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生态脆弱区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影响评价——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建立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539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小;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低教育水平农户到高教育水平农户、从纯农户到二兼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降低,但从低抚养比农户到高抚养比农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增大;(2)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农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最小;(3)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呈负相关,与家庭抚养比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建议。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以石羊河中下游为例

生态退化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业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当前急需评估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识别脆弱群体及脆弱性成因,并依此寻求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对策措施。以石羊河中下游为研究区,基于366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评估了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探明了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高收入及高文化程度农户的适应能力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高,生计脆弱性较低;(2)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适应能力依次增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递减,生计脆弱性降低;(3)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农户的富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社会资本,促进生计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再次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约77%的农户愿意再次参与退耕工程,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和不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显著差异性。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不同:其中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有着显著的负影响,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生计资本二级指标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对其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且贡献较大((β=-23.041)),而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以现金收入的影响最大(β=38.591),其次分别是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β=13.625)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β=7.717)。最后,论文探讨了生计资本及其组成指标对于农户再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建议降低农户对于土地资源的依赖,提高非农业收入和补偿标准,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优化区域发展环境来提高农户的再参与意愿。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 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 > 兼业户 > 纯农户, 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 (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 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 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 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 (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 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 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 (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 (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 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是解决农户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采用参与式的农村评估法(PRA),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最为匮乏,且生计资本值存在一定差异。(2)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除N1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关系——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探索禁牧政策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关系,对提升农户生计和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农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SLA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实地调研数据,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运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两者间的关系和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仅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阶段,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储量较低,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各乡镇间差异较小;(2)农户对沙漠化逆转的响应主要表现在生态政策、适应行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境感知5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差异,63.76%的受访户倾向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3)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负向作用,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呈正向影响;(4)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是今后该县农户生计资本更新与发展、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不同地貌背景下民族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基于2014年贫困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集对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对宁夏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胁迫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性总体较高且呈现地貌和民族差异化,平原区、河谷川地山间洼地农户生计脆弱性低于土石山区、黄土梁区和中山地貌区;回汉混居村农户生计脆弱性高于纯回族与纯汉族村.农户自身必要资产的缺乏和外部地理环境敏感性的胁迫是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的深层原因.生计结构不合理与生计方式单一导致生计脆弱性长期积累;地理环境的不易改变使扶贫资源的地区可进入性降低.农户生计应对能力的提高需建立明确的村级水权分配制度,实施教育贫困户对口帮扶,加大生计方式多元化转型的成本投入,开发村域连锁综合商品市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治理应把“公路村村通”建设放在“村村通工程”更突出的位置,坚持气象防灾和保险企业减灾相结合,开发农业生产保险系统.     

内蒙古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评价

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非常重要。基于500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2)不同区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和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均最强烈,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3)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也存在差异。其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最强烈,一兼户和二兼户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4)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对生产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对信息需求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对信贷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提升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政策建议。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与复杂网络的黄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析

黄河流域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过去几十年的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对其造成了深远影响,系统科学地认识黄河流域的环境格局变化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解译并分析了1986年至2018年黄河流域的连续年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基于1000个独立验证点进行的评估显示解译的覆盖黄河流域33年的年度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集的7个一级类的总体准确率为82.6%,15个二级类的总体准确率为74.7%。分析结果显示黄河流域的土地系统在整个研究期间呈现出复杂的时空变化,主要的LUCC模式包括：不变或很小的变化、伴随耕地流失的城市扩张、草地恢复、果园和梯田扩张和森林增加。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对黄河流域土地系统的分析表明,土地利用/覆被转移网络中的高覆盖草地、低植被覆盖地表和落叶常绿混交林与其他地类的转移较频繁,地类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和度值较高,是黄河流域土地系统中的关键地类。另外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果园和梯田、谷物耕地和城市及建设用地节点组成了较为活跃的网络社区结构,它们都有较高的结构多样性、接近中心性,这些地...     

中国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与影响因素

高质量发展战略对中国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侧重经济子系统,对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分析相对薄弱,且缺乏省级以下中微观尺度的分析。从经济质量、创新潜力、环境质量、生态安全、人民生活和城乡协调六个维度解析了高质量发展内涵,搜集了全国306个地级区域2018年的数据资料,构建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揭示了区域格局,考察了影响因素,识别了问题区域,并提出了发展质量提升策略。研究表明：(1)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经济质量、创新潜力和人民生活指数的均值相对较低,是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3)高质量发展水平受到自然环境适宜性、城市等级和人口集聚、投资水平、交通区位、数字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4)识别出8大类174个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地市,分布在26个省区,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相对集中。最后,从制度建设、全国层面和具体区域层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陕北黄土高原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以佳县为例

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严峻,是我国农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同地理地貌村庄的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还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基于佳县的调研数据,将样本划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三类村庄,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二元logistic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贫困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增加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负向作用。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结果与总样本相似,土石山区贫困农户自然资本越丰富反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不同类型村庄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不调整生计策略的贫困农户未来仍有70％选择扩大农业、林业生产。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个体经营和外地打工是他们主要选择的方式,自然灾害和红枣市场不景气是他们未来愿意选择生计多元化的主因。     

Evaluating the role of livelihood assets in suitable livelihood strategies: Protocol for anti-poverty policy i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China

Although numerous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and strategies, only a few quantitative studies exist on the topic for anti-poverty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357 household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Dadu River watershed i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China, using the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method. Then, applying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of which have implications for local agricultural policy intervention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of the four classifications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main livelihood strategy is that of the non-farming-dependent household type (i.e., Type III in our study) that combines agricultural and non-farm activities or practices self-employment for wag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ivelihood assets owned by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Human, natural, and financial asset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varies by livelihood assets. Further, with improvements in household labor capacity and cash income per capita,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non-agricultural and non-farming households may shift away from agriculture, while an increase in farmland cultivated per capita, cash income per capita, and household labor capacity may encourage households to adopt agriculture-depend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research on livelihood and rel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nti-poverty policies in not only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but also other regions with similar livelihood strategies.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黄河源区5个县为例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地的利用状况,进而影响牧民保护草地行为的产生。基于黄河源区（玛多、玛沁、班玛、达日、甘德）的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牧民生计方式和草地退化认知特征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牧民对草地退化生态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源区88%的牧民认为近5年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相一致;（2）联户放牧、子女受教育程度、新技术培训、牲畜养殖规模等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3）户年均收入、国家草原奖补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负向作用。为有效解决黄河源区牧民对草地的严重依赖性和源区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应（1）加强牧民专业技能培训、提升草原牧民整体文化水平;（2）鼓励中小牧民参与联户经营;（3）优化牧户生计方式,改善生计策略,减小牧民对草地的依赖程度,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群土地利用及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黄河流域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可加强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程,有效测度城市土地利用及生态效率至关重要。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模型测算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59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Land Use Efficiency,LUE）、生态绩效指数（Ecological Performance Index,EPI）和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EE）,探究其时空变化规律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对比分析非约束模型与约束模型的结果可知,加入生态变量后的LUE平均值增加4.43%。黄河流域城市群LUE年平均值为0.89,多数城市LUE呈增加趋势,空间上呈现出西低东高的分布特征;EPI大于0的城市占比90%以上,其对土地利用效率有正向贡献;城市群EE年平均值为0.62,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并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聚集格局特征;EE与LUE呈U型关系变化,LUE随EE增大呈现出先降低后提升的变化趋势。未来黄河流域应提高资源利用强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城市群跨区域交流合作,注重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构建高质量发展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