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越冬水鸟的栖息地利用及影响因子

阐明水鸟栖息地利用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水鸟保护对策。本研究在2012~2013年冬季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内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以及6种环境因子(植被面积比例、裸地面积比例、水深、地形变异、栖息地结构多样性和干扰)进行调查,以了解水鸟对人工湿地的栖息地利用及其影响因子。野外调查共记录到水鸟24种9 018只,其中优势种为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和绿头鸭(A.platyrhynchos);栖息地优化区内水鸟休息的个体数量占总数量的79.2%,这表明优化区是大多数水鸟的休息地,而小(Tachybaptus ruficollis)、白骨顶(Fulica atra)、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和黑脸琵鹭(P.minor)的觅食个体数量超过60%,说明优化区也为这些鸟类提供了觅食地。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裸地面积比例是影响越冬水鸟种类分布的最主要因子;尽管游禽在地形变异较大、植被面积比例较低的区域数量较多,但在休息时游禽更偏好于裸地面积比例较高的区域,而涉禽休息时偏好于地形变异较大的区域。为增加栖息地优化区内的水鸟多样性,建议在优化区内种植水鸟可食的沉水植物以增加水鸟的食物资源,同时增加裸地面积比例和地形变异程度,更好地为水鸟提供栖息地。     

候鸟迁徙过程中"雄性早现"的六种假说及未来研究热点

"雄性早现"(protandry)是指雄性相对于雌性更早进入繁殖状态或更早到达繁殖地的现象.该文针对候鸟的雄性比雌性在春季时更早到达繁殖地这一现象,介绍了雄性早现的6种假说,即等级优势(rank advantage)假说、敏感性(susceptibility)假说、限制性(constraint)假说、交配机会(mate opportunity)假说、等待代价(waiting cost)假说和配偶选择(mate choice)假说,并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证据阐述了上述假说对解释候鸟雄性早现的适用性.此外,对鸟类雄性早现未来研究中可能的热点问题做了展望.     

有机氯农药在大滨鹬和红腹滨鹬体内的富集程度

为探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鸻鹬类体内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及来源,本研究以该迁徙路线上的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和红腹滨鹬(C.canutus)为研究对象,用索氏提取法对这两种鸟的胸肌和皮下脂肪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萃取,并用气相色谱法对19种有机氯农药进行检测。结果表明,HCHs、DDTs、硫丹Ⅱ等14种有机氯农药在大滨鹬和红腹滨鹬的组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所有样品中的含量最高值达1 573.5 ng/g脂重;在检出的14种有机氯农药中,α-HCH、β-HCH、γ-HCH、p,p′-DDE、硫丹Ⅱ、硫丹硫酸酯和/或p,p′-DDT的检出率达100%;在大滨鹬的肌肉组织、红腹滨鹬的肌肉和脂肪组织中,p,p′-DDE的残留量最高;而在大滨鹬的脂肪组织中硫丹硫酸酯和/或p,p′-DDT的含量最高;目标物中的艾氏剂、异狄氏剂、七氯、反式氯丹等未达检出限或含量较低。我们对比了不同物种及不同组织样本中有机氯农药的富集程度,红腹滨鹬的肌肉组织中HCHs的沉积量显著高于大滨鹬,而大滨鹬的脂肪组织中硫丹硫酸酯和/或p,p′-DDT的含量显著高于红腹滨鹬。此外,分别对比两个物种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中有机氯农药沉积量,部分有机氯农药在脂肪组织中的沉积量显著高于肌肉组织,说明相比于肌肉组织,有机氯农药可能更易于在脂肪组织中累积。     

中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 多样性和生态学特性

构建包含基本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的外来物种数据库不仅对理解生物入侵分布格局至关重要, 同时也是制定外来种管理策略和解释生物入侵过程的重要一步。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数据库, 共收集到中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800种, 分属37目72科; 其中约有60%集中在菊科、豆科、仙人掌科、禾本科、十字花科等10个优势科。中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主要来源于美洲(407种, 占总数的47%), 主要分布在南亚热带—热带区(46%, 密度为4种/10⁴km²), 其次为温带湿润区(26%, 密度约2种/10⁴km²)和亚热带区(23%, 密度约2种/10⁴km²), 旱—寒区(5%, 密度小于1种/10⁴km²)分布较少。从生活型上看, 以多年生 (293种, 40%)和一年生 (272种, 37%)为主; 而从生境类型来看, 约有一半(46%)分布于“高养分高干扰”类型的生境。约有80%的物种属有意引入, 因此有意引入是陆生外来草本植物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近2个世纪来, 外来陆生草本植物进入中国的速度快速增加, 约90%的物种在这个时期进入; 而近半个世纪以来, 外来陆生草本植物进入中国的速度快速增长, 约60%的物种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本文所提供的中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可以为管理层制定外来种相关管理和控制策略提供参考信息。     

不同土壤水分和养分条件下喜旱莲子草与同属种生长状况的比较研究

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入侵已在中国造成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为揭示喜旱莲子草成功入侵的生态机制并预测其种群扩张趋势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作者比较了喜旱莲子草与其同属的外来弱入侵种刺花莲子草(A. pungens)以及土著种莲子草(A. sessilis)在不同土壤水分、养分条件下的生长状况。结果显示: 在高水高肥条件下, 喜旱莲子草的生物量要高于刺花莲子草和莲子草, 而在低水低肥条件下却不如这两个同属种; 弱入侵种刺花莲子草在低水条件下的生物量要高于强入侵种喜旱莲子草和土著种莲子草, 说明植物的入侵性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另外, 强入侵种喜旱莲子草形态学性状的可塑性较高, 在各种条件下都具有较高的比叶面积, 暗示这两个指标可作为莲子草属外来植物入侵性的预测指标。     

悬铃木方翅网蝽: 一种正在迅速扩张的城市外来入侵害虫

悬铃木方翅网蝽(Corythucha ciliata)是新近入侵我国城市生态系统的外来害虫, 严重危害城市行道树悬铃木(Platanus spp.), 自2002年该虫在湖南长沙首度报道以来, 已在我国11个省(直辖市)的25个城市发生, 尤其在长江流域呈现爆发态势。本文系统介绍了悬铃木方翅网蝽的生活史、生活习性、繁殖潜力等生物学特性, 以及扩散速度与方式、影响发生的主要环境因素、种群的耐寒耐热能力等生态学特性。最后, 在分析该虫的寄主及危害特点的基础上, 对其控制与管理对策进行了综述, 以为其管理提供参考。     

生物入侵: 中国学者面临的转化生态学机遇与挑战

今天,乘坐飞机长途旅行已是一件太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到达世界的任何大城市.在我们的孩提时代,世界大城市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而今只不过是邻近的"小村落"而已,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近代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空间上的相对变小不仅给我们人类的各种交往和商业活动带来了便捷,而且也有助于生物物种越过自然的物理屏障,进行快速和低风险的长距离扩散,从而重塑物种的分布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就像地质事件一样,对物种的分布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就全球范围来看,由人类有意或无意"嫁到"新的地理分布区的物种总数可能已达到50万种之多(Pimentel et a1..2001).     

冬季水鸟对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的利用

自然湿地的丧失和退化给依赖湿地生存的水鸟带来了严重威胁,人工湿地作为水鸟栖息地的功能日益受到关注.水产养殖塘是人工湿地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研究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冬季水鸟群落组成及其栖息地特征,发现大面积养殖塘比小面积养殖塘吸引更多种类和更高密度的水鸟.养殖塘在放水前水位较高时吸引更多游禽栖息,而在放水后水位较低时吸引更多涉禽;在放水过程中,养殖塘中水鸟的种类最多,密度最大.另外,在放水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因子对水鸟群落的影响不同:放水之前,养殖塘水面面积和平均水深是水鸟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游禽种类和数量受水面面积影响较大,涉禽种类和数量受平均水深影响较大;放水过程中,裸地面积、芦苇面积、干扰程度、平均水深和水深变异对水鸟、游禽和涉禽的种类和数量起主要作用;放水之后,水深变异对水鸟种类和数量的影响较大,而影响游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面面积,影响涉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深变异.研究表明,通过对影响水鸟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的有效管理,养殖塘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为水鸟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生物入侵对鸟类的生态影响

生物入侵是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 入侵种在改变入侵地环境的同时也使当地的生物受到极大影响。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处于较高的营养级, 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对鸟类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回顾了哺乳动物、鸟类、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等不同生物类群的入侵对本地鸟类生态影响方面的研究进展。外来生物对鸟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外来哺乳动物对成鸟、幼鸟或鸟卵的捕食作用; (2)外来鸟类与本地鸟类竞争栖息地和食物资源, 与当地的近缘种杂交而造成基因流失; (3)外来无脊椎动物改变本地鸟类的栖息环境和食物状况, 甚至直接捕食本地鸟类; (4)外来植物入侵改变入侵地的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 造成本地鸟类的栖息地丧失或破碎化, 并通过改变入侵地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结构而对高营养级的鸟类产生影响。最后, 作者还提出了该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和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大数据时代下的生态系统观测发展趋势与挑战

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 生态学研究尺度不断扩大。生态系统观测从小规模合作、短时间个人观测向大规模、长时间、跨学科、多因子联合观测转变。传感器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生态观测在时空尺度的扩展与精确度上的提升, 致使生态学观测数据的容量、产生速度与数据种类飞速增长。对生态系统数据获取、存储与管理的传统方法无疑不再能满足现代生态学研究的要求。因此, 我们建议以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存储、管理与处理技术为基础, 整合生态物联观测网络(Internet of Ecology)、公民科学观测网络以及基于标准化数据管理的研究者网络互联, 建立整合生态系统观测平台来应对这一困境。为生态学研究者打造一站式生态观测服务, 是大数据时代下生态系统观测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