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畅洲江段大型船舶的噪声特征及其对长江江豚的潜在影响

长江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长江中船舶数量激增,相应的水体噪声污染可能对同水域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asiaeorientalis）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宽频录音设备对长江和畅洲北汊非正式通航江段的各类常见大型船舶（长gt;15m且宽gt;5m）的航行噪声进行了记录,并分析其峰值-峰值声压级强度（SPLp-p）和功率谱密度（PSD）等。结果表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能量分布频率范围较广（gt;100kHz）,但主要集中于中低频（lt;10kHz）部分,各频率（20Hz-144kHz）处的均方根声压级（SPLrms）对环境背景噪声在该频率处的噪声增量范围为3.7 - 66.5dB。接收到的1/3倍频程声压级（TOL）在各频率处都gt;70 dB,在8-140kHz频段内都高于长江江豚的听觉阈值。说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可能会对长江江豚个体间的声通讯及听觉带来不利影响,如听觉掩盖。     

长江和畅洲江段大型船舶的噪声特征及其对长江江豚的潜在影响

长江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长江中船舶数量激增,相应的水体噪声污染可能对同水域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asiaeorientalis）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宽频录音设备对长江和畅洲北汊非正式通航江段的各类常见大型船舶（长gt;15m且宽gt;5m）的航行噪声进行了记录,并分析其峰值-峰值声压级强度（SPLp-p）和功率谱密度（PSD）等。结果表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能量分布频率范围较广（gt;100kHz）,但主要集中于中低频（lt;10kHz）部分,各频率（20Hz-144kHz）处的均方根声压级（SPLrms）对环境背景噪声在该频率处的噪声增量范围为3.7 - 66.5dB。接收到的1/3倍频程声压级（TOL）在各频率处都gt;70 dB,在8-140kHz频段内都高于长江江豚的听觉阈值。说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可能会对长江江豚个体间的声通讯及听觉带来不利影响,如听觉掩盖。     

长江和畅洲江段大型船舶的噪声特征及其对长江江豚的潜在影响

长江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长江中船舶数量激增,相应的水体噪声污染可能对同水域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asiaeorientalis）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宽频录音设备对长江和畅洲北汊非正式通航江段的各类常见大型船舶（长gt;15m且宽gt;5m）的航行噪声进行了记录,并分析其峰值-峰值声压级强度（SPLp-p）和功率谱密度（PSD）等。结果表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能量分布频率范围较广（gt;100kHz）,但主要集中于中低频（lt;10kHz）部分,各频率（20Hz-144kHz）处的均方根声压级（SPLrms）对环境背景噪声在该频率处的噪声增量范围为3.7 - 66.5dB。接收到的1/3倍频程声压级（TOL）在各频率处都gt;70 dB,在8-140kHz频段内都高于长江江豚的听觉阈值。说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可能会对长江江豚个体间的声通讯及听觉带来不利影响,如听觉掩盖。     

长江和畅洲江段大型船舶的噪声特征及其对长江江豚的潜在影响

长江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长江中船舶数量激增,相应的水体噪声污染可能对同水域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宽频录音设备对长江和畅洲北汊非正式通航江段的各类常见大型船舶（长>15m且宽>5m）的航行噪声进行了记录,并分析其峰值-峰值声压级强度（SPLp-p）和功率谱密度（PSD）等。结果表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能量分布频率范围较广（>100kHz）,但主要集中于中低频（<10kHz）部分,各频率（20Hz~144kHz）处的均方根声压级（SPLrms）对环境背景噪声在该频率处的噪声增量范围为3.7~66.5dB。接收到的1/3倍频程声压级（TOL）在各频率处都大于70dB,在8~140kHz频段内都高于长江江豚的听觉阈值。说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可能会对长江江豚个体间的声通讯及听觉带来不利影响,如听觉掩盖。     

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

江西鄱阳湖是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重要栖息地, 湖中栖息着约400 头江豚。多年的观察表明, 船舶交通是鄱阳湖中江豚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评估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了解船舶通行期间及其前后江豚的发声和行为特征, 作者于2007 年6 月27 日—7 月1 日在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采用固定被动声学系统, 即安装在监测点(29°42′38″ N, 116°11′11″ E)的一套水下声学数据记录系统, 对周边通行船舶的水下噪声及江豚声纳信号脉冲事件进行了定点监测和记录, 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和统计分析。在整个监测的109h 中, 声学记录仪共记录到船舶494 艘, 江豚声纳脉冲串信号13413个。船舶出现与江豚出现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r = -0.029, N = 6550, P Z = -0.370, P> 0.05); 当有船舶经过时, 江豚的发声频次显著降低(Z = -10.050, P Z = -0.275, P> 0.05; Z = -0.119, P> 0.05); 船舶通行之前和之后, 江豚的发声频次、脉冲串持续时间、脉冲间间隔的差异性均不显著(χ2= 5.255, P> 0.05; χ2= 3.511, P> 0.05; χ2= 5.155, P>0.05); 在船舶经过时, 江豚对游动方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χ2= 0.861, P> 0.05)。基于分析结果推测, 在狭窄水域中江豚躲避船舶干扰通常采取“临时性”策略, 而非长距离逃避。由于鄱阳湖湖口水域水道相对狭窄, 尽管研究的结果表明江豚对船舶有一定的敏感反应, 但是在相对狭窄的水域中, 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难以充分表现。另外, 江豚对该水域中高密度航行船舶的噪声可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导致当遭遇船舶时, 江豚的声行为反应不十分强烈。因此, 建议有必要在不同尺度的水体中采用声学数据记录仪继续开展类似的观察,以进一步了解江豚对船舶的行为响应, 尤其是观察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及发声特征       

大鼠听神经单纤维的活动

本文以声压级(SP)的dB值为单位,用不同频率(从音频到超声)的声刺激,对大鼠听觉一级神经元325根单一纤维的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每一纤维都有自己的最佳频率和相应的最低阈值。测得最佳频率的最低值为0.58kHz,最高值为62.6kHz; 最低阈值为6dBSPL,其相应频率为27.49kHz;最敏感的频率范围在20—50kHz。频率-阈值曲线在比最佳频率高的一侧斜度陡峭,低的一侧倾斜缓慢。频率-阈值曲线的锐度若以Q值表示,它对最佳频率分布的回归曲线由最佳频率的低频向高频方向逐渐升高,且Q10,Q20,Q30,Q40,Q50,dB的回归曲线具有相似的倾斜度。绝大多数纤维都有自发放电。给最佳频率持续音作用时,随刺激强度的增强,放电速率增加,但到阈上30dB左右皆达饱和。由各频率的最低阈值绘成的听反应阈曲线与行为测听所得的听力曲线颇为近似。     

江西水域枯水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特征

研究于2021年11—12月,设置12条考察路线,采用同步目视考察法,对包含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和赣江下游的江西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开展了考察,结合历史资料,探讨了该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规律及江湖迁徙关系。结果显示, 11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17群次、454头次, 12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36群次、569头次,受水位和天气等环境条件影响,两次考查观察到的长江江豚数量差异显著(t=–2.23, P<0.05)。11月和12月江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长江江西段,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口石钟山-彭泽三号洲水域;鄱阳湖适宜水深范围水域都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船厂-黄金咀-三山-瓢山水域是江豚高密度分布区;赣江下游,长江江豚分布在扬子洲渔业村附近水域。两次考察目击率分别为1.00和1.08次/km,均高于往年调查结果,由此推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能有所增长。鄱阳湖通江水道蛤蟆石-石钟山水域,两次考察分别仅发现3头和2头长江江豚,推测调查期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和鄱阳湖之间的迁移行为较少,未来需进一步管控江湖迁移水域的人类活动,促进江湖迁移。吴城望湖亭-渚溪...     

首例长江江豚的野化及行为适应性研究

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目前已取得初步成功,野化放归是迁地保护的最后一环,也是实现迁地保护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于2021年4月将来自天鹅洲故道迁地保护区的2头雄性长江江豚转移至与长江干流环境相似的老湾故道,尝试开展野化训练,探究其行为和发声的适应过程,评估其巡游、捕食和发声等行为能否适应较恶劣的环境,为将来规模化的野化,甚至放归自然栖息地提供技术支撑。经过为期1年的野化训练和持续监测,结果表明,老湾故道鱼类密度显著低于天鹅洲故道,丰水期鱼体密度分布不均,上游较中下游高。江豚在上游的每日平均停留时间显著高于中下游,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与鱼群的密度分布有显著相关性。在进入故道的前2月,江豚顺流巡游所需时间逐渐增加达到峰值,随后降低并趋于稳定。在船舶噪声适应性训练中,江豚的平均呼吸间隔在存在船只干扰时显著降低,随着干扰次数的增加,逐渐恢复至无干扰时的水平。由此认为, 2头江豚对老湾故道的低鱼类资源密度、季节性变化的流速环境及人工施加的船只噪声干扰有良好的适应性,具备放归长江的条件。这是首次实施完全自然环境中江豚的野化训练,将为规模化的野化放归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江豚自然种群的恢复...     

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种群现状评估

对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的考察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长江江豚不同的生态行为,能提高野外计数的准确性;2、长江江豚大规模集群（10头以上）发生在特定的江段,近年来出现的机率在下降;3、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数量为1054头,其中小孤山至湖口段种群密度最高;4、湖口至南京段支流中分布的长江江豚约占该江段种群数量的9.3%。     

长江印象 几乎空无一物

<正>特别是在武汉以上的干流尤为明显,许多江段甚至连一条小鱼都没有。在我的印象里,长江水生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它关系着大型水生动物例如白鱀豚和长江江豚的生存。1998年,当我在江西湖口开展研究时,一群长江江豚从身边游过,我可以数出它们多达30头。那时在长江江豚活动水域的上空水鸟翱翔,二者争相捕捉密集的鱼群,仿佛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研究     

长江江豚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及其栖息地现状的初步评价

通过定点和流动观察的方法，作者使用行为指数和栖息地利用指数定量分析了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于1996—2000年间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和选择状况。结果表明：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行为指数大小顺序为摄食＞抚幼＞玩耍＞休息，摄食和抚幼是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优势行为；江豚栖息于离岸距离100—300m的近岸带占81．8％，栖息于水深小于9m的水区占73．3％；江豚分布密度随水深增加而逐步递减(典型的指数分布)；江豚活动水区的流速范围是0．3-1．2m／s，透明度范围是0．2—0．8m，江豚在八里江江段对水体流速和透明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栖息地利用指数高的断面一般是饵料鱼类聚集、2—4股水流的交汇处。八里江江段的众多异质小生境为江豚提供了充足饵料和繁育抚幼的适宜场所；同时八里江江段为江豚提供了庇护、休息和玩耍的足够活动空间。八里江江段成为长江干流适宜江豚活动的最佳栖息地之一，也是常年江豚在此大规模集聚的理想江段之一[动物学报49(2)：163—170，2003]。     

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长江生态考核指标: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数量

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 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 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 或“极可能灭绝”, 或“极度濒危”, 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 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 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 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 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 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 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 布置水下声学仪器, 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 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 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 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 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不同流态中长江江豚的栖息活动比较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呈斑块状分布在长江干流,对栖息地有明确的选择性.流态是栖息地水文环境的核心内容.为研究长江江豚对不同流态的选择性,本文根据1993-2021年对长江下游15次样线考察记录到的412次,合计1 117头江豚个体的栖息活动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年长江江...     

长江江豚感染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诊治

本文记录了一例患急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长江江豚诊断、治疗和预后观察过程。病原学鉴定采用鲜血琼脂平板对该江豚鼻腔拭子,在37℃下进行细菌需氧、厌氧培养和分离,并对所分离的细菌种类进行细菌学鉴定,结合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检测结果,判定病原为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依据病原菌的药敏试验结果对患病江豚进行治疗,预后良好。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资料分析以及预后观察,得到如下提示：1）应做好饲养环境的消毒措施,防止江豚出现获得性PA感染;2）对江豚日常呼吸道和粪便中PA的检测,有利于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控制;3）江豚呼吸系统疾病的治愈依赖于准确的病原鉴定和及时的治疗,药敏试验对于PA感染的治疗非常必要;4）行为学的改变在江豚呼吸道疾病发病初期以及预后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CBA、BALB／c、C57BL、昆明系小鼠及豚鼠听性脑干反应阈值的检测

目的:比较CBA、BALB/c、C57BL、昆明系小鼠及豚鼠5种啮齿类动物的正常听性脑干反应(ABR)的阈值及其频率特性.方法:采用IHS SmartEP 3.91系统对4种小鼠和豚鼠的ABR进行检测和比较,使用短音(Tone-pip)作为刺激声测定其各频率的阈值及其特点,绘制各自的听觉频率-阈值的关系曲线,找出各自的最佳刺激频率.结果:五种啮齿类动物中,豚鼠的ABR阈值最低,然后依次是昆明系小鼠,CBA小鼠,BALB/c小鼠,C57BL小鼠;其ABR最佳反应阈值均为10 kHz,即在10 kHz时各自的ABR阈值最低;频率低于10 kHz时,其ABR阈值逐渐升高,高于10 kHz时,ABR阈值逐渐降低,这是五种被检测动物ABR频率-阈值的关系曲线的共同特点.结论:实验所检测的五种啮齿类动物中,豚鼠的听觉功能最好:在4种小鼠中,昆明系小鼠的听觉功能较其余小鼠的为好;这五种啮齿类动物的听觉最适刺激频率均为10 kHz,最适合的测试频率范围是8 kHz至24 kHz.     

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是生活在中国长江的珍稀濒危鲸类动物, 自然栖息地破坏是造成其种群衰退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已经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了8个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然而, 早期保护区的功能区划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日渐突出, 按照现行法规对保护区难以实行有效管理, 迫切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文章基于国家政策、长江江豚生物学特点及分布规律, 兼顾航运等重大经济发展需求, 提出了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调整的原则和建议: (1)将长江江豚喜好的近岸水域及一定范围的重要江滩和洲滩湿地, 及江心洲汊江一侧水域划入核心保护区; (2)将中间主航道水域以及长江大堤至核心区边界之间的水域划入一般控制区; (3)兼顾历史遗留问题, 细化不同区域的管控措施。该调整方案一方面使保护区功能区划更加符合长江江豚的分布特征和偏好生境, 有利于对其自然种群和重要栖息地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上存在的法律障碍, 为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     

雄性西藏蟾蜍的鸣声特征及听觉敏感性

西藏蟾蜍(Bufo tibetanus)主要生活在海拔2 400～4 300 m的高海拔地区,本研究分析了这一高原两栖物种雄性个体的鸣声特征和听觉敏感性。采用录音机和指向性话筒,在野外记录西藏蟾蜍的广告鸣声,使用听觉脑干反应(ABR)检测听觉敏感性。采用Praat声音分析软件绘制广告鸣声的波形图和频谱图,鸣声特征参数通过Adobe Audition软件获取。广告鸣声由多个单音节鸣叫组成,鸣声主频为(1150±99)Hz。ABR对于刺激的响应以谷峰波形展示,听力图结果显示,听觉敏感区域在1.4～2.0 kHz,但在0.6～6.0 kHz范围的听觉阈值均高于70 dB,表明雄性西藏蟾蜍相较于其他物种听觉敏感性较差。尽管雄性西藏蟾蜍的最佳听觉敏感频率(1.6kHz)稍高于鸣声主频,但其鸣声能谱结构与听觉敏感性曲线在1.0～1.4 kHz存在一定程度重叠,符合"匹配过滤假说"。     

长江江豚对人工投食适应过程的观察

作者于1989,1992,2001 和2003 年,从长江铜陵江段共捕获24 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水域中,用不同的围养方式做摄食行为的观察,累计88 d。结果表明,野外捕获的长江江豚对人工投喂有3 种适应行为:(1)拒食行为;(2)警戒行为;(3)摄食行为。长江江豚的平均拒食天数为2.4 d,其中成年江豚拒食达3 d,而未成年江豚仅拒食1.5 d,两者差异极为显著(P < 0.01)。在冬季和春季圈养试验中,长江江豚的日食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冬春季差异显著(P <0.01)。第2 周后江豚警戒行为所用时间不足3 min,但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冬季观察,7 周后长江江豚在40 min 内所摄取的食量不足体重的7% ,推测其摄食行为仍处在适应调整阶段。     

长江鲟幼鱼的听觉阈值研究

试验采用室内噪声控制的方式模拟野外自然噪声环境, 以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 Dumeril)幼鱼为实验对象, 使用TDT听觉测试系统, 在100—500 Hz的刺激频率下, 通过听性脑干反应(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AEP法)测定其听力阈值。结果显示, 长江鲟的最敏感频率为300 Hz, 声压为(133±0.5) dB, 听力曲线呈“V”型, 听觉阈值随着频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总体看, 长江鲟听觉阈值较高, 听力较弱, 不能听到500 Hz以上的声音, 其中, 长江鲟的听觉阈值与湖鲟和匙吻鲟等鲟鱼类基本相似, 但比长江中常见的淡水鱼类的听觉阈值高、听频范围窄。研究结果将为长江鲟的野外放归和种群重建提供重要基础资料, 为评价涉渔工程建设运行对长江鱼类的影响提供基础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