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北部湾印太江豚密度估算及适宜栖息地预测

目前我国印太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的基础信息十分有限,2018—2020年对北部湾离岸较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离岸较远的涠洲岛水域进行了截线抽样法船只考察。应用DISTANCE估算出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273 (0.133 ~ 0.561) 头,数量约88头 (95%CI：43 ~ 181);涠洲岛水域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100 (0.048 ~ 0.210) 头,数量约137头 (95%CI：65 ~ 286)。利用最大熵模型 (MaxEnt) 分析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及面积。MaxEnt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AUC值分别为0.980和0.927,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表明离岸距离和海洋深度是影响印太江豚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子,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在北部湾东北部近岸区和海南西侧,适宜度超过0.5的栖息地面积达14 630.62 km²。2018—2020年印太江豚适宜栖息地面积较2013年大幅度下降,0.5适宜度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了40%。参考印太江豚2个群体的平均密度和北部湾适宜栖息地面积,粗略估计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约1 463 ~ 3 994头。由此可见,北部湾水域内印太江豚密度比较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议首先进行区域性海洋环境的整体保护,重点关注鱼类资源的恢复及对人类活动尤其渔船的管控,并尽快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基于目标物种栖息地适宜性和景观特征的保护地功能区划研究——以甘肃多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境的破碎化是导致物种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功能区划是对保护地进行空间布局和提升保护成效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生境进行适宜性评价，进而指导合理区划，是提升保护地功能的重要措施。基于目前保护地功能区划中存在与目标物种适宜栖息地空间格局不一致、与周边联系紧密性不足、边缘效应明显等问题，以甘肃多儿国家级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自然保护区为例，根据现有保护地区划景观特征，通过扩大研究尺度和开展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结合适宜栖息地异质性和功能区的景观特征，基于提升适宜栖息地完整性和连接度调整保护区功能区划，并通过比较区划前、后景观特征和栖息地适宜性的变化以及大熊猫的空间利用来评估本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基于本方法的新区划核心区适宜栖息地增加了16.03%,被保护的优质栖息地增加，核心区内缘比由调整前的5.35和6.32下降至3.97,被保护的优质栖息地增加，边缘效应明显减小，提高了保护区适宜栖息地的完整性，加强了和周边优质栖息地的联系，有助于提升核心区的环境容纳量，增强抵御外来干扰的能力，改善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促进所在区域的种群交流。     

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和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成效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近年来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已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中急需考虑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本研究以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该保护区1980年、1990年、2010年、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结合DEM数据和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 hubeiensis)分布及行为特征数据,应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和集合种群容量(metapopulation capacity),分析了神农架保护区自建立以来(1980–2015)森林的面积变化、驱动因素以及川金丝猴栖息地面积和破碎化动态格局,论证了神农架保护区对森林和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成效。结果表明,神农架保护区自建立以来,保护区内森林面积增加了34.27%,森林覆盖度由47.94%上升到64.36%,增加了16.42%,其中82.77%的新增森林为灌木林和疏林转变而来;川金丝猴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增加了17.70%,集合种群容量增加了515.17%,最适宜栖息地的破碎化程度显著降低。天然林保护工程(the Natural Forest Conservation Program,NFCP)和退耕还林工程(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SLCP)实施后,保护区内森林面积增加了23.24%,森林覆盖度增加了12.77%,川金丝猴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增加了14.29%,集合种群容量增加了367.20%。本研究结果表明,神农架保护区在森林和旗舰种栖息地保护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保护成效。     

江西水域枯水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特征

研究于2021年11—12月,设置12条考察路线,采用同步目视考察法,对包含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和赣江下游的江西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开展了考察,结合历史资料,探讨了该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规律及江湖迁徙关系。结果显示, 11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17群次、454头次, 12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36群次、569头次,受水位和天气等环境条件影响,两次考查观察到的长江江豚数量差异显著(t=–2.23, P<0.05)。11月和12月江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长江江西段,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口石钟山-彭泽三号洲水域;鄱阳湖适宜水深范围水域都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船厂-黄金咀-三山-瓢山水域是江豚高密度分布区;赣江下游,长江江豚分布在扬子洲渔业村附近水域。两次考察目击率分别为1.00和1.08次/km,均高于往年调查结果,由此推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能有所增长。鄱阳湖通江水道蛤蟆石-石钟山水域,两次考察分别仅发现3头和2头长江江豚,推测调查期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和鄱阳湖之间的迁移行为较少,未来需进一步管控江湖迁移水域的人类活动,促进江湖迁移。吴城望湖亭-渚溪...     

用微卫星指纹识别天鹅洲保护区长江江豚个体

DNA指纹个体识别技术是保护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为了准确地识别天鹅洲保护区中的每一头长江江豚以开展保护遗传学及其它相关研究 ,并实施有效的种群管理 ,本研究应用 4个微卫星座位初步构建了该群体的DNA指纹图谱 ,并利用此图谱成功地对不同时期在保护区捕获的江豚进行了个体识别研究。结果显示微卫星指纹技术是一种适用于长江江豚个体识别研究的可靠手段     

基于物种分布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评价——以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该类型自然保护区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保护对象,因此对其进行功能区划需全面考虑各种保护对象的需求。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以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该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白冠长尾雉及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点数据,结合收集的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进而分析物种与该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空间关系,及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空间关系,评估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对白冠长尾雉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为33.84 km²,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96%、3.84%和9.19%,自然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比例偏低。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并不能充分满足保护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需要,且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临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的影响,这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产生潜在威胁。因此,结合保护区内保护价值与人为干扰分布现状,针对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的受胁情况提出两种不同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方案,在不降低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前提下,提高核心保护区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的比例,同时降低保护区内人为干扰强度。本研究可为该保护区保护白冠长尾雉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其他以野生动物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提供指导方法。     

基于PAE编码系统构建的半自然条件下长江江豚行为谱

识别和编制动物行为谱是深入研究动物行为及其与环境复杂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于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以栖息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自然水域的8头长江江豚为研究对象,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和随机动物取样法观察记录了动物行为发生的过程、内容和环境,并以"姿势—动作—环境"(posture-act-environment,PAE)为轴心,以行为的功能为依据,构建了长江江豚的PAE行为谱。共分辨记录了半自然水域长江江豚的8种姿势、33种动作和46种行为,并定性描述了不同行为出现频率与年龄组、性别的关系。该行为谱综合了姿势和环境信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长江江豚的生态与行为、促进长江江豚的保护。     

长江安庆段航道整治对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时空影响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威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航道整治工程是导致江豚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数量和分布的影响可为江豚栖息地管护提供有益信息。通过对湖口-吉阳矶水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持续调查,分析了安庆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的影响。12次目视调查共在研究水域发现江豚258群次613头次,工程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67.0±24.3)头次、(35.6±22.2)头次和(50.0±2.8)头次。在主要施工区共发现江豚79群次185头次,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18.60±12.03)头次、(10.4±7.3)头次和(20.0±4.2)头次。工程不同时期主要施工区江豚的数量及占比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施工区S2和S3工程段施工期江豚平均分布密度((0.18±0.17)头/km、(0.04±0.08)头/km)较施工前((0.62±0.16)头/km、(0.40±0.29)头/km)显著下降,S5和S6工程段施工期平均...     

如何在北京充分实现受胁鸟类栖息地保护?

实现有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口密集区的保护效率。北京人口密集且生物多样性丰富, 存在3类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限制建设线。上述区域可视为生态保护潜力区。本文以在北京有分布的30种受胁鸟类为主要对象, 探讨现有生态保护潜力区对这些物种栖息地的覆盖程度, 并对如何改善上述受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建议。根据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掩膜栖息地分布图, 得到各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这些分布获得北京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并进行验证。依据物种丰富度高低, 将受胁鸟类栖息地划分为一至四级(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级栖息地, 以此类推)。同时, 依据地表覆盖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高低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乡村生境区和自然生境区。分别计算3类保护潜力区对上述3类区域以及四级栖息地的覆盖面积比例。结果表明: (1) 95.64%的一级关键栖息地和86.32%的二级关键栖息地分布在乡村生境区, 但仅有0.69%和15.15%的乡村生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 (2)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一、二级关键栖息地主要为水域和沼泽地等湿地、高覆盖度草地和部分耕地, 以及含有较高比例水体的大型城市绿地。基于以上结果, 我们建议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试行如下保护措施: (1)严格保护湿地及其周边的高覆盖度草地, 确保面积不减少; (2)维持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种植模式; (3)将乡村生境区位于河道附近的水域、沼泽地、高覆盖草地和灌木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4)在公园绿地中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5)优化平原地区林地结构。以上措施将使北京的受胁鸟类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 为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     

不同流态中长江江豚的栖息活动比较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呈斑块状分布在长江干流,对栖息地有明确的选择性.流态是栖息地水文环境的核心内容.为研究长江江豚对不同流态的选择性,本文根据1993-2021年对长江下游15次样线考察记录到的412次,合计1 117头江豚个体的栖息活动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年长江江...     

长江湖口至荻港段江豚春季对生境选择的初步分析

研究表明鲸类的分布领域、集群规模、索食场所及迁移途径与栖息环境的地貌特征及生境因子密切相关（Watts and Gaskin,1986;Baumgartner,1997;Raum-Suryan et a1．,1998;Karczmarski et a1．,2000）。距离苏格兰较远的Moray Firth海域,生活的一群瓶鼻海豚（Tursiops truncatuz）,它们常聚集在岛屿附近的狭窄深槽入口处,那儿海床呈斜坡,     

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河岸带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安庆西江是长江下游唯一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迁地保护区。为了解安庆西江河岸带植物群落结构, 进而评价西江长江江豚栖息地的生境情况, 于2017年夏季对西江河岸带10个断面的植被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西江河岸带植被中共有维管植物166种, 隶属于50科131属, 其中藻类植物1科1属1种, 蕨类植物1科1属2种, 种子植物48科129属163种, 以蝶形花科、菊科、禾本科为优势科, 科、属的分布类型较为丰富。对植物群落结构分析的结果显示, Shannon-Wiener指数变幅为0.213—0.899, 均值为0.629±0.399; Simpson指数变幅为0.135—0.465, 均值为0.315±0.204, 物种丰富度变化范围在3—14, 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指数变化一致。西江河岸带植被分布还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特征, 两岸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区域, 河岸带植被多样性指数较低; 自然区域的植物覆盖面积大, 群落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则较高。总体而言, 西江河岸带植被物种丰富, 覆盖率高, 既可以改善水质, 又可以为小型定居性鱼类提供良好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对于维持长江江豚迁地种群的栖息和繁衍生境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的诊治

人工饲养或易地保护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 其水体中常含有病原菌且易引起江豚发病, 探讨长江江豚的细菌性疾病诊疗方法十分必要。文章利用细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结合血液检测结果, 对安庆西江围网内一头患病江豚进行了病原确诊, 结果发现患病江豚的致病原为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魔氏摩根菌(Morganella morganii)。依据致病菌的药敏试验结果, 综合患病江豚的整体状况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对其进行系统治疗, 结果预后良好。研究的成功开展为江豚、海豚等鲸类动物细菌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提供了良好借鉴。     

天鹅洲故道水生态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初, 湖北长江天鹅洲故道水质良好, 鱼类资源丰富, 被认为是建立长江豚类半自然保护区和四大家鱼种质资源生态库的理想场所, 而对之开展了水生态研究, 之后由于成功实现了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从水质和沉积物等环境因素,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高等水生植物等生物因素, 水体初级生产力、渔产潜力和鱼类等资源因素多角度开展了天鹅洲故道水生态研究。天鹅洲故道水质呈恶化趋势。浮游植物数量增加了2个数量级, 且从单细胞个体转变为多细胞群体, 同时带有胶被的蓝藻在种类和密度上占有绝对优势; 浮游动物优势种呈小型化趋势; 底栖动物密度有所下降; 高等水生植物呈逐渐衰退趋势。鱼类资源量呈下降趋势。根据水质化学和生物学评价结果, 结合天鹅洲故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本文指出故道与长江阻隔、渔业活动和环境污染是天鹅洲故道水生态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通过水质、饵料和栖息地等方面影响长江江豚的可持续性生存。同时, 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 实施通江工程, 恢复故道水文特征, 提高故道理化环境异质性; 其次, 控制外源和内源营养负荷, 提高故道水体水质; 然后, 持续监测水质、沉积物和水生生物状况, 建立故道水生态数据库; 再次,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最后, 规范渔业活动, 优化故道渔业资源, 为保护天鹅洲故道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健康, 维持江豚可持续生存提供依据。     

长江江豚脐带永生化成纤维细胞系建立及细胞生长特性研究

取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s asiaeorientalis)产后胎盘脐静脉, 经组织块培养, 差异贴壁法纯化, 构建长江江豚的原代细胞系; 经外源癌基因SV40 T antigens（猿猴病毒T抗原）转染构建稳定脐带细胞系, 并对长江江豚的永生化后的成纤维细胞的细胞形态、转染效率、生长曲线和活率等进行探究。结果表明: (1)原代脐静脉细胞大约14d从组织边缘分离, 20d形成单层, 细胞呈现典型的成纤维细胞状, 梭形、不规则星行或多边形。原代细胞传代14代后出现老化和凋亡。(2)通过SV40 T antigens转染构建的细胞系可传代40—50次, 证实转染SV40 T antigens后可增加细胞的增殖能力。(3)不同世代永生化的成纤维细胞复苏前后细胞活性并无明显差异, 复苏细胞活性在90%以上, 表明永生化后的细胞可以稳定保存。利用CCK-8法测得细胞的生长曲线呈现“S”型。(4)对永生化的细胞系进行后续基因表达尝试, 通过转染外源基因绿色和红色荧光蛋白, 转染外来质粒效率约为15%, 说明外源基因可以表达, 并能被成功检测。研究构建长江江豚的脐静脉来源的永生化后细胞系, 为江豚的其他组织细胞系建立以及江豚细胞库的建立提供基础, 成功对永生化后的细胞系进行外源基因的转染, 为以后深入长江江豚相关基因和分子机制研究打下基础。     

铜陵长江大桥对豚类栖息地的影响

根据1987-2001年在铜陵江段所进行的18次豚类生态考察,统计历年考察记录中,在成德洲-梅埂段（以下称大桥河段）工作的天数及观察到的白Ji豚和长江江豚数量,分别计算其SPUE值（Sightings per unit of effort,以头/d计）。并于1989,2001年,在长江水位8.5m左右（吴淞 高程）测定了大桥河段断面A,B,C,D的深度（m)及流速（m/s)。根据汉道最大河宽（B）,转折角（α）,曲折率（S/L）,以及汊道宽长比（B/S）的变化,分析河道与沙洲的变动对白Ji豚和长江江豚栖息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桥建成后,河段平面变形小,汊道分流比稳定,滩槽很少变动,流态稳定,水势复杂多样,仍具备豚类栖息活动必要的水文条件,但铜陵大桥对其上下河道,沙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期和悦洲与成德洲附近的滩槽冲淤明显,汇,分流区主流摆动不确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水区,导致成德洲附近的白Ji豚和长江江豚活动次数明显减少,特别是白Ji豚的活动路线中（太阳洲→梅埂）的羊山矶,历次考察中未观察到白Ji豚,总而言之,白Ji豚在大桥河段的SPUE值降低与其种群急剧下降是一致的,但在梅埂活动的次数下降不明显;长江江豚在局部水域（梅埂,横港）的SPUE值有上升趋势,这些现象可能与近期的河床演变及桥墩挑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