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之探讨--对IUCN物种濒危等级的思考

为了保存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根据物种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种群数量波动与分布区下降速率来评定濒危物种的濒危等级,并针对物种的濒危等级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1994年11月,IUCN第40次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经过修订的Mace-Lande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作为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虽然不是国际法和国家法律,但是对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决策以及各国的自然法律法规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保护生物学理论研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在研究制定中国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标准时发现,如果直接应用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评定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将存在一些问题。如：(1)如何区别对待那些本来就数量稀少、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和那些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其种群数量与生境面积急剧下降的物种?(2)不同的动物类群能否应用同一濒危标准尺度?(3)如何区别对待物种边缘分布区和核心分布区的种群数量与密度的差异?(4)如何处理种群的局部灭绝、局部濒危?(5)一些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濒危,但是这些物种可以人工繁殖,如何处理可以人工繁殖的濒危物种?(6)如果没有种群与栖息地的精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怎样应用物种的濒危标准评估其濒危等级?在实践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考虑与国际流行的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接轨,我们提出来一个由“无危”、“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和“灭绝”等5个级构成的濒危等级系统,其中“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又分为“一般”与“高度”两个亚等级。我们提出应区分“生态濒危物种”、“进化濒危物种”;对于不同生物类群,应区分物种的生活史对策,制定不同生活史物种的濒危标准。对于r-对策物种,引入“经济灭绝”这一等级,将这一等级对应于“受胁”等级,以解决缺少物种数量的统计数据和历史数据这一难题;区别对待特有物种,将其濒危等级提升一等;引进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概念,将集合种群的局域种群(local population)作为“个体”对待。     

中国近、现代内陆水域鱼类系统分类学研究历史回顾

该文回顾了我国近、现代内陆水域鱼类系统分类学研究的历史。基于收集到的1758—2011年1230余篇与中国内陆水域鱼类系统分类研究相关的中外文著作、文献等,并根据特定的研究历史事件,对我国内陆水域鱼类研究历程进行了断代分析。将这一历程划分为5个时期:外国学者研究时期(1758—1927年)、中国学者开始自主研究时期(1927—1937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影响时期(1937—1949年)、恢复时期(1950—1980年)和加速发展时期(1980年至今),并分析了各时期的代表性研究以及时代特点。     

白鲢鳃部血管的研究

本文用甲基丙烯酸甲脂铸型技术,配合扫描电镜,研究白鲢鳃部血管的分布。鳃区具有双血液循环,动脉—动脉循环,主司血液与水体间气体交换;动脉—静脉循环主司鳃区营养交换。入鳃丝动脉上具有膨大的“血泡”结构,可能起“鳃心”作用,当鳃丝内收时将血液输送入入鳃动脉。伪鳃鳃小片彼此排列紧密,这种结构似不利于气体交换,可能没有什么呼吸功能。     

鳜鱼消化器官的发育和食性的研究

本文对鳜鱼从仔鱼到成鱼期的消化器官发育作了一系列观察研究,主要观察了鳜鱼的口腔齿、鳃耙、消化道及消化腺的发育状况,并探讨了消化发育与其食性及摄食行为的关系。     

FAO和CITES公约对水生物种保护管理的异同

FAO和CITES均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 CITES通过限制贸易的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 FAO则更注重通过科学的渔业管理保障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两个组织在水生物种保护管理问题上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近年来, FAO和CITES就CITES水生物种管理问题展开了合作, 但合作存在着责任定位交叉、所依据的技术标准不尽统一、CITES部分管理条款在应用上存在较大争议等问题。本文比较分析了FAO和CITES在重要水生物种管理问题上存在着的共性和差异, 旨在为国内水生生物保护管理、政府履约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技术参考和依据。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有关水生生物物种的提案和对策研究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热点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水生生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也日益关注水生野生动物的贸易管理问题.自CITES第九届缔约国大会以来,CITES附录物种的讨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水生生物种类,有关的管理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中国是水生生物的利用大国,CITES对水生生物贸易的管理将会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CITES中水生生物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回顾,同时结合公约第十四届缔约国人会的最新信息,分析了目前的热点问题,探讨了其对我国水生生物管理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CITES对水生生物的管理正在不断扩展,力度不断增强,CITES正趋于参与商业开发水生物种的管理.有鉴于此,建议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利用及管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为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及国家制订公约履约策略提供依据.     

鲟鱼分子鉴定方法的整合应用

鲟形目物种是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和CITES附录物种。其人工养殖种群数量众多, 种类丰富, 产品贸易量大, 但种类鉴定困难。本文在厘清当前鲟鱼商业类群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现有种类鉴定方法, 整合了线粒体DNA遗传分析、SNP分析和微卫星DNA分析的鉴定方法, 探讨其鉴定国际贸易所涉鲟鱼的可行性。结果表明: 上述3种方法整合应用可在11种纯种鲟鱼及其正反杂交产生的杂交鲟范围内进行盲检。当前共有贸易鲟鱼36种, 其中杂交鲟14种, 杂交鲟的亲本共涉及9种鲟鱼。整合方法可准确鉴定小体鲟(Acipenser ruthenus)、达氏鳇(Huso dauricus)、施氏鲟(Acipenser schrenckii)、欧洲鳇(Huso huso)、闪光鲟(Acipenser stellatus)、高首鲟(A. transmontanus)两两杂交所产生的杂交鲟, 小体鲟为母本与纳氏鲟(Acipenser naccarii)或富氏鲟(A. fulvescens)或中华鲟(A. sinensis)产生的杂交鲟, 纯种的达氏鳇、高首鲟、富氏鲟和中华鲟, 但无法准确鉴定纯种的西伯利亚鲟(Acipenser baerii)和俄罗斯鲟(A. gueldenstaedti)以及父母本涉及此两种鲟鱼的杂交鲟。由于已开发的分子标记仍有限, 上述结果是对当前CITES贸易所涉鲟鱼鉴定的最大范围, 可以满足一些鲟鱼野生种群保护、贸易产品检测、种质资源管理等情景下的鉴定需求。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海上引进”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将"海上引进"定义为海洋生物国际贸易形式。CITES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海洋物种资源的管理,"与专业渔业组织的合作"、"海上引进"管理及"非致危性判定"是CITES推进海洋物种管理进程的3个重要步骤。2006年,CITES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海洋物种管理签订了合作备忘录;2013年,CITES第十六次缔约国大会表决通过了海洋物种"海上引进"管理框架。本文以CITES及相关国际渔业组织的会议记录为依据,系统回顾了CITES海洋物种管理议题,总结了"海上引进"管理提案在CITES缔约国大会获得通过的过程,分析并展望了CITES参与海洋物种管理的未来趋势。作者认为,"海上引进"管理为CITES参与和推进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因此对公海渔业资源利益分配产生深刻影响。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关注CITES海洋物种管理进展,积极参与CITES海洋物种管理政策及技术规则的制定,提高并完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利用管理能力。     

北京及其邻近地区野生鱼类物种多样性及其资源保育

作者2002-2010年间,连续多年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野生鱼类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集,结合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藏鱼类标本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得出北京及其邻近地区分布过的鱼类计有93种,隶属于13目23科73属;去除引入种,自然分布于该地区的原生野生鱼类为85种(包括经通海河流上溯至区域内的河口咸淡水、...     

基于条件价值法对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非使用价值评估

采用条件价值法对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非使用价值定量评估.结果 表明:根据支付意愿中位值(100元/人·年)估算出巾华鲟自然保护区的非使用价值可达15 975万元/年,其中存在价值6784.6万元/年,遗赠价值6346.9万元/年,选择价值2843.5万元/年.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与其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对保护区的熟悉程度显著相关(P＜0.01),对保护区越熟悉,被调查者越愿意为保护区保护支付更高的价格.收入水平仍成为制约公众积极参与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67%的渔民认为保护区的建立对其个人利益造成了损害,但仍有60%渔民支持设立保护区.因此加强保护区的宣传,提高人们对自然保护区作用和功能的认识才有利于保护区非使用价值体现,从而有利于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