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越冬雁类食源植被适宜取食时间窗口

雁类是长江中下游越冬水鸟的优势种群,以苔草(Carex spp)等湿生植被为主要食物来源。作为长江中下游仅存的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显著受到水文波动的影响,湿地植被的生长发育与洲滩淹没和出露时间密切相关。雁类对食物资源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建立雁类取食植被的特征和苔草生长过程之间的关系,是刻画适宜栖息地时空分布范围,开展雁类及其食物资源保育的关键。选择鄱阳湖典型子湖泊常湖池作为研究区,对苔草春季生长期开展了原位观测试验,对4个高程梯度的苔草株高和生物量等关键生长因子进行了12次野外监测和采样。同时,结合遥感影像、气温数据及实地观测记录,确定了4个高程梯度洲滩的出露时间和苔草有效生长时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Logistic方程的苔草株高和生物量的生长过程曲线。并根据实地观测的雁类觅食苔草的特征,反推得到雁类适宜取食苔草的时间窗口。结果表明:苔草株高与地上生物量显著正相关,水文条件和气温是影响苔草生长的关键因素,而退水时间的推迟,会导致生长期缩短和低温限制下的有效生长时间减少,影响雁类食物资源的分布。苔草在秋季生长期出露达到12—28 d,而在春季生长期出露达到83—182 d时适宜雁类取食。研究提出了确定越冬雁类苔草适宜取食时间窗口的方法,证实洲滩退水时间推迟超过20 d,苔草生长节律将难以匹配雁类数量峰值期觅食的需要。本研究对鄱阳湖湿地水文调控和湿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鄱阳湖越冬雁鸭类的种群动态与时空分布

2014年10月—2015年4月,采用样点法对鄱阳湖5个区域的47个样点中越冬雁鸭类数量与分布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雁鸭类18种,包括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和白额雁Anser albifrons。豆雁Anser fabalis的累计数量最多,其次为小天鹅、白额雁、鸿雁Anser cygnoides和罗纹鸭Anas falcata;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出现频次最高,其次为豆雁、小天鹅、鸿雁和白额雁;斑嘴鸭、豆雁和小天鹅出现湖泊数最多。浅水湖泊、草洲和泥滩是多数越冬雁鸭类偏好的生境。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集中了最多、最全的雁鸭类。     

鄱阳湖非繁殖期水鸟的微生境利用及对水位的响应

为了解鄱阳湖水鸟的微生境利用及对水位的响应,2014年10月—2015年4月采用样点法对鄱阳湖5个区域52个样点的水鸟数量和微生境利用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鹤鹬(Tringa erythropus)和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等8种水鸟以浅水生境为主,豆雁(Anser fabalis)、鸿雁(Anser cygnoides)和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以浅水和草洲生境为主,白额雁(Anser albifrons)和灰鹤(Grus grus)以草洲生境为主,白骨顶(Fulica atra)和凤头??(Podiceps cristatus)以深水生境为主,红嘴鸥(Larus ridibundus)和小??(Tachybaptus ruficollis)以深水和浅水生境为主。通过分析水鸟数量与星子站水位的关系表明:鄱阳湖水鸟总数量与水位呈负相关,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吴城片区、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和进贤区域在水位为8 m左右出现水鸟数量高峰,而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恒丰片区、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鄱阳湖湿地公园在水位为10~12m时数量最多;各区域水位与不同科及不同种水鸟的分布数量主要呈负相关,??科水鸟因潜水取食需要一定水深,其分布数量与水位在一些区域呈显著正相关。     

1989-2011年东洞庭湖草洲出露面积变化及其与水位响应的关系

基于多时相的Landsat MSS/TM/ETM⁺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决策树分类法提取1989-2011年共49景东洞庭湖不同水位条件下的草洲出露面积,结合1985-2011年城陵矶日水位数据及数字高程模型,分析草洲时空变化特征并阐明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研究区出露草洲面积受水位影响显著,两者呈极显著的线性关系(R²=0.875,P<0.001),出露草洲面积随水位的升高而逐渐减小,且水位越高,对草洲出露面积的影响越小.草洲出露面积随水位呈现规律性变化,1-7月,水位上升,草洲面积减少;7-12月,水位下降,草洲出露面积增加.1989-2011年,草洲出露面积持续增加,新增草洲主要由泥滩地转化而来;草洲扩张是各高程段草洲面积共同增加的结果,低位洲滩(黄海高程22～25 m)草洲面积的快速增加是湿地草洲扩张的主导部分.各高程水位变化是研究期间东洞庭湖草洲出露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     

1989—2011年东洞庭湖草洲出露面积变化及其与水位响应的关系

基于多时相的Landsat MSS/TM/ETM⁺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决策树分类法提取1989—2011年共49景东洞庭湖不同水位条件下的草洲出露面积,结合1985—2011年城陵矶日水位数据及数字高程模型,分析草洲时空变化特征并阐明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研究区出露草洲面积受水位影响显著,两者呈极显著的线性关系(R²=0.875,P<0.001),出露草洲面积随水位的升高而逐渐减小,且水位越高,对草洲出露面积的影响越小.草洲出露面积随水位呈现规律性变化,1—7月,水位上升,草洲面积减少;7—12月,水位下降,草洲出露面积增加.1989—2011年,草洲出露面积持续增加,新增草洲主要由泥滩地转化而来;草洲扩张是各高程段草洲面积共同增加的结果,低位洲滩(黄海高程22～25 m)草洲面积的快速增加是湿地草洲扩张的主导部分.各高程水位变化是研究期间东洞庭湖草洲出露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     

洪泽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雁鸭类种类组成、数量及生境分布

2005年11月18日~12月28日和2006年3月8日~5月8日对洪泽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境内淮河入洪泽湖河口处(33°06′~33°07′N,118°29′~118°30′E)雁鸭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及生境分布进行了研究。在河道和鱼塘生境分别设置了2个和4个样带(方),共统计到雁鸭类6属18种。与历史记录相比,雁鸭类种类明显减少。11~12月记录到雁鸭类5属12种,优势种为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绿翅鸭(A.crecca)、花脸鸭(A.formosa)和绿头鸭(A.platyrhynchos);2006年3~5月记录到雁鸭类3属8种,优势种为绿翅鸭、白眉鸭(A.querquedula)和斑嘴鸭。研究区域内,11~12月河道与鱼塘生境分布的雁鸭类种类和数量差异均显著,鱼塘生境分布的雁鸭类种类多、数量大,而3~5月河道与鱼塘生境分布的雁鸭类种类差异不明显,数量差异显著,河道生境分布的雁鸭类数量较大。人类活动引起的隐蔽场所和食物资源的变化是造成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梯度变化

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及生物量是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揭示水位变化下湿地生态系统响应机理的重要途径。基于鄱阳湖湿地野外调查和实验分析数据,利用α和β物种多样性指数,初步探讨了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地上部分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随高程变化的差异性显著(P0.001),蚌湖和泗洲头在高程14—15 m的指数较大,表明这一高程范围内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比较显著,而战备湖和北深湖在高程15—16 m的指数较大,表明这一高程范围内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比较显著,而常湖池的指数变化不明显,表明常湖池各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较小。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年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差异性较为复杂,与湿地高程呈现单峰曲线关系,即随湿地高程增加而增加,到达一个峰值后开始减少。同一高程范围内下,洲滩前缘与碟形湖泊的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P0.05),前者最高值在高程13—15 m,后者最高值在高程14—17 m。     

基于MODIS EVI时间序列的鄱阳湖湿地植被覆盖和生产力的动态变化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是与长江保持自由连通的两个湖泊之一, 也是最为重要的候鸟越冬地之一, 其生境质量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枯水期的鄱阳湖由众多子湖构成, 不同子湖具有不同的水文控制与管理模式, 尤其是位于长江上游的三峡大坝2006年正式运行之后, 不同水文控制模式下的子湖展现出不同的退水机制, 对退水期洲滩出露的时间与湿生植被覆盖和生产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近年来, 遥感和生态模型在研究植被变化中应用广泛。本文以MODIS增强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时间序列表示地表属性, 并利用EVI时间序列模型, 建立了2000-2014年植被覆盖和生产力的时空变化趋势。在研究区内建立的网格中, 随机提取了107个斑块, 采集其每16天间隔的MODIS EVI时间序列(2000年2月至2015年4月), 将自适应Savitzky-Golay平滑算法应用于EVI时间序列分析, 提取了4个关键的植被生长指标, 即生长季开始的日期、生长季长度、生长季EVI峰值和生产力。研究结果表明: (1)具有不同水文控制模式下的湿地植被生长特征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尤其位于自由连通子湖的植被与其他模式的子湖相比: 生长季开始的时间更晚, 生长季较短, EVI峰值较低, 并且生长季节的初级生产力较低; (2)由于水文情势的改变, 自由连通子湖2006年前后的双生长周期湿地植被的生长特征差异明显, 秋季生长季提前, 导致了生物量的过度积累, 降低了越冬雁类食源的适口性; 但位于局部水文控制子湖的湿地植被不存在这种差异。(3)自由连通与局部水文控制的子湖对鄱阳湖越冬候鸟的保护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保证这两种类型子湖的面积, 为越冬候鸟提供更广阔的食源; 当水文情势发生改变时, 局部的水文人为控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鄱阳湖水情变化对湿地植被生长带来的影响。     

鹅的起源分化和相关雁类的分子系统发生研究

运用线粒体DNA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mtDNA RFLP)技术和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技术对中国鹅的4个品种、欧洲鹅的2个品种以及2种野雁--鸿雁(Anser cygnoides)和灰雁(Anser anser)的遗传变异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国鹅和欧洲鹅的起源、分化及相关雁类的系统发生关系.     

遥感与GIS支持下的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适宜性分析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国际迁徙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该地区鸟类栖息环境正处于快速变化.研究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割方法提取鸟类生境适宜性多边形评价单元,根据近年来野外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迁徙鸟类生存的地类、植被、潮沟、底栖生物等关键环境因素,建立了鸟类与关键环境影响因素的定性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进行了崇明东滩鸟类保护区内主要四大鸟类种群雁鸭类、鸻鹬类、鹭类以及鸥类的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1)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较适宜的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40%左右;(2)光滩区域、与光滩邻近的海三棱藨草带以及潮沟地带是鸟类生境适宜性较好的地理区域;(3)基于面向对象的遥感分析技术和GIS空间分析技术,能有效且简便地对生态环境处于快速动态变化中的物种生境适宜性进行快速、客观准确的分析评价,其结果可为崇明东滩鸟类种群及其生存环境规划、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洞庭湖洲滩及滨湖区鼠类分布格局及其多样性

为全面了解洞庭湖洲滩及滨湖区鼠类分布格局,统计自2003—2013年该湖区15个调查点5种不同生境的鼠类群落调查数据,并对鼠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3年洞庭湖区捕获鼠类有10种,主要优势种为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和东方田鼠(Microtus fortis);不同生境下的优势种不同,东方田鼠为湖滩生境优势种,黑线姬鼠是滨湖农田和退田还湖洲滩生境优势种,针毛鼠(Niviventer fulvescens)和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为滨湖丘岗林地优势种,小家鼠(Mus musculus)及黄胸鼠(Rattus tanzumi)则多出现在农房生境;不同生境的鼠类群落物种多样性不同,滨湖丘岗林地生境受人类活动或洪水干扰程度最低,因此,优势集中性指数最低,而物种多样性Shannon-Wiener指数在干扰较少的滨湖丘岗林地生境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尽管湖滩生境受三峡工程的影响,物种数大量增加,但由于仍受汛期洪涝的干扰,依然具有优势种突出的特征。研究表明,人类社会活动或洪涝等干扰因素降低了鼠类群落物种多样性,致使优势种突出,形成只利于少数几个种群栖息的环境,最终导致种群大暴发。     

长江中下游湿地大型水鸟种群动态和幼鸟比例研究

迁徙水鸟保护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开展水鸟种群数量和幼鸟比例监测,对科学评估其种群变化趋势、制定长期保护策略具有重要价值。长江中下游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重要的水鸟越冬区之一。本研究采用野外同步调查等方法对该区域87个湿地的亟需保护和具有代表性的10种大型越冬水鸟,其中雁形目6种,分别是鸿雁Anser cygnoides、豆雁A.fabalis、灰雁A.grus、白额雁A.albifrons、小白额雁A.erythropus和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鹤形目4种,分别是白鹤Leucogeranus leucogeranus、白枕鹤Antigone vipio、灰鹤Grus grus和白头鹤G.monacha,进行了长期监测(2003—2019年冬季),并结合相关文献,评估其种群变化趋势、幼鸟比例和死亡率。研究结果如下：(1)2005—2019年3种水鸟(豆雁、灰雁和灰鹤)的种群数量呈上升趋势,7种水鸟(鸿雁、白额雁、小白额雁、小天鹅、白鹤、白枕鹤和白头鹤)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2)种群趋势下降组(N=7)和上升组(N=3)的幼鸟比例均值在2016—2...     

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水鸟监测

2013—2018年,每年12月20日—翌年1月10日采用样区直数法对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3个样区的水鸟多样性进行1次监测。结果表明:共记录水鸟7目12科45种129633只,每年总数量在11604～33053只;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有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头鹤(Grus monacha)和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国家II级保护鸟类5种。本次共记录优势种9种,以雁鸭类和鹬科鸟类为主; 2013—2014年和2017—2018年优势种种类较多,2015—2016年每年优势种只有2种;大部分水鸟类群的数量变化趋势类似,提示合适的水位可为多种水鸟生态类群提供适宜的湿地复合体;??类数量高峰期正好是大部分水鸟数量较低或低谷期,提示水位对水鸟多样性的维持极其重要;不同样区的水鸟相似性指数为0.51～0.91;该保护区物种数和个体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绿翅鸭(Anas crecca)、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反嘴鹬(Recurvirostra avosetta)等在2016—2018年数量和遇见率较高有关;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在2015—2016年明显下降,这与鸿雁(Anser cygnoid)或反嘴鹬占绝对优势有关;该地区鸟类资源丰富,东方白鹳和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种群数量大而稳定,鹤类几乎每年都有记录;南矶湿地保护区在鄱阳湖水鸟多样性维持和濒危水鸟特别是东方白鹳的保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监测持续年限较长,初步掌握了湖区优势鸟类及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种群动态规律,为该保护区的水鸟保护和栖息地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鄱阳湖越冬小天鹅在高水位年份的昼间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

2011年1～2月,采用焦点动物观察法对鄱阳湖康山湖候鸟自然保护区内越冬小天鹅种群进行了时间分配和日间活动节律的研究。通常认为小天鹅是典型的游禽,冬季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游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93.2%的个体在湿地洲滩生境内活动。2010年鄱阳湖持续高水位导致的水体生境中食物短缺,可能是迫使小天鹅主要在湿地洲滩生境活动的主要原因。取食是小天鹅越冬期间最主要的行为,占52.6%,其次为警戒18.2%、运动10.6%、休息10.0%和理羽8.6%。取食、警戒、运动、休息和理羽行为发生的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休息行为持续最长,平均为48.4s±2.9s,警戒行为的持续时间最短,平均持续时间为9.5s±0.6s。小天鹅在水域生境和湿地洲滩生境中时间分配存在显著差异,在水域生境以休息为主,在湿地洲滩生境以取食为主。除理羽行为与休息行为发生节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他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北亚雁类种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联召开

“北亚雁类种群”国际学术讨论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WILD GEESE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ASIA)于1990年9月11—22日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马加丹市举行。会议东道主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北方生物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生长和营养繁殖对水淹时长的响应

水淹时长是影响湿地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在水情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种群和群落的变化规律还不清楚。为了探究淹水时长对鄱阳湖洲滩3种优势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影响,并预测在水文发生剧烈变化后,3种优势植物分布的趋势,采用控制实验模拟了不同水淹时长(0、60、90、120、150 d和180 d)下鄱阳湖湿地3种优势植物(灰化薹草(Carex cinerascens)、南荻(Miscanthus lutarioriparius)和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的生长和繁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南荻在水淹超过120 d后,存活率开始降低,水淹到达180 d完全死亡。而灰化薹草和虉草在淹水180 d后仍全部存活。表明南荻耐淹水的能力弱于其他两种植物。2)水淹显著降低灰化薹草的总生物量,并且总生物量随水淹时长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而短时间(小于150 d)的水淹没有对虉草总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3)退水初期,灰化薹草的恢复生长趋向于地上部分,而虉草表现为地下和地下部分同步生长。该研究结果可以为预测水文情势变化下鄱阳湖湿地植物种群和群落的动态变化提供依据。     

气候因子和水位变化对鄱阳湖东方白鹳越冬种群数量的影响

分析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4—2011年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动态,探讨了其种群动态与气候和水位变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984—2011年,保护区东方白鹳越冬种群数量平均为(1296±177)只,种群年间波动较大,但总体呈显著的线性增长趋势。保护区东方白鹳种群数量动态与鄱阳湖年最低水位、10月份平均水位、12月份平均水位存在显著负相关,这可能与冬季水位增加导致东方白鹳栖息地面积减小和人类干扰强度增大有关;保护区东方白鹳种群数量与越冬期11月份平均最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东方白鹳主要在11月份到达鄱阳湖,此时适宜的温度可能有利于提高东方白鹳食物资源的可获得性,迅速补充能量,并降低体温调节所需的能量消耗。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表明,鄱阳湖区11月份平均最低气温、前一年1月份高水位持续时间、前二年7月份高水位持续时间是保护区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的显著预测因子,共同解释了保护区东方白鹳最大种群数量变化的78.3%。     

基于RS与水动力模型的鄱阳湖草洲产卵型鱼类潜在产卵场识别

鱼类产卵场的研究与保护对维持鱼类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合遥感数据与水动力模型,旨在识别2000—2020年鄱阳湖草洲产卵型鱼类潜在产卵场,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探究现有保护区对产卵场的保护效率。结果表明,近20年来鄱阳湖鱼类潜在产卵场面积呈增加趋势,空间上呈现从湖岸向中心扩张趋势。2005年前后潜在产卵场平均面积分别为519.97和694.42 km²,产卵场面积与空间分布均发生显著变化。2005年前潜在产卵场主要分布于鄱阳湖西部的永修、新建,以及东部的鄱阳和南部的余干等地近岸区域。2005年之后产卵场向湖中心扩张,都昌水域出现大片连续的潜在产卵场。鄱阳湖鲤鲫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平均包含了17.75%的潜在产卵场,鄱阳湖的蝶形湖平均分布有34.73%的潜在产卵场。潜在产卵场分布可以进一步指导鄱阳湖保护区的优化和鱼类产卵场调查,研究使用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区域草洲产卵型鱼类潜在产卵场的识别研究。     

亚洲象生境长时序变化及其对人象冲突的影响——基于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

生境变化直接关系到物种种群维持与人类安全,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为物种保护与生境恢复提供科学支撑。但因受物种活动点数据获取与位置精度的局限,鲜见濒危、危险物种的长时序生境变化研究。以人象冲突频发的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勐海—澜沧象群)活动区为例,提出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亚洲象长时序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即基于荟萃分析筛选出的15个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近期有限的物种活动点监测数据,利用MaxEnt得到生境评价因子的贡献率,再运用HSI模型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利用该方法制作出研究区1988—2020年逐年时序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图,以分析亚洲象生境的时空变化,将其与亚洲象肇事数据结合,进而分析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1)基于物种生境偏好不变的前提,融合MaxEnt模型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可应用于物种的长时序生境评价,且基于亚洲象活动点数据从动物对生境利用的生态学视角定量获取亚洲象对各生境评价因子的偏好程度,使生境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可解释性;(2)目前亚洲象适宜生境面积占研究区面积三分之一(4039.76 km^...     

鄱阳湖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丰水期和枯水期鸟类多样性

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利用样线法和同步调查法对江西省鄱阳湖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开展了调查,分析了丰水期和枯水期鸟类群落结构的特征及其差异.野外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4目43科169种.丰水期鸟类有36科96种,枯水期鸟类36科13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7种.结合保护区日常监测到白鹤(Grus leucogeranus)、灰鹤(G.grus)、白头鹤(G.monacha)和白枕鹤(G.vipio)的分布记录,该保护区鸟类累计达173种.保护区枯水期鸟类以雀形目、鹆形目和雁形目为主,分别占枯水期鸟类种类总数的47.4％、13.3％和9.6％;丰水期鸟类以雀形目、鸻形目和鹳形目为主,分别占鸟类种类总数的58.3％、8.3％和10.4％.枯水期和丰水期鸟类物种组成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换.枯水期农田生境鸟类多样性最高,其次是草洲、沼泽和水体,泥滩生境鸟类多样性最低;丰水期农田和水体生境鸟类多样性基本相同.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枯水期的优势种为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白头鹎(Pycnonotus sinensis)、灰椋鸟(Sturnus cineraceus)、麻雀(Passer montanus)和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丰水期为白鹭(Egretta garzetta)和八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