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噪声对动物的非听觉影响

噪声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使野生动物接触到人为噪声的机会增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为噪声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发现,噪声会改变动物的生理状态,使其处在较高的应激水平,进而影响动物的抗氧化能力和免疫能力,甚至使雏鸟的端粒缩短。人为噪声的存在还会影响动物的学习和认知能力,干扰动物觅食、交流等行为。这些因素累积就可能会降低动物后代的存活率,改变物种丰度,对动物的生存造成威胁。对人为噪声带来的非听觉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噪声的潜在危害,采取更为积极的缓解应对措施。     

自然保护地政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研究自然保护地政策的生态成效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和治理。以三江源地区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覆被转类指数考察了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特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刻画了自然保护地政策生态成效在自然保护地内外的空间差异性,结合最小二乘法和实地调研结果探究了保护地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地政策实施以来,三江源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越来越明显,未利用地转化为生态地类是促进生态提升的最主要的用地变化类型。集中连片分布的大型保护地生态成效明显,而分布零散且靠近行政边界的小型保护地生态成效相对较小;尽管保护地生态成效优于非保护地,但保护地与周围地区的生态提升具有同步性。保护地政策通过在保护地内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同时通过采取限牧禁牧、引导转业转产等措施减轻了农牧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未来应推动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网络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公园和周边区域的一体化保护和联动治理,帮助农牧民进一步拓宽生计方式。     

城市绿地动物声景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动物群落是构成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声景作为野生动物重要的生态信息,掌握其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指导城市绿地景观设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2005–2022年收录的67篇研究文献为对象,综合梳理与分析了城市绿地动物声景的时空模式及其驱动因素。城市绿地动物声景在空间上表现出环境空间梯度和植被空间结构的差异,动物声音多样性随海拔、纬度、城市化程度的降低以及植被类型和高度的增加呈现升高趋势。时间尺度呈现出昼夜、季节和年度变化差异,表现为鸟类在黎明和黄昏合唱、昆虫和两栖动物在夜间鸣叫以及季节性和年度性发声规律等。影响城市动物声景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植被、环境、人为干扰和动物自身驱动等。动物声景作为当前声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面临大时空尺度演变规律研究不足、动物声景分析有限等挑战,建议未来着重开展多时空尺度变化规律研究、创新动物声景分析方法、定量解析影响因素及其响应机制、建立全球动物声景数据库等。     

直接前方入路与后外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疗效比较及术后髋关节功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比较直接前方入路与后外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疗效及术后髋关节功能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选取2019年5月至2021年12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并行全髋关节置换治疗股骨颈骨折患者96例,按照手术方法的不同分为直接前方入路组（n=48）和后外侧入路组（n=48）。观察两组围术期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治疗前后Harris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并应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直接前方入路组下床时间、切口长度、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后外侧入路组,术中失血量、术后引流量显著低于后外侧入路组,而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后外侧入路组（P<0.05）。直接前方入路组术后1、3个月Harris评分显著高于后外侧入路组,VAS评分显著低于后外侧入路组（P<0.05）。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治疗6个月后髋关节功能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24 kg/m²、术后锻炼时间<3 h/d、合并骨质疏松是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不良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直接前方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较后外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短期内优势明显,表现为对患者的创伤更小,术后疼痛程度较轻,有利于患者的髋关节功能恢复。体质量指数≥24 kg/m²、术后锻炼时间<3 h/d、合并骨质疏松是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不良的危险因素。     

中医正骨手法改善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患者腕关节功能的临床研究及疗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观察中医正骨手法在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并分析疗效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四川省骨科医院2020年1月~2022年1月期间收治的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患者152例,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给予石膏固定）和研究组（应用中医正骨手法治疗）,例数分别为77例和75例。对比两组优良率、临床指标、腕关节活动度和X线相关影像学指标。同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研究组腕关节功能疗效的相关因素。结果：治疗后,研究组的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手背消肿时间、疼痛缓解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12周掌屈、背伸、桡偏、尺偏、旋前、旋后活动度均扩大,且研究组均大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12周掌倾角、尺偏角、桡骨高度均增加,且研究组均大于对照组（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研究组腕关节功能优良率与年龄、性别、骨质疏松、功能锻炼、掌倾角、尺偏角、桡骨高度、骨折端稳定性、受伤能量、利手情况有关（P<0.05）,而与体质量指数、就诊时间、基础疾病、骨折类型、固定时间无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为女、骨质疏松、无功能锻炼、掌倾角偏小、桡骨高度偏短、骨折端不稳定、受伤能量为高能量、利手是影响腕关节功能优良率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中医正骨手法可有效改善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患者腕关节功能,减少骨折愈合及疼痛缓解时间。此外,患者腕关节功能的优良率还受到性别、骨质疏松、功能锻炼、掌倾角、桡骨高度、骨折端稳定性、受伤能量、利手情况的影响,值得引起临床重视。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血栓栓塞的临床研究

摘要 目的：肺栓塞及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影响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预后的重要因素,但在其发生率以及治疗方面仍存在争议。本文将通过回顾性的病例研究对NS患者中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率、危险因素以及是否需要早期干预等问题进行探讨。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肾内科2014年1-12月诊断为原发性NS患者,并同时收集患者基本临床信息,血栓检查结果以及NS相关血液及尿液检查结果等在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血栓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并进一步讨论NS患者的预防性抗凝措施。结果：NS患者下肢静脉血栓或肺栓塞的发生率均为15.4%,两种血栓同时发生的概率为9.6%。NS患者血栓事件的发生率与D-二聚体、血浆白蛋白、病程、病理类型呈明显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NS患者血栓栓塞的发生率与D-二聚体、血浆白蛋白、病程、病理类型呈显著相关,膜性肾病患者血栓栓塞发生率最高。如NS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建议定期筛查,综合评估后预防性抗凝。     

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本院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收治的198例重症肺炎患者,根据患者在ICU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分为存活组（121例）和死亡组（77例）。对重症肺炎患者多药耐药菌感染情况,多药耐药G⁺耐药情况,多药耐药G^-耐药情况进行分析,对影响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198例重症肺炎患者中,多药耐药菌感染患者60例,占比30.30 %,共分离出病原菌290株,其中多药耐药菌65株,占比22.41 %,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有鲍曼不动杆菌（23.08 %）、铜绿假单胞菌（20.00 %）、金黄色葡萄球菌（20.00 %）、肠炎克雷伯菌（10.77 %）;重症肺炎患者多药耐药G⁺对青霉素、克林霉素、红霉素等具有较高的耐药性,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替加环素较为敏感;重症肺炎患者多重耐药G^-对多种抗菌药物均表现出耐药性,其中对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等具有较高的耐药性;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死亡组患者中男性、年龄≥70岁、APACHEⅡ评分≥26分、有创通气的患者占比显著高于存活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的患者占比显著低于存活组（均P<0.05）,两组患者肺部基础疾病、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联合使用其他抗生素的占比,以及两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比较无差异（均P>0.05）;纳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男性、年龄≥70岁、APACHEⅡ评分≥26分、有创通气为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OR=1.568、1.203、2.812、1.674,均P<0.05）,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是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OR=0.542,P<0.05）。结论：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的主要菌株为鲍曼不动杆菌,且男性、年龄≥70岁、APACHEⅡ评分≥26分、有创通气为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是多药耐药菌感染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     

探究壮方柔肝化纤颗粒对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病理影响机制

摘要 目的：探究壮方柔肝化纤颗粒对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病理影响机制。方法：选取80只雄性Wistar大鼠随机将其平均分成正常对照组、病理模型组、柔肝化纤颗粒低、中、高剂量组,每组各16只。四氯化碳复合因素造模,观察记录大鼠肝脏形态,采用HE染色、Masson染色观察大鼠肝组织和胶原纤维变化,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指标数值,分析大鼠肝组织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羟脯氨酸（HYP）、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与丙二醛（MDA）的含量。结果：柔肝化纤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大鼠肝细胞变性、坏死及纤维化组织增生程度均较病理模型组明显减轻。柔肝化纤颗粒低、中、高剂量组血清ALT、AST指标数值与肝组织中HYP、MDA指标水平较病理模型组呈现剂量依赖性降低（P＜0.001）,而柔肝化纤颗粒高剂量组GSH-Px、SOD的指标含量显著高于病理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柔肝化纤颗粒可有效改善肝纤维化大鼠的肝细胞损害情况,减轻其肝组织炎症程度,对肝纤维化大鼠有一定的保肝护肝与抗肝纤维化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提高GSH-Px与SOD的水平、降低HYP与MDA的含量、降低氧化应激水平、调节脂质代谢、减少机体胶原蛋白合成等相关。     

CD64指数、血清sTREM-1、IFN-γ水平与肺结核患者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的关系及对MDR-PTB患者治疗后痰菌阴转的影响

摘要 目的：探讨CD64指数、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干扰素-γ（INF-γ）水平与肺结核患者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的关系及耐多药肺结核（MDR-PTB）患者治疗后痰菌阴转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我院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408例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验室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将其分为耐多药组113例、多耐药组60例、耐单药组110例、非耐药组125例,检测四组研究对象的CD64指数、血清sTREM-1、INF-γ水平;根据耐多药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痰菌是否阴转分为阴转组和非阴转组,并观察MDR-PTB患者治疗前后的CD64指数、血清sTREM-1、INF-γ水平的变化,并分析影响MDR-PTB患者治疗后痰菌阴转的影响因素。结果：耐多药组、多耐药组患者的CD64指数、血清sTREM-1水平显著高于耐单药组、非耐药组（P<0.05）;耐多药组、多耐药组患者的血清INF-γ水平低于耐单药组、非耐药组（P<0.05）。治疗6个月后,MDR-PTB阴转组患者的CD64指数、血清sTREM-1水平显著低于非阴转组,血清INF-γ水平显著高于非阴转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灶范围≥3个肺野、肺结核空洞、耐药种数≥3种、CD64指数（较高）、sTREM-1（较高）是MDR-PTB患者痰菌阴转的危险因素（P<0.05）,血清INF-γ（较高）是MDR-PTB患者痰菌阴转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CD64指数、血清sTREM-1、INF-γ与肺结核患者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关系,治疗后CD64指数、血清sTREM-1升高是MDR-PTB患者痰菌阴转的危险因素,而INF-γ升高是MDR-PTB患者痰菌阴转的保护因素。     

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术后恢复、细胞免疫功能和生命质量的影响

摘要 目的：分析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因素,并探讨术前焦虑对患者术后恢复、细胞免疫功能和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2020年3月~2021年12月期间收治的拟行乳腺癌根治术的1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前1 d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所有患者的焦虑状况,根据是否存在焦虑分为焦虑组和无焦虑组,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比焦虑组和无焦虑组的术后恢复、细胞免疫功能和生命质量情况。结果：120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中,有31例患者无术前焦虑,89例患者存在焦虑症状,根据是否存在术前焦虑分为焦虑组（n=89）和无焦虑组（n=31）。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付费方式、婚姻状况、家庭支持、既往有无全麻史、术前住院时长、定期体检有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6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婚姻状况为未婚、无家庭支持、既往无全麻史、术前住院时长>1 d是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的危险因素（P<0.05）。焦虑组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长于无焦虑组（P<0.05）。两组术后1个月CD3⁺、CD4⁺、CD4⁺/CD8⁺水平升高,且无焦虑组高于焦虑组（P<0.05）,两组术后1个月CD8⁺水平下降,且无焦虑组低于焦虑组（P<0.05）。两组术后1个月生理状况、情感状况、社会/家庭状况、功能状况、附加关注评分和总分下降,且无焦虑组低于焦虑组（P<0.05）。结论：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焦虑发生率较高,其发生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家庭支持、既往有无全麻史、术前住院时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导致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延长,细胞免疫功能和生命质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