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物种的新标准

ＣＩＴＥＳ（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是一个通过控制贸易的方法来维护物种生存及其持续利用的国际法规,其附录中所列的物种是重点管理的对象,主要根据现有的Ｂｅｒｎｅ标准来确定。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已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１９９２年６月ＣＩＴＥＳ常务委员会要求世界保护联盟协助制定一个简明、实用、科学和客观的新标准,本文对此作一简介和讨论。     

中国优先保护的野生动物

濒危物种是指所有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或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从广义上讲，濒危物种泛指珍贵，濒危或稀有的野生动植物：从野生动植物管理学角度讲，濒危物种是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物种及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香港在濒危物种贸易上的管制

1背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濒危物种公约）於1975年生效,旨在透过许可证制度,管制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以保护此等物种,使其免遭过量捕取。若有关的濒危物种是以不损害该物种存活的方法取得,当局会签发许可证,准许此等物种的贸易。香港自1976年起通过执行香     

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及影响因子研究

不受控制的贸易可能导致野生动植物面临生存危机。探讨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因子有利于提高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管理水平。本文从生物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角度综合分析了除木材与海洋渔业以外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与一般贸易相比,这些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具有传统性、地域性、流动的方向性、季节性、分散性、替代效应、反馈效应和补充性等特征。影响某一野生动植物物种进入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生物因子包括种群大小、易获得性、个体大小、周期性波动、耐受性、替代性等;社会因子包括政策、执法力度、社会心理、收入水平、猎捕技术等;同时,文化传统也会影响人们利用野生动植物和进行相关贸易的方式与范围。对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特点和影响因子的分析为管理相关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提供了依据。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鳄鱼国际贸易的控制措施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对鳄目动物比对其它任何类群的野生动植物实施的控制都要复杂。本文主要简介CITES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实施的5种控制措施、控制历史、控制结果以及这些控制措施对保护鳄鱼和永续利用鳄鱼资源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CITES引进的圈养控制措施,特别有利于鼓励鳄鱼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管理亟待加强贸易物种的非致危性判断

物种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问题之一.威胁野生动植物生存的主要因素有栖息地丧失、商业开发以及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等.通过各种贸易活动实现经济利益,是人们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的主要原动力之一.因而,对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有关水生生物物种的提案和对策研究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热点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水生生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也日益关注水生野生动物的贸易管理问题.自CITES第九届缔约国大会以来,CITES附录物种的讨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水生生物种类,有关的管理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中国是水生生物的利用大国,CITES对水生生物贸易的管理将会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CITES中水生生物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回顾,同时结合公约第十四届缔约国人会的最新信息,分析了目前的热点问题,探讨了其对我国水生生物管理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CITES对水生生物的管理正在不断扩展,力度不断增强,CITES正趋于参与商业开发水生物种的管理.有鉴于此,建议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利用及管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为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及国家制订公约履约策略提供依据.     

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物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正>2016年9月23日至10月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17届缔约方大会(The 17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 CoP17)上,讨论了由各缔约方提交的近120项有关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管制、立法、执法等的政策性议题,审议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巴拿马大会进展评述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11月14-25日在巴拿马召开。大会审议了52项附录修订提案和91项政策议题,更新了600多种兽类、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淡水观赏鱼、海洋动物、树木物种和药用植物的国际贸易监管条件。除确定工作预算、强化重点物种遵约执法、延续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及生计议题外、缔约方大会还就议事规则和附录修订标准的修改展开激烈辩论。同时,大会讨论了《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暂定稿,听取了《可持续利用野生物种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审议了CITES在减少未来与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的风险方面的作用、CITES与森林以及性别行动计划等新议题。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国履约机构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提前两年开展调研,起草了我国向大会提交的附录修订提案和信息文件;与相关缔约方机构开展会前和会上磋商,收集各方信息,积极引导CITES公约会间和会上工作组讨论,呈现了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承担大国责任的正面形象。     

关于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之探讨--对IUCN物种濒危等级的思考

为了保存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根据物种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种群数量波动与分布区下降速率来评定濒危物种的濒危等级,并针对物种的濒危等级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1994年11月,IUCN第40次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经过修订的Mace-Lande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作为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虽然不是国际法和国家法律,但是对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决策以及各国的自然法律法规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保护生物学理论研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在研究制定中国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标准时发现,如果直接应用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评定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将存在一些问题。如：(1)如何区别对待那些本来就数量稀少、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和那些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其种群数量与生境面积急剧下降的物种?(2)不同的动物类群能否应用同一濒危标准尺度?(3)如何区别对待物种边缘分布区和核心分布区的种群数量与密度的差异?(4)如何处理种群的局部灭绝、局部濒危?(5)一些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濒危,但是这些物种可以人工繁殖,如何处理可以人工繁殖的濒危物种?(6)如果没有种群与栖息地的精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怎样应用物种的濒危标准评估其濒危等级?在实践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考虑与国际流行的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接轨,我们提出来一个由“无危”、“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和“灭绝”等5个级构成的濒危等级系统,其中“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又分为“一般”与“高度”两个亚等级。我们提出应区分“生态濒危物种”、“进化濒危物种”;对于不同生物类群,应区分物种的生活史对策,制定不同生活史物种的濒危标准。对于r-对策物种,引入“经济灭绝”这一等级,将这一等级对应于“受胁”等级,以解决缺少物种数量的统计数据和历史数据这一难题;区别对待特有物种,将其濒危等级提升一等;引进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概念,将集合种群的局域种群(local population)作为“个体”对待。     

《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识手册》出版

农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主编的《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识别手册》一书近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囊括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名录》中的大部分物种 ,共编入 6门 15纲 42目     

探讨野生动物保护的新课题--野生动物保护与活体野生动物航空安全运输国际研讨会

野生动物活体运输过程会对动物产生生理胁迫,进而威胁被运输动物的健康。因而,野生动物活体运输与野生动物保护密切相关,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新课题。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中涉及大量的航空运输,因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制定了《活体野生动物装运准备和运输     

控制野生种非法贸易,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2013年3月2-14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在泰国曼谷召开了16届缔约国大会.时值CITES公约生效40周年,CITES公约秘书处举行了庆祝仪式.泰国总理英拉参加了开幕式并表示祝贺.这次缔约国大会的特点如下: (1)CITES公约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多边环境公约之一,目前,已经有178个国家签署.CITES公约的重要性得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的认可.过去的40年中,全球人口从40亿增长到70亿.人类的生态足迹在扩大,人类对生物资源的需求在增加,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规模在发展.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压力上升.2008年,全球CITES附录物种贸易总数达到90万单.CITES公约对其附录物种贸易实行严格控制.在出口附录物种之前,出口国的CITES科学机构必须对该项出口作出不会危及物种野生种群生存之判断,称之为非致危性判定(Non-Detrimental Finding,NDF),否则不能出口.CITES管理机构根据科学机构的NDF签发出口许可证,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与贸易的——对应制度,成为可执行性最强的环境公约.     

兰科植物保育研究概况(综述)

兰科植物多为珍稀濒危植物,全世界所有野生兰科植物都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家贸易公约》的保护范围,占该公约应保护植物的90%以上,是植物保育中的"旗舰"类群。因此,依托现有资源开展兰科植物研究和保育,对其保育工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近年来国内外兰科植物研究及保育研究工作进展。     

《濒危物种公约》第二届会议

1979年3月19—30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举行了《濒临绝灭的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简称《濒危物种公约》或“CITES”)第二届成员国会议。三十九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七十五个非成员国以及国际或非政府机构派出了观察员。我国目前不是成员国,也派出观察员代表团参加了本届会议。     

结缘攀枝花

攀枝花苏铁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与平武大熊猫和自贡恐龙化石并称“巴蜀三宝”,中国林业六大工程中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将其列为“15种重点抢救性保护濒危物种”之一。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亚洲乃至世界纬度最北、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研究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提出了以下三个论点：(1)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物质内容。野生动植物资源对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2)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是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的“显示器”。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下降或衰退,会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数量或种类的减少甚至种群灭绝。(3)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关系的集合体和反映体。人类与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综合体,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否就取决于这二者的关系。如果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就能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的完整和功能的良好,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的状态;但若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利用而不加保护,那么随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逐渐衰竭,森林生态系统将逐渐失去某些功能且变得支离破碎,也就无法保持健康的状态。提出了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并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解决途径：(1)实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指长期保持森林的生产力和可再生性,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2)发展“接近自然的林业”。近自然林业是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类的木材及林产品利用目的而设计的容许有一点偏离自然的森林模式,以森林生态健康为目标的建设方法。     

莽山烙铁头蛇的濒危现状与保护对策

目的探讨我国特有的珍稀蛇种──莽山烙铁头蛇的濒危现状与保护对策。方法基于文献资料,结合作者近年来的调查工作,对莽山烙铁头蛇的分布区、种群数量、濒危现状与威胁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近10年来,莽山烙铁头蛇的种群数量没有明显增加,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仍遭受猎捕、贸易及栖息地破坏等因素的威胁。结论要保护好我国这一特有的珍稀蛇种,需要尽快将莽山烙铁头蛇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加强法律保护力度及国际贸易管控,积极开展生态生物学研究,实施人工繁殖和放归野外计划,以促进野生种群复壮。     

福建省4种兰科植物分布新记录

兰科( Orchidaceae)植物是一类特殊且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植物类群[1],物种数量多、生活型多样且进化水平高,中国分布有兰科植物194属1388余种[2]1,是单子叶植物中种类数量最多的一个科;同时,野生兰又是受威胁最为严重的类群之一,全部种类都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约占该公约涵盖的保护植物数量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保护植物中的“旗舰”类群[3]。     

中国兰科植物属的界定:现状与展望

<正>兰科植物是被子植物的最大科之一,全世界约有736属28,000种(Chase et al.,2015,Dressler,1993),广泛分布于大部分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尤其以热带地区最为丰富。兰科植物是生物学研究的热点类群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旗舰"类群,全世界所有的野生兰科植物均被列为《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范围,占该公约保护植物种类的90%以上。中国是野生兰科植物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