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知识的概念与保护

近年来, 传统知识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论坛已成为焦点议题。然而, 传统知识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分析相关国际公约有关传统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作者过去几年在中国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工作, 提出与生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可分为以下5类: (1)传统利用农业生物及遗传资源的知识; (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 (3)生物资源利用的传统技术创新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惯法; (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本文还针对目前传统知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开展传统知识调查、整理、编目、继承、发展、保护和推广应用的各项措施, 并提出建立国家法规制度, 以确保公平公正地与地方社区和土著居民分享因利用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     

城市化对本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廊坊市为例

虽然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不多。通过案例研究,分析本土植物多样性沿着城市化梯度的变化,及其与生境土壤因子的关系。在廊坊市,中国北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地区,沿着中心城区、城区、郊区、远郊区城市化梯度,每个梯度选取6个样地进行本土植物多样性调查,记录种类数、多样性和种类组成,并分析了多样性指数。与远郊区相比,中心城区失去了88%的物种,物种多样性下降了78%,城区物种多属于禾本科、藜科等耐践踏、耐土壤紧实度的物种。远郊区的本土植物属于45个科,科数大于城区物种。相似性指数表明,城区和郊区大部分物种相同,但是远郊区差异较大。DCCA分析表明,土壤总氮、有机质含量是影响物种城市化分布的主要因素。城市化促进了物种分布的匀质化。     

国际政府间组织对传统知识议题的态度以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传统知识是多个国际政府间组织的重要议题,各个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形成了相关报告和决议,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也表达了对于传统知识的不同见解和立场。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环境与生物;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经济与贸易;以《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社会和权利。结合我国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的已有承诺,以及丰富多样的传统知识等具体国情,建议我国需要更重视传统知识保护,并采取惠益分享的立法行动,制定以《名古屋议定书》为基础的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以期达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核心内容解读及其生效预测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保公平公正的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目标的里程碑式文件,将从多个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对议定书进行解读、分析和评估对于决定是否签署和批准议定书至关重要。根据分析,议定书核心内容分为遵守、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遗传资源的获取、术语、范围、特殊考虑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等7个方面。本文对这些核心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了其影响,预测了议定书生效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十大功劳属植物种子形态研究

利用光镜(LM)和扫描电镜(SEM)对十大功劳属24种植物的种子形态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十大功劳属植物种子颜色为黑色,长3.4～6.7mm,宽1.7～3.5mm,属大型种子,形状多样;外种皮纹饰为网纹状,网眼形状、大小及网脊粗细、凸凹在不同类群间不完全相同,种内变异稳定,据此可将十大功劳属植物种皮纹饰划分为9种类型。研究结果表明:种子形态在十大功劳属内具有重要的系统学意义,但不支持Ahrendt将十大功劳属下分为2个groups,4个sections,14个subsections的观点。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及对惠益分享制度的影响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近年来DNA测序技术的产物, 目前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应用有助于解释生命的分子基础和进化理论, 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技术手段。随着《名古屋议定书》的生效和履行, 各缔约方对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认识逐步提高, 并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等措施对本国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管制。遗传数字序列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非实物性质的信息资源, 将会给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带来挑战。近几年,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谈判的焦点议题。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 也是近年来生物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 应积极参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相关的研究, 并应对由此带来的各种挑战。     

论壮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 结合目前开展的关于壮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整理与编目工作, 分别从酸食文化、织染文化、地名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壮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 并从自然崇拜、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传统生态观念以及传统医药文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 (1)壮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本文还对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受威胁因素进行了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传承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统知识的相关建议, 即应通过加强宣传和立法,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和发展乡村旅游等形式, 加强对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国外案例、国内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成为全球重大环境问题之一,重要区域或重要物种的识别是制定和实施保护计划的首要步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性研究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优先保护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CI)一直倡导的热点地区途径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KBAs)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单一类群的重要区域,如不同的国家已经开展了鸟类重要区域(important bird areas,IBAs)、植物重要区域(important plants areas,IPAs)、蝴蝶重要区域(prime butterfly areas,PBAs)和两栖爬行动物重要区域(important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areas,IARAs)等的识别研究工作。集中力量优先保护一些重要的地区是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较为现实和高效的途径。以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意大利(Italy)、荷兰(the Netherlands)分别依据动物、植物单一类群或多个类群组合进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为例,介绍了几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经验,概述国内在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领域的研究现状,详细介绍了海南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案例,同时以国务院2010年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划定的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提出中国未来应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在充分获取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的基础上,依据植被类型和物种多样性以及受威胁因素等,在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进一步客观准确地识别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热点中的热点或重要区域中的重要区域),为中国未来的保护地规划、生物多样性监测、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学支撑。     

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框架

传统生态知识是民族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国外已有多年的研究基础,国内的相关研究正是方兴未艾。通过文献查询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介绍了国外已有的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框架的3个模型:知识-实践-信仰的三角形框架;本土经验知识-资源管理知识-社会制度知识-世界观知识的四椭圆框架;事实观察-管理体系-旧有及当下利用-伦理价值-文化特征-宇宙观的五边形框架。结合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立体的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模型,强调了传统生态知识的动态特征,将民族对于自然的被动认识和主动认知、民族人际关系规范、民族的哲学与伦理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传统生态知识进行了分类,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建议。最后总结了这个立体的传统生态知识分析框架的意义,并建议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展和应用民族生态学。     

滇西北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0-2030年)》, 划定了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并设定了开展优先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战略目标、优先领域与优先行动。为此, 2010-2011年, 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科研人员, 在滇西北开展了18个县的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示范调查与研究。调查内容包括生态系统(植被类型)和物种两个层次。生态系统主要调查县域内植被类型的多样性, 完成了以群系为单位的植被类型编目; 物种层次主要调查县域内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大型真菌的物种多样性组成、数量和用途等, 分析了特有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数量等, 完成了县域物种编目。本文基于调查结果, 比较研究了不同县域间的生物多样性组成, 发现植被类型(108个群系)和物种(高等植物4,481种、脊椎动物625种、大型真菌222种)最丰富的县均为玉龙县。同时, 与历史记录对比研究发现, 滇西北的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十分欠缺, 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客观有效决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 本研究为中国未来开展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提供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