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驯鹿(Rangifer tarandus)的春季生境选择

为确定分布于我国大兴安岭西北麓的濒危驯鹿(Rangifer tarandus)的春季生境选择特征,于2012和2013年的3—4月间,采用样线样方结合的生境调查方法,对内蒙根河驯鹿的春季偏好生境和对照生境进行了取样,并对样方的海拔和乔木郁闭度等23个生境变量进行了计测与分析。结果表明:与非利用样方(n=132)相比,驯鹿春季偏好生境(n=79)的海拔((957.27±1.68)m)、乔木郁闭度((32.84±2.72)%)、乔木密度(21.72±1.52)、地表植被盖度((85.06±1.03)%)、树桩数(6.81±0.45)和倒木数(5.73±0.54)均显著较大(Mann-Whitney U test,P0.05),而灌木盖度((57.95±2.79)%)、枯草盖度((33.11±2.79)%)、乔木高度((9.58±0.27)m)和灌木均高((59.85±2.69)cm)显著较小(Mann-Whitney U test,P0.05),而且驯鹿春季趋向于选择西坡和南坡(77.21%)的坡度较缓(93.67%)、位于坡中下位(67.09%)的生境,并偏好选择针叶林(68.35%)中的隐蔽度好(82.28%)、避风状况良好(64.56%)、湿润(60.76%)、距水源较近(≤1000 m,94.94%)及距人为干扰较远(≥1000m,87.34%)的生境(Chi-Square test,P0.05)。此外,驯鹿偏好生境的变量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坡位、乔木特征(乔木胸径和乔木高度)、食物多度(灌木盖度、倒木数及树桩数)、雪被特征(雪深、雪盖度和郁闭度)、干扰强度(距人为干扰距离)、植被类型(坡向和植被类型)是影响驯鹿春季生境选择的重要因素,综合体现了驯鹿在春季对保温、食物和安全性的需求。     

智人如何演化? ——基因及化石证据挑战流行的现代人演化模型

<正>过去三十年,我们对智人演化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多数研究支持现代人在约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但最新的发现显示实际情况比预期更复杂。研究者证实了智人和其他人属之间存在杂交,拿出了摩洛哥的智人早到距今30万年的证据,而且似乎智人的颅骨形态是逐步演化的。尽管日渐积累的证据仍然指向所有现代人都是非洲智人种群的后代,这些种群(在扩散过程中)取代了当地古老的人种,但是,现代人起源的模型需要考量当地古老人群灭绝前与现代人之间发生的可观交流。这些最新研究结果     

圈养马麝幼仔哺乳期时间分配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于2017年7月17日至8月16日,在甘肃兴隆山马麝繁育场对圈养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 sifanicus)当年生仔麝进行哺乳期的行为取样,量化记录了摄食、卧息、刻板等10类行为,分析了仔麝哺乳期时间分配格局及与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圈养马麝仔麝在哺乳期(1~3月龄)的卧息(39. 55%±4. 53%)及摄食(28. 03%±1. 58%)时间分配最多;仔麝在哺乳前期(1月龄)、中期(2月龄)及后期(3月龄)的卧息、摄食及刻板行为的展现时间逐渐增加,运动行为在中期达到峰值(4. 99%±0. 64%),母幼联系等其他行为逐渐下降;仔麝的刻板行为在哺乳中期开始发育,后期刻板行为(3. 33%±1. 83%)显著高于中期(1. 15%±0. 77%)(P <0. 05);仔麝摄食与排泄行为的分配时间呈正相关(r=0. 833,P=0. 010),母幼联系与社会行为呈正相关(r=0. 802,P=0. 017),环境探究与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 970,P <0. 001);圈舍内有成年雄麝的仔麝的卧息时间(59. 50%±8. 17%)显著高于圈舍内缺失雄麝的仔麝(37. 82%±6. 12%)(P <0. 05),前者的母幼联系(1. 10%±0. 52%)也相对低于后者(3. 80%±1. 07%)(P>0. 05);仔麝性别对其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均不显著(P> 0. 05)。本研究表明,马麝的母幼关系属于典型"隐蔽者"类型,仔麝刻板行为的发育始于哺乳中期,其发育和表达强度随年龄递增而加强,同圈舍的成年雄麝对仔麝的行为和生长发育有负面效应。     

麋鹿沧桑命运与未来保护展望

麋鹿作为中国特有的鹿科动物,经历129年的保护努力,种群数量恢复到10000多头。因近亲繁殖严重,表面上看已无灭绝危险,但仍存在巨大隐忧。通过对麋鹿种群变迁、灭绝、重引入、恢复现状及四大种群(乌邦寺、南海子、大丰、石首野化种群)的发展趋势进行追踪分析,探究近千年来困扰麋鹿种群发展壮大的多重因素,提出种群保护与栖息地保护并重、强化疫病监测等保护对策,为麋鹿及其它大型陆生濒危哺乳动物突破种群发展瓶颈提供借鉴。     

丹江口库区王庄、吴家外和岳沟地点发现的石制品

王庄2号地点、吴家外地点和岳沟1号地点位于丹江口库区淅川县。2009年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这3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每个地点发掘面积100 m²,获得石制品数量分别为13件、33件、13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工具等多种类型。3个地点的原料均属就地取材,与各自所在区域的砾石原料构成有关,从原料选择上能看出古人类的有针对性选择。石器分析显示,3处地点的剥片技术均为硬锤直接锤击法,王庄2号地点和吴家外地点的石器大小、质量、石器面貌与南方砾石工业更接近,而岳沟1号地点则与北方石片石器技术面貌相似,表现出中国南北方主工业类型过渡的特点,为研究晚更新世古人类在汉水流域的适应生存、开发过程提供了一批资料。     

雄性麋鹿胆量和侵犯耦合与等级序位变化的关系

发情期的雄性麋鹿根据序位分为群主、挑战者和单身汉3个等级,序位变化是雄性麋鹿应对环境压力的直 观体现。本文利用胆量和侵犯2个行为指标在麋鹿生活史不同阶段的耦合强弱,来解释幼体时麋鹿序位发育、亚 成体时雄性序位定型及发情期时挑战者对群体序位的扰动。行为取样采用焦点取样法和扫描取样法相结合;分 析个体间行为样本流的非同步化水平,以同类型行为中较早发生、同步化率较低的判断为胆大;侵犯则结合攻 击行为和取胜指数来判定;粪样睾酮水平测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结果显示雄性麋鹿幼体胆量和侵犯耦合与 等级序位呈负相关(r=-0.111 8,P=0.018 3);成体胆量和侵犯耦合与等级序位的波动呈正相关(r=0.917 9,P= 0.002 6)。从亚成体到成体:4头雄性麋鹿序位上升(胆量和侵犯耦合r=0.852 3,P=0.000 3),其中1头成为鹿 王;4头序位未发生改变(胆量和侵犯耦合r=0.482 9,P=0.006 3);3头序位下降(胆量和侵犯耦合r=0.251 7, P=0.003 5)。雄性麋鹿幼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位呈正相关(r=0.860 7,P=0.005 5);亚成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 位呈正相关(r=0.845 7,P=0.004 4);成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位呈正相关(r=0.954 6,P=0.001 8)。结果表明雄 性麋鹿发情期胆量和侵犯耦合强度与等级序位波动呈正相关;等级序位上升与睾酮水平升高有关。     

大兴安岭地区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保护空缺分析

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唯一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区, 具有全球重要性和特殊的自然保护价值。本研究针对该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未全部纳入保护地范围以及保护地分布破碎化的现状, 在建立物种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 生成该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10 km × 10 km物种空间分布数据, 并结合土地利用、植被覆盖、海拔和坡度等与栖息地相关的辅助数据, 分析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现有空间分布格局, 以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作为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的丰富度指标, 通过将现有保护地范围与物种空间分布进行叠加, 得到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保护空缺。结果显示: (1)现有空缺区域内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均有分布, 主要保护空缺对象有黑嘴松鸡(Tetrao parvirostris)、紫貂(Martes zibellina)、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等; (2)保护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额尔古纳市北部和呼玛县西部等地。尽管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的空间分布与现有保护地范围基本匹配, 但不同地理空间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空缺; (3)保护空缺主要有两种类型, 即尚未受到保护的空白地区和未被完全纳入现有保护地的空缺地。基于以上结果, 建议针对两类不同的保护空缺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如对于根河市与牙克石市交界处未建立保护地的保护空白区, 建议新建保护区或保护小区; 对于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未被完全纳入现有保护地体系的区域, 如内蒙古阿尔山自然保护区北部外延的空缺地, 建议通过对现有保护地进行相应程度的扩建, 完善现有保护地体系, 从而促进大兴安岭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保护进程。     

重组大肠杆菌高密度培养研究进展

重组大肠杆菌细胞高密度培养(High cell-density cultivation,HCDC)是获得高外源蛋白产率的一种重要策略,影响重组大肠杆菌高密度培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组体的构建及其稳定性,培养基成分,培养方式,培养条件及培养过程中抑制性代谢产物的积累等。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近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长江经济带快速城镇化对耕地保护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对耕地资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土地快速城镇化对耕地的大量侵占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而近些年长江流域及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影响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基于中分遥感数据,将覆盖长江经济带与长江流域范围的15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目标,从自然区位(上、中、下游)与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2000—2015年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结果表明:(1) 2000—2015年,长江流域及长江经济带人工表面增加56.80%,耕地减少17.09%。其中,下游人工表面增加幅度最为明显,耕地减少也是最多的;(2)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及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耕地的压力逐渐减弱,十五年间人工表面增长率从2733.75 km~2/a提高至2985.87 km~2/a,而耕地减少的速度从4439.94 km~2/a降低到3940.91 km~2/a,并且有大量旱田向水田转变;(3)位于不同流域且规模不同的城市,其人工表面的增加幅度以及对耕地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长江下游的中等城市人工表面15年间增加最多(增幅385.88%),同时耕地也损失最多;中游的大城市的人工表面增速最快,而上游则是巨大型城市,这种现象说明长江流域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长江流域及经济带未来城市优化布局不仅要充分考虑耕地保护问题,还要均衡不同规模城市的扩张速度,以及进一步提高开发用地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