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辽宁省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索,其目的为辽宁省的节能与CO2减排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辽宁整体单位GDP能耗高出全国水平52%—70%,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是第三产业的5.67—8.41倍,第一产业的7.2—9.0倍;辽宁能源利用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第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只有第一产业的11.89%,第三产业的12.60%;GDP年增长速率大于能源消费量年增长速率,能源投入增加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依赖能源消费的增长;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N型"曲线特征,随着GDP的增加,能源消费量出现反复上升和下降过程,辽宁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没有达到长期的均衡性,尚处于非平衡的发展阶段。     

农户薪柴消费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

农户薪柴消费变化对室内空气质量、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影响重大,论文构建了山区农户薪柴消费的理论模型,以重庆市典型区1015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中,商品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逐步增大,但薪柴依旧是农户普遍使用的能源类型,且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高;通过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提高非农工资水平两种途径,非农就业能显著降低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家庭电器数量增多、其他收入(政府补贴、亲戚帮扶等)增加、及替代能源(液化气、沼气、煤炭等)可获得性增强也能显著降低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而户主年龄大、人均牲畜数量多及房屋离集市距离远的农户家庭的人均薪柴消费量高。提出了加快薪柴替代的措施。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辽宁省工业节能减碳效率

以辽宁省2003—2012年39个行业作为独立的决策单元,综合考虑经济、能源和环境效益,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和径向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各工业行业节能减碳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核算了各工业行业的CO₂排放,并将CO₂作为一种非期望产出引入到节能减碳效率模型中.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辽宁省工业行业节能减碳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辽宁省工业节能减碳效率总体不高,但呈现上升趋势;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提高工业节能减碳效率的主要措施,尤其是提高规模效率.为了提高辽宁省各行业节能减碳效率,辽宁省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低碳排放高效益的产业;提高科技水平,合理调整产业规模;优化能源结构,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     

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 通过拟合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的线性关系以检验其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1997—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得到的人均碳排放数据, 并绘制时间序列曲线。时间序列曲线具有波动式上升的特征, 但近年来处于明显的下降阶段; 通过拟合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西安市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曲线, 并且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峰值, 说明随着人均GDP增长环境污染已有所改善。结合同期GDP总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系数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 表明人均碳排放与这些指标均存在相当的关联度。     

基于能源代谢分析的南昌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综合生态效率研究

有关能源消费的代谢机理及生态效率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政府决策部门、相关行业及人群关注的热点。基于能源代谢分析理念,构建了基于相对变量的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综合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对2000—2013年南昌市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及其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1)南昌市在2000—2013年,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整体上呈"N"型曲线上升的一致性变化特征,主要经历了快速增长、短暂下降、恢复平稳增长3个阶段,且煤炭是南昌市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短时期内难以改变;(2)南昌市的能源消费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整体上在不断优化;(3)南昌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综合生态效率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变化,整体上的生态效率分值并不高;仍需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全面优化南昌市能源消费结构。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基于综合承载力的吉林省适度人口分析

运用状态空间法构建区域适度人口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求取权重,对2005—2014年吉林省适度人口进行测算,并探讨其形成原因,提出解决对策.结果表明: 2005—2014年,吉林省适度人口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说明吉林省人口、资源与环境处于一种不协调状态;吉林省资源承载人口显著高于经济承载人口和生态承载人口,说明吉林省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吉林省土地资源承载人口远高于水资源承载人口和能源承载人口,处于赤字状态,说明吉林省经济发展是以耗竭自身能源和水资源为基础.今后应因地制宜,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由粗放型、消耗型资源利用方式向集约型、低碳型转变;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二棱啤酒大麦杂种一代及其亲本主要性状的灰色系统分析

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20组二棱型啤酒大麦杂种一代及其亲本的7个主要性状之间的关联系数、关联度和关联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关联度和关联序中,大麦的穗粒数、穗粒重,千粒重分别与穗长这一性状的关联度最大,关联序中穗长全排在首位;而穗粒数,穗粒重,千粒重分别与有效穗数这一性状的关联度最小,关联序中有效穗数全排在末位,为了提高单株产量应注意协调好有效穗数与穗长这一对主要矛盾明确各性状对籽粒产量所起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及其相对重要性,确定主攻方向,配制各种优势组合。为大麦亲本选配提供科学依据。从而达到二棱型啤酒大麦预期的育种目标。     

城镇家庭居民蔬菜消费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1 000户家庭样本数据

基于北京市1 000户城镇家庭样本数据,分析和研究了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蔬菜消费特点及消费行为。通过统计模型和截面数据半对数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城镇居民具有冬春蔬菜消费量高于夏秋蔬菜消费量的季节性;品种消费偏好表现在大白菜、黄瓜、番茄等10个品种,其消费占到全部蔬菜消费量的50%以上;家庭人口每增加1人,人均蔬菜消费量减少8.58%;蔬菜购买场所对蔬菜消费影响显著,选择农贸市场和菜市场购买蔬菜较其他场所少消费3.58%。应加强对重点品种和重点时期的监测,并做好蔬菜销售终端网点布局,提高居民购买蔬菜的便利性,科学宣传和引导市民辨别蔬菜安全性。     

中国电力行业CO2减排潜力及其贡献因素

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是中国低碳经济转型进程中关键行业之一,如何科学分析电力行业的碳减排潜力,确定操作性强的低碳转型路线、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考虑终端电力消费、低碳能源发电占比、火力发电结构、火力发电效率、线损率等因素,构建了自底向上的电力行业CO2排放核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情景分析方法探索中国电力行业2015和2020年的CO2减排潜力,进一步利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对电力行业CO2减排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做了归因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基准情景,在当前政策情景和低碳政策情景下,电力行业将分别带来27.0亿t和36.9亿t的CO2减排量。低碳能源发电和火力发电效率是未来对CO2减排最重要的两个贡献因素。终端电力消费量一直是促进电力行业CO2排放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因此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等手段控制电力消费量对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最后结合减排贡献因素分析的结果为中国电力行业低碳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白山次生针阔混交林叶凋落物中有机物分解与碳、氮和磷释放的关系

采用分解袋法,研究了长白山次生针阔混交林内9种树种叶凋落物34个月的分解过程.结果表明:在次生针阔混交林中,不同树种叶凋落物的初始N和P浓度存在很大差异,叶凋落物分解速率(k)与初始N浓度和C/N显著相关.有机物剩余百分率与C剩余百分率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与N和P剩余百分率之间呈显著的二项式回归关系. N和P剩余百分率在初期阶段随有机物分解而增加,达到峰值后逐渐降低. 随着有机物剩余百分率的下降,C/N和C/P均呈逐渐降低趋势,各种叶凋落物之间C/N和C/P的差异逐渐减小,分解末期分别趋近于23和350. 随有机物剩余百分率的降低, N/P变化不明显,当有机物剩余百分率低于25%时,不同树种叶凋落物之间N/P差异显著下降. 有机物剩余百分率可用来预测C、N和P的剩余百分率.      

在矿山废弃地上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以辽宁省为例

在国内外碳减排压力和我国能源结构调整需求下,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压力较大.矿山具有丰富的废弃土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在矿山废弃地上开发可再生能源对我国的能源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辽宁省矿山废弃地为例,提出矿山废弃地的生物质能与太阳能发展预案,估算辽宁省矿山废弃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结果表明:辽宁省1227.6 km2的矿山废弃地面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较大,不同预案的潜力差异显著.预案1以光伏发电最大化为目标模式,总计可发电量为79.4 TWh,折标煤量32.1 Mt,碳减排量为79.1Mt CO2.预案2以生物质能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模式,光伏与生物质能总的发电量可达到31.2~33.1 TWh,折标煤量12.7~13.4 Mt,碳减排量为31.1~33.0 Mt CO2.预案3以矿山能源综合利用最大化为目标并兼顾生态修复的发展模式,光伏与生物质能总的发电量可达到62.3~63.7 TWh,折标煤量25.1~25.7 Mt,碳减排量为62.1~63.5 Mt CO2.3种预案的发电量在31.2~79.4 TWh,占辽宁省2016年总电力消费量的15.3%~38.9%,折标煤量12.7~32.1 Mt,碳减排量为31.1~79.1 Mt CO2.本研究对在矿山废弃地上发展可再生能源潜力及其替代化石能源能力的评估,对于碳减排、能源结构的调整以及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基于LMDI分解的厦门市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指导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基于厦门市2005—2010年各部门终端消费数据对碳排放强度指标进行因素分解,并将传统分析仅注重产业部门的能源碳排放,拓展到全面考虑产业部门和家庭消费的能源活动和非能源活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0年厦门市碳排放强度下降17.29%,其中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对总碳排放强度变化影响最大(贡献63.07%),家庭消费能源强度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抑制因素(-45.46%)。从影响效应角度看,经济效率对碳排放强度下降贡献最大,碳排系数减排贡献最小;从部门减排贡献角度看,第二产业贡献最大,家庭消费贡献最小。总体而言,厦门市未来碳减排重点部门在第二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有较大减排潜力。     

“双碳”目标下东北三省水-能源纽带关系及网络特征分析

厘清水-能源联动关系，优化水-能源消费结构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首要途径。构建区域资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以2017年为基准年对东北三省水资源和能源消耗进行测算，并通过展布虚拟水-能源足迹的空间转移变化，分析部门资源流通状况，在此基础上耦合多源数据构建水-能源系统生态网络分析模型，探究水-能源网络耦合特征。结果显示：(1)2017年东北三省直接水资源消费总量为561.97亿m~3,能源隐含水总量为30.48亿m~3,水资源隐含能消费量为699.25万tce,直接能源消费量为40579.95万tce,虚拟水足迹为474.13亿m~3,虚拟能源足迹为54668.6万tce;(2)虚拟水足迹部门转移变化为：辽宁省最大输入路径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农业，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输入路径则相反；虚拟能源部门转移变化中最大流通部门分别为：建筑业-第三产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采选业-化学工业。(3)水-能源网络循环率均低于40‰,竞争关系是水-能源网络效用矩阵关系中主流关系；在三省中，吉林省水-能源网络的协作性最优，生态网络处于更为稳定的状态之中；水-能源网络耦合后，各省虚拟资源网络共生指数呈现不同程...     

基于生态效率的辽宁省循环经济分析

生态效率与循环经济相辅相成。基于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是考量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又基于目前对于循环经济与生态效率结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以生态效率理论为基础,对我国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的试点省份——辽宁省的循环经济发展作以综合衡量。通过生态效率度量模型与循环经济度量模型,以辽宁省1990～2008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分别计算了19a间辽宁省各年的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生态效率,进而综合评价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轨迹。研究表明：在19a间,辽宁省生态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经历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19a间,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状态总体上处于循环性不断增强的状态,即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压力不断减小。研究证明了辽宁省2002年实行循环经济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全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辽宁省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辽宁省生态经济系统1990—2005年的能值流量和由于资源输入、产出、消耗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总能值用量中有74%以上是不可更新资源,2005年实际人口超过可承载人口的326倍;研究期间,能值产出率从65.40减少到10.13,环境负荷率由2.72上升到7.18,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4.03下降到1.41.支撑辽宁省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是不可更新资源的大量消耗,研究区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外部资源的依赖逐渐增强,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下降.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准则,促进废物再利用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以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     

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生态效率与碳减排——以淮北市为例

工业固废的大量堆积产生多种环境危害,工业固废的资源化利用能够节约资源和缓解环境压力。建筑行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之一,其中建筑材料生产阶段的能耗和碳排放占有重要的地位。粉煤灰、煤矸石是常见的工业固体废物,尤其是在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地区。粉煤灰、煤矸石资源化利用的途径之一是用于制造新型墙体砖。本文以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市的新型墙体砖(粉煤灰砌块、煤矸石砖)和传统墙体砖(粘土砖、粘土多孔砖)为案例,对墙体砖生产过程的生态效率和碳排放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淮北市墙体材料行业碳排放不增加的前提下,以最优生态效率为目标,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对淮北市4种主要墙体材料的产量进行规划。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墙体材料的生态效率高于传统墙体材料;煤矸石砖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系数高于传统墙体砖;粉煤灰砌块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系数介于粘土砖和粘土多孔砖之间。在淮北市墙体材料行业碳排放不增加的前提下,与现有的产量相比,淮北市应禁止粘土砖的生产,适当减少粘土多孔砖的产量,适当增加粉煤灰砌块和煤矸石砖的产量,以达到最优生态效率。在最优生态效率的情况下,淮北市新型墙体材料煤矸石砖对煤矸石工业固废的利用率将由目前的15.8%增加到25.2%。     

Ca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Lead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A Critica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Shandong Province,China

Shandong Province is attempting to realiz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by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recast the outcomes of this policy, looking ahead to 2010 and 2020 by quantifying its resource demand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policy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likely to prove beneficial to the environment, reducing energy and water consumption from the 2004 baseline. However, the analysi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high anticipated economic growth rates will override any resource saving and pollutants reduction achieved. Natural resource supplies are insufficient to meet demand,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likely to deteriorate, rendering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unachievable. However, if Shandong puts in place policies designed to achieve average energy and water consumption efficiency, S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OECD countries in 2004, then energy consumption, SO₂ emissions, wastewater,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discharges in 2020 will reduce in real terms with only water demand showing a slight increase over the 2004 baseline. The assessment suggests that further measures such as developing new and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rais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ener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pollution treatment are required if Shandong Province is to realize a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its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