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Ent模型的道路对朱鹮繁殖地的影响

道路对野生动物适宜繁殖地影响的定量研究是目前道路生态学领域有待深入的内容之一.本文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为研究对象,利用物种分布模型(SDM)中MaxEnt模型,通过对影响朱鹮繁殖地的环境变量进行自相关分析,剔除自相关系数大于0.8的环境变量,最终选择了10个环境变量为朱鹮繁殖地的影响因子,分别为最冷季度平均气温、景观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坡度、坡向、距水体距离、距水田距离、距高等级公路(县级及以上道路)距离、距低等级公路(乡镇和林间道路)距离、距居住地距离.通过对环境变量的贡献率进行分析表明: 最冷季度平均气温、景观类型以及距水田距离、距高等级公路距离是影响朱鹮筑巢的主要因子.分别研究了含道路变量(情景Ⅰ)、不含高等级公路(情景Ⅱ)以及不含低等级公路(情景Ⅲ)3种情景下朱鹮繁殖地适宜区分布.结果表明:道路对朱鹮繁殖地干扰影响显著,高等级公路的影响比低等级公路大,高等级公路和低等级公路的存在分别使朱鹮繁殖地适宜区的面积减小了66.23和35.69 km².朱鹮筑巢对高等级公路有明显的回避效应,平均回避距离为1500 m.本研究对未来制定朱鹮的保护管理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工程建设项目对野生动物的环境影响定量评价提供应用示范.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一种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然而,由于人为活动的加剧,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关注物种多样性,存在着对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不足,不能及时反应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变化等缺点。近年来,生态系统层次上的多样性保护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国家和组织相继开展了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估工作。文章回顾了已有的生态系统评估方案,发现当前生态系统评估多采用IUCN物种红色名录的分级标准体系,主要评估生态系统的濒危程度,评估标准主要是分布范围和功能的变化,不同评估方案采用的指标和阈值有差异,需要建立统一的生态系统分类体系和评价方案。同时,结合国内生态系统评价的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开展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研究的若干可行建议。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优先保护区的识别

准确可靠地识别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的优先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问题之一。采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s)模型,基于12个环境变量,对中国263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建模,并预测各个物种在背景点的适生概率,迭加计算得到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的生境适宜性指数。此外,基于对生境适宜性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识别和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优先保护区,并对优先保护区目前的被保护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的优先保护区的面积为103.16万km~2,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0.90%。优先保护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秦岭-大巴山山区、云南省与印度及缅甸的交界地区、武陵山山区、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山区、阿尔泰山脉山区、天山山脉山区、昆仑山山脉山区;东北的大、小兴安岭、东北-华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量分布。优先保护区中被保护的面积为50.40万km~2,占优先保护区总面积的48.86%,保护率偏低,未被充分保护。利用系统聚类分析,将未被保护的优先保护区划分成3种优先保护顺序,以期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抗虫棉根系分泌物对棉花黄萎病菌生长的影响

转基因抗虫棉的抗病性下降已成为制约我国棉花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以转基因抗虫棉及其亲本非转基因棉花对照为材料,研究转基因抗虫棉根系分泌物对棉花黄萎病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的影响,并对其根系分泌物中氨基酸及糖类的组成和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与亲本非转基因棉相比,2种转基因抗虫棉对棉花黄萎病菌的抗性下降,转基因抗虫棉的根系分泌物对黄萎病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与亲本常规棉中23相比,转基因双价抗虫棉中41根系分泌物中多了甲硫氨酸和赖氨酸,并且天冬氨酸、谷氨酸、丝氨酸、丙氨酸、缬氨酸、亮氨酸、酪氨酸的含量显著升高.泗棉三号与单价抗虫棉GK12的根系分泌物中虽然含有相同的氨基酸组分,但GK12的根系分泌物中酪氨酸、缬氨酸、亮氨酸的含量显著下降.中41根系分泌物中检测出4种糖类,而中23中仅检测出葡萄糖.抗虫棉GK12和泗棉三号根系分泌物中都检测出4种糖类,但其含量差异明显.     

还水鸟一片洁净的水域

水鸟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它们对水质和人为干扰较为敏感。它们的迁徙性以及对湿地的依赖性,也导致其对于景观的敏感性较高。近年来,由于人类的活动:如围湖造田、截流筑坝、引水灌田等,致使水域面积不断减小。另外,由于集约养殖水产品、向河口海口排污等原因,全球水体的质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群,水鸟即是受害者之一。     

十大功劳属植物种子形态研究

利用光镜(LM)和扫描电镜(SEM)对十大功劳属24种植物的种子形态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十大功劳属植物种子颜色为黑色,长3.4～6.7mm,宽1.7～3.5mm,属大型种子,形状多样;外种皮纹饰为网纹状,网眼形状、大小及网脊粗细、凸凹在不同类群间不完全相同,种内变异稳定,据此可将十大功劳属植物种皮纹饰划分为9种类型。研究结果表明:种子形态在十大功劳属内具有重要的系统学意义,但不支持Ahrendt将十大功劳属下分为2个groups,4个sections,14个subsections的观点。     

内蒙古植被降水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植被降水利用效率(precipitation-use efficiency, PUE)是评价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产力对降水量时空动态响应特征的重要指标。该研究利用光能利用率CASA (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模型估算了2001-2010年内蒙古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结合降水量的空间插值数据, 分析了近10年内蒙古地区植被PUE的空间分布、主要植被类型的PUE,及其时空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2001-2010年内蒙古地区所有植被的平均PUE为0.94 g C·m^-2·mm^-1, 且在105-120° E地带性规律明显,PUE上升速率为每10° 0.55 g C·m^-2·mm^-1。各植被类型间PUE差别较大, 其中灌丛PUE最高, 荒漠PUE最低。在不同的降水量区域, 植被PUE的空间分布与气候因子的关系有较大差别, 0-75 mm降水量区间内, PUE随降水量、气温的升高显著下降(R² = 0.226, p < 0.05); 175-300 mm降水量区间内, 植被 PUE的空间变化与降水量和气温呈极显著相关关系(R² = 0.878, p < 0.001), 且随降水量的增加显著上升( R² = 0.94, p < 0.001), 变化速率约为每100 mm降水0.57 g C·m ^-2·mm^-1; 在降水量大于475 mm的区域, 植被PUE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气温的相关性显著(R² = 0.19, p < 0.05), 且随着气温的上升、降水量的下降而增加, 其中气温的贡献是降水量的8.61倍。在不同的降水量区域, 植被 PUE的年际波动与气候因子的关系也有较大差别, 对于年降水量0-220 mm的地区, PUE的年际波动与降水量呈正相关性、与气温呈负相关性; 在年降水量为220-310 mm的地区, PUE的年际波动主要受降水量的控制, 受气温影响较小; 在年降水量>310 mm的地区,PUE的年际波动与降水量、气温均呈正相关关系, 但在降水量越高的地区, PUE的年际波动与降水量的相关性越弱, 与气温的相关性越强。植被覆盖度与PUE的空间分布极显著相关(R² = 0.73, p < 0.001), 且与 PUE的年际波动也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² = 0.11, p < 0.001); 叶面积指数( LAI)与PUE的年际波动呈线性相关关系(R² = 0.42, p < 0.001), 而当 LAI < 3.15时, PUE的空间分布随LAI增加而呈线性增加。     

中国瓢虫体型的地理分异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生物体的外在形态(个体大小及异速生长)不仅是分类学的重要依据, 也是影响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功能性状。昆虫体型的地理分异及其机制是昆虫生物地理学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中国省级行政区的瓢虫体型、分布和环境因子数据, 运用相关和回归分析, 探索了中国瓢虫体型(体长、体宽与长宽比)的纬度地带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为了确定营养级对瓢虫体型特征的影响, 我们对全部瓢虫、植食性瓢虫和捕食性瓢虫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瓢虫的体型大小具有显著的纬度地带性, 即纬度越高, 瓢虫的体长或体宽越大, 符合贝格曼法则。与温度相关的环境因子是导致瓢虫体型大小地理分异的主要环境因素, 因为瓢虫以成虫越冬, 体型越大则能量储存越多, 冬眠期间的耐饥力越强; (2)由于食性和食物空间分布的差异, 在各个纬度上, 植食性瓢虫体型总是大于捕食性瓢虫; 捕食性瓢虫的长宽比与纬度呈显著正相关, 即纬度越高, 瓢虫体型越狭长; 而植食性瓢虫的长宽比与纬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捕食性瓢虫的长宽比与年降水量呈显著负相关, 因为年降水量降低导致植被的斑块化增加, 引起捕食对象分布更为分散, 从而要求瓢虫具有更强的飞行能力, 即更大的长宽比。综上所述, 在省级尺度上, 温度和降水分别主要影响瓢虫的大小和长宽比, 其效应随营养级(食性)的变化而变化。     

原生动物的捕食作用对水细菌的影响

原生动物和水细菌关系密切 ,Ｓａｎｄｅｒｓ等[1] 指出无论在淡水或海洋生态系统中 ,细菌和鞭毛虫的数量有着较为稳定的比例 (约 10 0 0∶1)。由于细菌细胞富含Ｎ和Ｐ ,原生动物通过对细菌的捕食作用成为重要的无机盐再生者 ,因而在水体的物质循环中占据重要地位[2 ] 。原生动物是水细菌数量的主要调节者 ,它沟通了细菌与后生动物之间的食物链。原生动物中的三大类 :鞭毛虫、肉足虫、纤毛虫都有一些专门吃细菌的种类 ,如波豆虫属 (Ｂｏｄｏ)、屋滴虫属 (Ｏｉｋｏｍｏｎａｓ)、鼻吻滴虫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ｍｏｎａｓ)、领鞭毛虫类 (Ｃｈｏａ…     

土壤原生动物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土壤原生动物具有丰富的种类多样性和巨大的生物量,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可指示环境质量的状况及发展趋势。与其它土壤生物相比,原生动物的一些特征使其更利于成为监测生物。土壤原生动物各类群在环境监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有壳肉足虫和纤毛虫更适合作为土壤环境的指示生物。土壤原生动物在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环境监测中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但与在水体环境监测中获得广泛应用的水生原生动物相比,土壤原生动物用于环境监测才刚刚起步。土壤原生动物分类学研究的滞后和方法学上的欠缺是阻碍其作为监测生物的瓶颈。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土壤原生动物在环境监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