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机农业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有机农业起步较早、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有机农产品第一大消费市场,分析美国有机农业起源、发展、标识管理和财政支持对发展我国有机农业、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法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及启示

本文对法国有机农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以及发展有机农业所采取的措施等进行了分析,结合我国发展有机农业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我国发展有机农业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和加强政府扶持和资金支持等建议.     

中国有机农业及有机产业发展现状前景与对策

对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及在全球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发展中所处地位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由于经济发展取得成就、有机发展政策氛围、有机消费群体和有机市场发展潜力等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政府推动作用不明显、有机农业基础研究相对滞后、有机生产推广体系缺失、有机标准制定国际话语权不高和有机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为确保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要正视中国有机发展所处阶段、统筹中国有机发展、重视有机市场建设、加强有机基础研究工作和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     

环境价值评估中的WTP值和WTA值测算与非对称性——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为例

基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城市940位受访者的问卷调查结果,采用 logit模型对这些受访者保护滨海优良生态环境的最大支付意愿(WTP)和接受的最小赔偿意愿(WTA)进行了测算,其结果显示:5年内的WTP期望值为450.17元 a^-1 户^-1, WTA期望值为5772.71元 a^-1 户^-1,WTA/WTP比值为12.8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但基本符合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实证结果。通过对同一受访者支付意愿和接受赔偿意愿的交叉分析,可知WTP和WTA同时不为0的受访者有276人,占总抽样人次的29.4%,其WTA/WTP比值为12.54,与logit模型测算的WTA/WTP比值非常接近,从一侧面更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群体对环境物品估值的差异性,同时也可反映logit模型测算的可靠性。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分析,发现研究中的受访者存在厌恶损失效应、框架效应和对预期不确定风险的规避行为,同时受访者还存在明显的搭便车行为。通过对受访者的情境因素分析,发现其中2个情境因素对受访者选择WTP和WTA具有较大影响,主要表现为惩罚效应,尤其是经济收入满意度情境因素对受访者的经济行为影响显著,而另3个情境因素未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影响。     

自然资源保护对参与者多维福祉的影响——以黄河源头玛多牧民为例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脆弱且退化严重,为保护日益退化严重的三江源生态系统,2005年国家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全面的生态保护战略。结合森的能力框架和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探讨了福祉的内涵,构建了福祉评价体系,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在对黄河源头玛多县159户牧民进行住户问卷调研的基础上,用模糊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评价了玛多牧民参与生态保护前后的福祉变化。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保护中人类福祉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为实现美好的生活、健康、体验、各种社会关系、归属感、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等而选择各种生活的自由和能力即是人类福祉,贫穷指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祉的下降。(2)福祉是多维的、递阶的,低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程度将影响到高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并最终影响个体的福祉。(3)玛多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个体的能力值由5.061变为4.708,即福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因生计能力的限制,致使收入和消费的低阶需求未能有效满足,并影响了生活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归属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更是由于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不能选择继续生活在草原,能力和发展权受到了限制,进而导致福祉下降,是生计能力不足导致的收入贫困、知识性贫困和生态型贫困的综合结果。(4)聚焦只能强烈依赖于草地生态系统放牧而生存的牧民的福祉,了解并深入分析牧民的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机制和动力,建立福祉损失和牧户生计能力提高为基础的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福祉均衡及最大化。(5)以提高人类能力为核心,促进牧民生计多样化以改善牧民的福祉和激励牧民主动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在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理念下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规划,才能最终促使有效的生态系统保护—提高人类福祉—发展的多赢局面的实现。     

内蒙古草原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动态变化——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以锡林郭勒盟为研究区域,建立人类福祉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牧户问卷调查了解牧户对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和福祉变化的认识,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多年统计数据,采用专家打分法对牧民各福祉指标打分,对2001年和2010年牧民福祉变化进行了评估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道路覆盖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文化教育方面对牧民福祉变化贡献最大;生产资料持续供给能力下降是导致收入减少的主要方面;旗县的犯罪率,环境空气质量,饮食结构,离婚率等是导致牧民福祉下降的主要方面。有关研究结果为提高锡林郭勒盟人类福祉、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某三级甲等肿瘤医院药品零差率实施效果分析

目的 了解三甲肿瘤专科医院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效果，考察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医院收入的影响以及对患者经济负担的影响。方法 收集三甲肿瘤专科医院2012年至2015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分析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结果 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后医院业务量不断增加，财政补助收入比例上升，西药和中成药收入占比下降，门诊次均药品费有所升高，而住院均次药品费降低。结论 加快完善药品价格机制，深化医保支付制度，使药品使用逐步趋于合理。     

开封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评估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城市生态调查的重要内容。以北方水城——开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评估受访者对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然后构建包含环境感知变量的Logistic模型,探究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73.17%的受访者对开封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正支付意愿,支付意愿率较高。其中男性支付率高于女性,文化程度越高其支付率越高,居住于水域附近的本地居民支付率高于外地游客,曾有过捐款经历可以提高支付率。②对零支付样本区分,计算保留真实性零支付样本后受访者的平均支付意愿,结果为59.77元 户^-1 月^-1。③受访者的性别、家庭月收入、生态行为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建议加强环保教育,为公众搭建参与城市生态建设的平台,提升公众生态行为,有利于提高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丰富了城市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案例,可以为政府部门合理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卧龙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福祉贡献评估:当地居民的视角

福祉贡献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也是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的目标之一。从当地居民的角度,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调查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研究了生态系统服务、福祉贡献和受益者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从福祉角度看,2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存在差异,表现为社会福祉高于个人福祉。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来看,调节服务的福祉贡献高于文化服务和供应服务,特别是净化空气、预防自然灾害和淡水供应这3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最高。从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和福祉贡献来看,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政策的实施,采集、传统农作物、牲畜和土壤肥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呈下降趋势,其中土壤肥力是下降趋势明显且对受访者福祉贡献较大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可确定为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多元方差分析和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贡献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构成等因素显著相关。研究分析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福祉贡献差异性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市一县财政分权与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基于全国县级数据的多层分析

基于2009年全国县-市两级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就市-县财政分权对县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在分权化指标构建上,本文从收入、支出及自主性三个角度,分别采用预算口径和全口径对我国市-县财政分权度进行了测量。经验结果表明,市-县财政分权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市-县财政分权的加大会减少县自有财力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而县财政自主权的加大则会提高县自有财力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市-县财政分权的负效应不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影响。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进一步增大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在转移支付中加入有关维持地方自有财力对公共品投入努力水平的约束性条款。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 a^-1。(2)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     

禁牧政策背景下宁夏盐池县农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为了改善北方农牧交错区退化的草原,国家从21世纪初开始实施了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后,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该地区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收入和禁牧政策的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为后续政策实施和改善提供理论支持,并为营造幸福生活、建立幸福乡村提供更多依据。基于此本文以典型北方农牧交错区宁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通过调查问卷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评价的相对收入、自评价的收支状况、禁牧政策满意度、禁牧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参加社会活动的频率和环境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自评价的相对收入、自评价的收支状况和禁牧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随农民生活满意度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而禁牧政策的收入影响只对中分位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活动的频率对低生活满意度分位点农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环境满意度只在高分位点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使农村居民更支持和愿意参与到生态政策中去。所以,有必要继续完善现有生态补偿政策,在继续保护和改善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已对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非常关键。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度指数,分析了甘南高原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特征,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气温变化的感知能力强于对降水变化的感知,并对近期发生的、规模较大、影响较严重的极端天气记忆较深;(2)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较强烈,感知到的适应成本与适应功效也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较弱,其气候变化严重性、可能性、适应功效、自我效能及适应成本感知度指数分别为3.76、3.34、3.43、2.85、3.53,且农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与适应感知均最强,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弱;(3)气候变化信息、农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农户对社会话语的信任度、适应激励均会影响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其中,适应激励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其与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均呈正相关,而与风险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呈负相关。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准确度,增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生态治理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政策工具被认为是政府为解决某个公共问题采取的具体手段或措施,一项政策可以视作目标和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同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刺激程度不同,进而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分离不同政策工具的影响,可为工具选择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参考。以盐池县为例,利用基于该县1983-2017年内出台的316份生态政策文本构建的政策工具数据集和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定量研究了强制型、混合型和自愿型三大类政策工具及十种子工具对农户耕作、放牧、造林3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般在政策出台后2-3年内影响最大,随后逐渐减小并消失,影响持续时间为7-10年。（2）总体来看,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冲击力度较小,冲击范围在0-0.30之间,说明农户行为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3）10年累计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强制型、混合型、自愿型,其中直接提供和规制两种子工具的影响最大。放牧行为受到政策工具的刺激最大,耕作行为次之,造林行为最小。（4）直接提供工具对耕作行为具有最大正向影响,最大冲击为0.30;规制工具在短期内抑制牲畜数量增长,而直接提供和补贴工具促进牲畜数量增长,且由于冲击曲线存在正负波动,说明政府与农户在牲畜养殖上存在长期博弈;只有规制工具对造林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说明造林更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建议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短期效应,凸显政府角色,及时做好政策效果评估工作,调整工具组合,助力生态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及多层次影响因素

厘清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及其多层次影响因素对落实乡村振兴措施、改善农户福祉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以生态脆弱区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基于价值法评估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同时分析乡村振兴视角下服务依赖度的村庄差异和农户差异，最后利用多层次模型揭示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如下：(1)农户的服务依赖度均值为0.673;农户主要依赖供给服务，对调节和文化服务依赖较低；供给服务中主要依赖作物收益，对水果和牲畜依赖度较低。(2)示范村农户的服务依赖度高于非示范村，且各类服务依赖度存在较强村庄异质性。“作物+牲畜+调节服务”“作物+水果+调节服务”与“作物+调节服务”类型农户占比约80%,依赖度分别为0.690、0.835、0.410;服务类型多样化指数为2.882,且示范村多样化指数高于非示范村。(3)环境变量中，土壤保持能力较高的村庄，农户对作物与牲畜的依赖度越高；政府资金投入较多的村庄，农户对水果和文化服务的依赖度越高；海拔与水果依赖度呈现显著正相关，人口密度与调节服务呈显著负相关。     

湿地保护、生态旅游与农民增收——以云南拉市海湿地为例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行动,但对于这些行动的经济效应评估主要集中在森林和草地保护,而对湿地保护鲜少关注。选取云南一个典型的高原湿地,基于当地实施的退耕还湿政策,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退耕还湿对农民收入和生态旅游的长期动态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政策效果的异质性以及补偿资金在湿地保护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退耕还湿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人均收入提高了约40%,并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2)随着时间推移,退耕还湿对农民收入和生态旅游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通过生计转型实现长期增收;(3)退耕还湿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最明显,而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群体中;此外,距离湿地资源越近的地区,农民越倾向于通过开展生态旅游实现增收;(4)补偿资金在湿地保护中具有双重作用,不仅在保护行动前期作为安全网维持农民收入不降低,而且作为启动市场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的种子资金,进一步支持了生态旅游的发展。研究结果能够为湿地保护与社会经济协...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生态效应——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在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农户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生态效应研究的核心。本文以陕西省佳县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影像、GIS技术和实地调研获取的微观数据,对1990年以来典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时序动态监测和分析,从农户种植结构、收入结构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结构对农户生计类型和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界定,分析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和特征,基于土地利用分析生境质量时空变化,以生境质量为媒介分析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佳县农户类型和乡村类型演化特征显著。从农户尺度上看,农户生计类型从以粮食主导型为主,逐渐演化为非农主导型为主粮食主导型为辅的组合模式。从乡村类型上看,传统农业型和新型农业型均逐渐演化为非农业型。(2)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由多元化逐渐转向单一非农化发展,不同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存在差异,按照转型路径特征可分为4类：持续稳定型、渐进型、调整型和倒退型。(3)生境退化度呈下降态势,从退化等级上看,无退化、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等级面积增加,高度退化等级面积减少,严重退化等级面积降低为0。生境质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等级上看,占主导的为优等和较差等级,且...     

Socioeconomic assessment of the relevance of a community-based goat breeding project in smallholding systems

In the last decade, community-based animal breeding programs have gained attention for the genetic improvement of small ruminants in the tropics. Nevertheless, implementing such programs remains challenged by the issue of smallholders' participation. To shed light on this issue of participation, a goat genetic improvement project has been assessed for its socioeconomic relevance through participatory methods, taking account of goat multifunctionality. We quantified the gross margins per flock and per animal as indicators of viability. We assessed the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oat functions defined through a proportional piling tool with the relative share of these functions in the gross revenue. For that purpose, 160 smallholders were surveyed and 77 among them were monitored for one year. A cluster analysis of factors linked to the dynamic of goat farming identified three groups of farmers. The first group gathered farmers with the smallest goat flocks, who were goat oriented in the future. Their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in goat breeding project was impeded by the excessive sales of goats. The second group involved farmers with the highest farm size, who planned to buy cattle to replace part of their goats. The third group included farmers who were members of the project with the largest goat flocks. This group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goat for their future but showed weak abilities to manage large flocks. The gross margin per animal was the highest in the third group.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goat functions as defin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tools did not correspond to the relative share of these functio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ross revenue from goats. Participatory tools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then appear as complementary to understand farmers' priorities. Consolidating breeders' associations and supporting farmers to diversify their sources of income are two ways proposed here to ensur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to goat husbandry and farmers' well-being.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How Ecosystem Services Knowledge and Values Influence Farmers' Decision-Mak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S) concept has emerged and spread widely recently, to enhance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ecosystems through global chang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benefits for human well-being. Numerous studies consider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systems and land use via ES, but integrated research addressing the complete feedback loop between biodiversity, ES and land use has remained mostly theoretical. Few studies consider feedbacks from ecosystems to land use systems through ES, exploring how 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l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To fill this gap, we carried out a role-playing game to explore how ES cognition mediates feedbacks from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farmers'' behaviors in a mountain grassland system. On a close to real landscape game board, farmers were faced with changes in ES under climatic and socio-economic scenarios and prompte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and to take l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as they deemed necessary. The outcomes of role-playing game were complemented with additional agronomic and ecological data from interviews and fieldwork.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ES on decision were mainly direct, i.e. not affecting knowledge and values, when they constituted situations with which farmers were accustomed. For example, a reduction of forage quantity following droughts led farmers to shift from mowing to grazing. Sometimes, ES cognitions were affected by ES changes or by external factors, leading to an indirect feedback. This happened when fertilization was stopped after farmers learned that it was inefficient in a drought context. Farmers'' behaviors did not always reflec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ES because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topographic constraints, social value of farming or farmer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lso influenced land-management decisions. Tho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interes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lete feedback loop between ES and l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to favor more sustainable ES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