红河流域地表生态、水热分布格局等受到"通道-阻隔"作用的显著影响,以MODIS EVI数据作为植被定量研究指标,结合全国1：100万植被类型图、红河流域内部以及周边气象数据和研究区的DEM数据,利用趋势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在"通道-阻隔"作用的影响下流域内2000-2014年植被EVI时空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力,重点研究了植被EVI变化对气候因子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间,红河流域生长季植被EVI整体上以-0.15%/a的年际变化率呈波动减少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EVI呈减少趋势区域主要集中在绿春县中部和金平县西南部;EVI呈增加趋势区域集中分布在墨江县、文山县,麻栗坡中部、广南-富宁南部区域、红河-元江一带以及藤条江西南部地区。（2）通过对生长季EVI指数与四个不同时间序列的月平均气温和月累积降水量的相关分析可知,生长季EVI指数与同期气温相关性较好;与降水量呈现明显的滞后性,滞后时间约为1个月。（3）相关分析表明,整体上红河流域生长季植被EVI与气温呈负相关关系,与降水呈正相关关系。在0.05显著性检验水平下,红河流域生长季植被EVI变化受气候影响的区域占3.11%,气温以负向驱动型为主,面积约占1.26%,降水以正向驱动型为主,面积约占0.46%,气温降水联合驱动以弱驱动为主,面积约占1.39%;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受非气候因子驱动。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直接影响着环境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依次减弱,其中,半农半牧区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强于农牧区;(2)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可管理性、脆弱性、损害度的感知度依次降低,且不同区域农户的属性感知存在差异;(3)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     

城市周边农田景观中非农生境与土壤动物的协同关系——以沈阳市沈北新区为例

农田景观中非农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耕地多功能性和农业产量等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择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业高产需求相互冲突的典型地区沈阳市沈北新区为研究区,采用信息熵模型划分为城市近郊、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区域,采用手捡法和Baermann 法调查,鉴定了节肢动物和土壤线虫,并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非农生境类型、结构及数量与土壤动物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 沈北新区农田景观的非农生境斑块面积均小于1 hm².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非农生境类型和比例逐渐增加,面积比例呈倒“U”型变化,斑块数量比例从8.6%增加到27.8%;土壤动物个体数呈现“U”型变化,物种量无明显变化规律.乡村和城市近郊的非农生境斑块数量比与土壤动物个体数呈正向协同关系,城市边缘区无明显规律;非农生境面积比与土壤动物个体数均呈反向协同关系;非农生境斑块数量比和面积比与土壤动物物种量均无明显协同关系.     

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图解数据集

气候图解可以直观反映气象台站基本信息和气温、降水等气象数据, 是研究植被与气候关系的有效方式。为便于了解青藏高原不同植被区域气候特征, 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植被与气候关系, 该文基于1951-1980年与1981-2010年青藏高原地区国家地面气象台站基本信息和各30年平均观测数据, 依据《中国植被》所述标准制作每个气象台站的气候图解。论文提供了青藏高原地区主要台站气候图解集, 包括两个30年时间段共计205幅图解。研究表明: (1)青藏高原地区气温和降水总体水平偏低, 前后30年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2)青藏高原地区各气象台站记录值随植被区域不同表现出较大差异。虽然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的气象台站数量很少, 但该数据集仍涵盖了高原面上的不同植被地带, 可有效运用于高原植被与气候关系研究, 为展示高原气候环境等提供便利。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连片特困区发展机理——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例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有着密切关系,决定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区域的发展机理与发展模式.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民族、地形、农户类型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状况进行定量评估,创建农户非农性指数,揭示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和非农性指数的关系,结合研究区实际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研究,探讨区域发展机理.结果表明: 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量整体偏低,其中,回族略高于汉族、川道农户高于山地农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显著高于农业户;区域发展与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需着力提升农户的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量,同时引导农户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流转,促进自然资本两极分化.     

青藏高原植被生长季NDVI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屏障,研究其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区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MOD09A1数据反演的生长季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分析2001—2018年青藏高原植被生长季NDVI时空特征和变化趋势,结合气象站点数据阐释NDVI与气候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青藏高原植被生长季NDVI呈缓慢上升趋势,不同气候区生长季NDVI年际变化差异明显,NDVI值波动幅度表现为高原湿润气候区>半湿润气候区>半干旱气候区>干旱气候区。青藏高原湿润气候区、半湿润气候区、干旱气候区、半干旱气候区NDVI显著升高和降低面积占比分别为1.4%和1.9%、4.9%和1.5%、16.4%和0.8%、7.0%和2.0%,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NDVI升高面积占比明显大于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区。气温是影响湿润气候区和半湿润气候区NDVI变化的主导因子,而在干旱气候区,降水对NDVI的影响明显强于其他气候因子。气温对整个青藏高原植被生长季NDVI的驱动作用强于降水和相对湿度。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青藏高原区与西部荒漠区的实证

草原生态补偿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之一。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补奖政策实施的绩效。甘肃省针对不同牧区特点,实施了差别化的补奖标准。选取甘肃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区两个不同草原牧区类型351户牧民为调研对象,结合入户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构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测定了不同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牧区牧民政策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总体满意度偏低,满意度综合指数为67.24%。(2)牧民生计多样化对政策评价具有重要影响。西部荒漠区牧民收入来源较青藏高原区多样化,畜牧业所占比重低于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对牧民收入影响较小,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为62.43%,低于西部荒漠区的72.35%。(3)牧民对政策作用的认知、家庭规模以及对政策的了解,是影响两个区域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共同因素,但两个区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因此,在后续政策实施中,实施"精准补偿"措施,多样化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示范引领安置牧民,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畜牧产业"三产"融合,逐步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牧业转型发展和牧民增收三方共赢。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已对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非常关键。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度指数,分析了甘南高原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特征,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气温变化的感知能力强于对降水变化的感知,并对近期发生的、规模较大、影响较严重的极端天气记忆较深;(2)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较强烈,感知到的适应成本与适应功效也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较弱,其气候变化严重性、可能性、适应功效、自我效能及适应成本感知度指数分别为3.76、3.34、3.43、2.85、3.53,且农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与适应感知均最强,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弱;(3)气候变化信息、农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农户对社会话语的信任度、适应激励均会影响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其中,适应激励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其与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均呈正相关,而与风险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呈负相关。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准确度,增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研究——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其适应行动选择的基础,弄清楚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辨明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对制定有效的适应策略至关重要。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539份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路径模型,分析了影响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结果发现:(1)客观适应能力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气候变化信息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还通过客观适应能力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3)社会话语信任度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适应激励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风险感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社会话语信任度及适应激励均通过气候变化信息及客观适应能力而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最后,基于影响甘南高原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提高农牧户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及气候变化适应行为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分析

二氧化碳增加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减少碳排放迫在眉睫。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和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年人均碳足迹达2.67 t CO2,其中,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比例达76.53%,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比例仅占23.47%;(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碳足迹依次下降,其中,纯农户人均碳足迹达4.32 t,兼业户与非农户分别为2.37 t和1.07 t;(3)随着农户家庭规模的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距县城距离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户碳足迹不断增加;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恩格尔系数的增加和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碳足迹不断减少。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生态效应——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在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农户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生态效应研究的核心。本文以陕西省佳县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影像、GIS技术和实地调研获取的微观数据,对1990年以来典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时序动态监测和分析,从农户种植结构、收入结构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结构对农户生计类型和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界定,分析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和特征,基于土地利用分析生境质量时空变化,以生境质量为媒介分析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佳县农户类型和乡村类型演化特征显著。从农户尺度上看,农户生计类型从以粮食主导型为主,逐渐演化为非农主导型为主粮食主导型为辅的组合模式。从乡村类型上看,传统农业型和新型农业型均逐渐演化为非农业型。(2)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由多元化逐渐转向单一非农化发展,不同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存在差异,按照转型路径特征可分为4类：持续稳定型、渐进型、调整型和倒退型。(3)生境退化度呈下降态势,从退化等级上看,无退化、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等级面积增加,高度退化等级面积减少,严重退化等级面积降低为0。生境质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等级上看,占主导的为优等和较差等级,且...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 a^-1。(2)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to herdsmen's behavioral response: An empirical study in Hexi corrid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grass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eward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China.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eward policy, herders' behavioral response large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is study, 550 herders in two regions with differen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erdsmen's response to policy behavior and influence factor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assland area owned by herders, ethnic group and perception of polici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response of herdsmen's behavior in the two regions, but larger differences existed in the two regions. The grassland area and family size owned by herd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sponse of herdsmen's behavior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However, the ethnic group,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and family incom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western desert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