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榆林地处农牧交错带,是研究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的理想地区。本文基于植硅体分析,探讨了该地区王阳畔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过渡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及农业对环境的适应等。遗址剖面及灰坑样品的植硅体分析表明:仰韶晚期,粟和黍是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黍较粟始终保持着种植优势;龙山早期,粟作农业逐渐衰落。植硅体组合图谱显示,先民在此遗址活动期间,气候是略偏凉偏干的,整体上较为稳定,呈现出干凉化的趋势。综合来看,农业活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环境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该遗址榆科植硅体的大量发现,不仅补充了史前植物利用史,同时也对丰富植硅体数据库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临泉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新石器时代晚期(7.0-5.0ka BP)是淮河中游地区单一稻作农业向稻旱兼作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然而,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匮乏,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转变过程以及该时期淮河中游地区农作物的驯化水平等问题依然不清楚。本文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相对应年代分析结果,对安徽临泉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时期的的农业发展与植物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在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多数土样中都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且水稻植硅体的百分含量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未发现粟、黍等其它农作物遗存的证据。这一结果表明大汶口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该遗址先民从事的是单一稻作农业,基本沿袭着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稻作农业传统。对水稻扇型植硅体边缘鱼鳞状纹饰数量统计结果显示,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水稻的驯化水平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此外,本研究还在该遗址所有样品中发现有较丰富的竹亚科植物特征型植硅体,推测宫庄遗址先民可能较普遍的利用竹亚科植物作为工具、建筑、食物等的原材料。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概况,农作物结构演替,水稻的驯化历程等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城子崖遗址植硅体反映的生业经济模式

龙山文化是中国史前社会形态演进的关键阶段,亦是农业强化生产的关键时期。城子崖遗址是鲁北平原史前区域中心城址,其生业经济研究有助于理解该地区社会复杂化及文明进程。本文对城子崖遗址龙山时期不同遗迹单位的15份土样进行了系统的植硅体分析,尝试探讨了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生业经济水平、农作物生产和加工方式、野生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各遗迹堆积及其所反映的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结果显示,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已形成粟、黍、稻、小麦、稗（可能）的农作物组合方式;同时,广泛采集利用聚落周边的自然植物资源,是农业与采集业并存发展的生业经济模式。先民在作物栽培中进行了锄草、灌溉等较为精细的管理,其中,黍较粟更具耐旱抗病特性,加上田间管理需求较低而被优先选择栽培。先民在收获作物时,采用类似割穗、掐穗等方法以减少作物茎秆及杂草混入,随后在户外进行小规模地脱壳、扬场工作。此外,根据灰坑中植硅体的组合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活垃圾、谷物加工、蓄水淘米三个类型, 水井和墓葬内的植硅体则分别与生活环境和丧葬环节等信息相关。     

水稻遗存在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发现与探讨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水稻何时传入黄河中游并扩散至关中地区,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华县东阳遗址是关中地区仰韶早中期的过渡性遗存(ca. 5900-5600 cal. BP)。本文借助植硅体分析,并结合炭化植物遗存,探讨了东阳遗址水稻的栽培和利用情况,并尝试分析水稻在关中地区出现的动因及传播过程。研究显示,东阳先民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已经开始少量的栽培水稻,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在此时出现。本研究发现的东阳遗址水稻遗存是目前关中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指示了水稻至少在距今5800年时传入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关中稻作获得较大发展,至龙山晚期则鲜少发现。该研究刷新了中国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区最早的水稻遗存记录,为进一步了解稻作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基础数据。     

河南鹿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揭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计活动

鹿台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作物组合显示仰韶时期农业经济是单纯的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龙山时期农作物新品种开始出现,作物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基于龙山时期成熟粟类作物和不成熟粟类作物的量化分析,鹿台遗址龙山时期聚落很可能存在作物加工活动,不同阶段的加工活动可能是在聚落内不同区域,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为基础开展。综合相关研究,豫北地区仰韶时期仍是单一的种植小米的旱作农业经济,稻作农业并未影响到这一区域,龙山时期水稻、大豆和小麦等新农作物开始出现,农业多样化逐渐显现。与此同时,豫北地区龙山时期不同遗址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存在些许差异,这一差异很可能与遗址微观地貌、聚落和特定人群的主观选择有关。鹿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深化了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境、生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河南舞阳张王庄遗址仰韶早期先民食物的淀粉粒分析

黄淮西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南、北不同考古学文化与农业模式的过渡地带,近年来该地区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显著,但目前学术界对该区域仰韶早期人类植食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仍不甚了解。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张王庄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54件陶器和13件石器进行了表面残留物提取与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仰韶早期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特征,旱地农作物粟、黍虽然已在人类生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采集获取的各类野生植物资源包括薏苡属、小麦族、莲藕等仍是人类食物主要组成,其重要性甚至高于农业种植。与此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至迟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仰韶早期阶段,粟、黍两类旱地作物已传播至黄淮西部的低纬度地区并成为先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从而在整个黄淮西部形成以粟、黍为主,水稻为辅的稻-粟兼作农业。研究结果首次提供了黄淮西部仰韶早期人类植食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的科学证据,对认识黄淮西部史前农作物传播与农业结构演化的具体时空过程等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深厚基础.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中心,探讨其史前农业的经济形态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文拟对新津宝墩遗址的文化层剖面及两处灰坑的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并结合浮选结果,以期探讨宝墩遗址农业经济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宝墩文化层中,存在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产于水稻叶秆的扇型和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植硅体以及产于水稻稃壳的双峰型植硅体,同时还存在少量黍稃壳植硅体碎片.水稻扇型植硅体多呈典型的驯化形态,总体尺寸较大,其测量数据符合粳稻植硅体特征.这表明宝墩先民的经济结构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的植物淀粉粒

本文对河南官庄遗址两周时期人牙结石开展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数量丰富的淀粉粒以及少量植硅体。可鉴定形态的淀粉粒主要来自粟、黍、小麦、小豆等农作物以及坚果、块茎植物;植硅体中则有来自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此次研究表明官庄先民食物来源广泛,包括多种农作物和采集植物,其中粟黍类农作物在食物构成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小麦所占比例很可能已仅次于粟黍。结合包括官庄遗址和周边若干遗址的浮选结果,两周时期中原腹心地区仍是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但农作物种植已明显多样化;与此同时,小麦在农作物体系中的重要性增加,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体系由以粟黍为主转向以小麦为主的趋势已经出现。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出土的植硅体

汪沟遗址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植硅体土样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汪沟聚落仰韶文化晚期的农作物有粟、黍和水稻;黍粟比例较高,水稻的比例较低;稻作农业较旱作农业规模小,种植少,但水稻和粟黍的出土概率相差很小,说明水稻和粟黍一样都是汪沟先民日常食用的作物,是汪沟先民植物性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根据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的结果推测,汪沟遗址的粟黍和水稻在不同的季节以连杆带穗的方式收割,然后在壕沟南部区域对谷物进行集中脱粒,脱粒后的粟黍和稻被共同储藏在房址周围,个体家庭需要食用的时候在房屋内或周围进行脱壳。大规模的谷物收割和在特定场所集中进行的脱粒加工活动说明,汪沟聚落有着较强的劳动组织能力,有较大型社会生产组织的存在,大家庭或家族公社是聚落生产与生活中的基本组成单位。     

南京牛头岗遗址植硅体分析及环境考古意义

牛头岗遗址是江苏南京较大的古文化遗址,遗址文化层中植硅体组合揭示在新石器晚期（约3500Cal．aBP前）,南京地区气候偏暖偏湿;商代（约3500—3000Cal．aBP）,气候温暖湿润;西周早期（约3000Cal．aBP后）,气候又偏暖偏湿。明显的气候波动与全新世中晚期全球气候变化可以对比。相邻何颖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哺乳动物遗存,与牛头岗植硅体组合反映的植被与生态比较一致。新石器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气候与环境适宜古代先民的繁衍与生存,南京及滁河流域古文化内涵丰富。     

安徽禹会村遗址双墩文化时期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本文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双墩文化时期44份土壤样品开展植物考古研究,重点关注典型农作物植硅体类型及其形态特征,以及敏感型与固定型植硅体组合特征等。结果显示,禹会村遗址大部分样品中皆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并未发现粟、黍等旱地作物遗存;水稻扇型及双峰型植硅体形态特征分析显示,水稻遗存为驯化程度较高的粳型稻。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双墩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延续了顺山集文化时期以来种植粳型稻为主的传统。此外,通过水稻植硅体高密度样品中敏感型与固定型植硅体含量比值为0.7±0.2推测,该遗址水稻栽培环境属于“高地势-雨水供给”或“低地势-雨水供给”类型。本文研究结果为探讨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水稻栽培与驯化以及人类适应策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从文坎沟东地点的植物遗存分析南阳盆地先秦时期的农业活动

南阳盆地,作为地理过渡地带和文化交汇区,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融的典型特征。文坎沟东地点是南阳盆地淅川县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本文综合运用大植物和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结合已有的植物考古证据和最新的测年结果,全面探讨了文坎先民先秦时期的种植模式和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龙山时代晚期,文坎先民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为生,兼种少量水稻和小麦,小麦和水稻在先民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微弱;西周时期,延续了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种植规模略有扩大,未见炭化水稻的踪迹,但植硅体分析显示仍有水稻种植的现象;受中原宗周势力的影响和版图扩张的需求,小麦逐渐开始在先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文坎沟东地点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揭示豫西南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植硅体分析及其指示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活动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的一处大型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了解其农业活动有助于认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农业发展水平与社会组织形式等。本文对禹会村遗址2017年和2020年两个发掘区的49份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多个遗迹单位中发现不同浓度的水稻特征性植硅体,未发现粟遗存的证据。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以水稻(Oryza sativa)为主,粟(Setaria italica)在农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低。遗址中发现的水稻植硅体以来自茎叶的扇型植硅体为主,而且不同区域水稻植硅体分布浓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反映禹会村遗址的水稻收割方式可能为连杆收割,将水稻带入遗址内分开完成脱粒与脱壳行为。其中城垣区水稻加工活动可能存在集中完成的现象,而生活遗迹区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此外,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分析结果显示,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水稻驯化水平较低,可能存在包括粳稻在内多个水稻品种。本文揭示了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农作物的加工活动及农业发展水平等相关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淮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河南项城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揭示的仰韶时期的原始农业

豫东地区是史前中原文化系统、海岱文化系统等的中介地带,由于这里地处黄泛区且人口密集,史前遗址或被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或位于岗地、堌堆之上,后期破坏严重,目前缺乏相关植物考古资料,对史前农业发展的认识并不清晰。本研究对河南项城市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开展浮选,获取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和狗尾草属、马唐属、稗属、黍亚科等野生植物,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核壳来自菱属、芡实、柿属、栎属、桃属等。农作物及典型田间伴生杂草遗存的量化结果显示,两处遗址仰韶时代中期的农作物结构以粟、黍为主,水稻的比重很低,具备黄淮地区稻粟兼作农业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多种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显示了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各类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采集野生植物仍然是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方式。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豫东地区仰韶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农业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2013~2014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新砦、二里头、二里岗三个不同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属、稗属和马唐属等不同种属的杂草种子等。对遗址不同阶段炭化农作物及典型田间杂草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粟、黍两种旱地作物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期,至二里岗期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夏代早期至商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农业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植硅体分析及其环境意义

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是淮河中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本文对遗址三个不同文化时期连续剖面土壤堆积物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先民早在距今8 500年左右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并一直延续到遗址三期(7 500 BP)。植硅体组合分析结果表明,顺山集遗址所处时期的气候总体上较温暖湿润,但存在气候波动,从一期至三期大体上经历了温暖—偏凉—回暖的过程,可能对应了全新世高温期到来之前的气候转暖。从顺山集遗址水稻遗存的连续发现以及水稻驯化水平不断提高来看,气候变冷并未抑制当地稻作农业的发展,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进了其发展与扩散。本文研究结果对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中东部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人类生业模式演变的生物考古学证据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

辽西地区城子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农作物种子遗存研究显示, 城子山地区青铜时代中期以旱作农业种植为主, 粟的栽培要明显高于黍。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地区属半农半牧区, 存在黍与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种植, 但黍的栽培比例要远高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子山地区。干旱化可能是导致夏家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黍栽培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城子山和夏家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在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有所不同, 但这2个地区农业种植的差异究竟从何时开始, 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

辽西地区城子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农作物种子遗存研究显示,城子山地区青铜时代中期以旱作农业种植为主.粟的栽培比例要明显高于黍.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地区属半农半牧区,存在黍与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种植,但黍的栽培比例要远高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子山地区.干旱化可能是导致夏家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黍栽培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城子山和夏家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在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有所不同,但这2个地区农业种植的差异究竟从何时开始,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黄土高原北部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农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区域生态环境的适应

本文分析并测定了从15个位于黄土高原北部的遗址中浮选的炭化植物遗存的年代及数量,讨论了该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农业结构的变化、发展及自适应。研究表明,该地区粟的占比随着遗址年代的推移呈现出上升趋势,证明了先民的农业技术随时间变化而发展;受季风降水特征影响,东南部灌丛草原区粟的占比随时间变化上升趋势明显,西北部干草原区则变化较弱,证明环境的差异也造成了农业模式的不同;在干旱气候条件限制下,自中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的主要作物始终为粟和黍,粟作农业奠定了黄土高原乃至中国北方的文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