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力

生态安全是平衡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评价生态安全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本土化参数的生态足迹模型对1990-2018年内蒙古地区各盟市生态足迹、生态盈亏及生态压力指数进行测算，采用熵权法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计算生态安全指数，评价区域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结合空间分析揭示其时空演化规律，并解析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蒙古总体上呈"供不应求"的生态赤字状态，但生态承载增速大于生态足迹增速，2018年较1990年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提高了0.9-5.8倍和1.5-10.8倍，生态安全指数由大于5.0的不安全状态转变为小于4.0的安全状态，生态系统总体呈向好趋势发展。2）研究期间内蒙古地区生态足迹呈"东高西低"分布，生态承载力呈"中间高，两翼低"分布，生态安全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3）经济水平、消费支出、产业结构是内蒙古地区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是导致其空间差异的主导因子。     

山西省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运用综合权重法对山西省2000-2018年的生态安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生态安全水平的区域差异与来源，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发现：2000-2018年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总体生态安全水平较低，不同行政单元尺度下增幅表现为省域 > 市域 > 县域。县域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带状"分布，呈现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递减的非均衡化空间格局，空间上集聚程度在增强。县域生态安全水平空间上存在非均衡性特征，非均衡性程度不断下降，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子群间差异，并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规模、人口密度、城镇化率、NDVI、高程是影响县域生态安全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生态安全水平空间特征存在尺度效应，研究尺度越大，尺度效应的作用越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与可持续性的平衡。县域生态安全水平演化存在路径依赖现象，需创新发展模式摆脱路径依赖，实现路径突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维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状态与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是促进区域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海峡西岸经济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基于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功能、人类健康等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标准,综合考虑人为压力、响应措施等因素,构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海西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自然特性与人工特性,采用均方差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海西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结果表明： 2008年,海西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越,人为压力较轻,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但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受固定资产投资、教育经费支出等响应指标的制约,部分地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劣于其健康状态.与1992年相比,2000和2008年海西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相对较优,驱动要素以经济活力、组织结构、人类健康、人口压力和投资调整等为主;但受建设用地扩张及其引起的自然景观减少、人类干扰增强等制约,2008年海西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劣于2000年.     

基于DPSIR的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时空变化

根据DPSIR模型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和景观格局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权重物元分析模型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对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2000年土地生态不安全和较不安全等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较安全等级地区集中在东北部,2016年向西和向南上升至较安全等级,中北部地区为临界安全等级,空间差异缩小;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总体呈现较不安全到较安全发展趋势,但等级状态不稳定;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响应系统生态安全等级均有提升,影响系统为临界安全等级且小幅下降,说明承载干扰的能力仍较弱;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因经济密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农业机械化程度和污水处理率因素水平的提升保障其稳步发展,主要受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农业面源污染、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和科技投资比例因素制约。地形和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因素是形成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     

江苏沿海地区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异特征及优化

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空间格局与优化研究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保护修复统筹发展的需要。本研究以江苏沿海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建立生态承载压力-状态-潜力(PSP)概念模型,用15项指标表征3个层面状态的交互关系,在GIS等空间技术支持下,通过分项和多项综合评价,分析研究区域生态承载力的量级、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 江苏沿海区域分要素生态承载力适宜性的空间格局呈多种变化趋势,同一指标在不同市县的量级、面积、占比、布局等存在显著差异;从压力与状态叠加指数空间分异性可见,低压力适宜承载、低压力一般适宜承载、低压力不适宜承载、高压力适宜承载、高压力一般适宜承载、高压力不适宜承载的区域面积分别为3971.42、6885.21、3705.23、4597.03、6853.26、6403.97 km²,分别占总面积的12.3%、21.2%、11.4%、14.2%、21.1%、19.8%;状态与潜力叠加指数空间分异性结果显示,低潜力适宜承载、低潜力一般适宜承载、低潜力不适宜承载、高潜力适宜承载、高潜力一般适宜承载、高潜力不适宜承载的区域面积分别为3030.79、6545.30、5874.31、3253.31、7614.38、6097.83 km²,面积占比分别为9.4%、20.2%、18.1%、10.0%、23.5%、18.8%。在空间格局上大多呈现低压力承载区对应高潜力承载区、高压力承载区对应低潜力承载区的分布特征,压力与状态和状态与潜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同提升的交互作用。     

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承载力评价

为了定量分析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承载力在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前后的变化情况,选择珍珠湾、铁山港、钦州湾和廉州湾作为研究区域,利用 RS、GIS技术,通过获取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遥感影像中的相关信息,结合状态空间模型以及红树林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红树林生态承载力并分析其动态变化。同时分析了资源供给能力、生态系统弹性力、环境纳污能力以及人类活动潜力对红树林生态承载力影响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承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弹性力和人类活动潜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纳污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主要对红树林的环境纳污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而对红树林生态承载力影响不大。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人类活动潜力是影响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生态承载力研究进展

基于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发展,介绍了常用的生态承载力研究方法,包括生态足迹法、人类净初级生产力占用法、状态空间法、综合评价法、系统模型法和生态系统服务消耗评价法,并客观评述了这些方法的优缺点,指出了目前生态承载力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未来生态承载力研究需要完善理论体系,深入研究承载力过程机理与承载机制,将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因素纳入评估体系,构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生态承载力时空动态评估。最终将生态承载力作为解决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问题的抓手,建立区域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机制,并落实到主体功能规划和生态安全建设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黄河流域青海片生态承载力动态评价

采用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青海片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生态承载力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0.5096降至1999年的0.4700和2015年的0.4263;黄河流域青海片生态系统健康等级较低,多处于亚健康状态或不健康状态;空间上,以湟水流域和黄河干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等级最低;各项分指数中,以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相应的生态系统健康等级最高,多处于健康状态;人类潜力和生态弹性力是制约黄河流域青海片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中国县域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基于5省15个试点县的经验数据

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安全的主要约束。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安全程度将影响地球的生态平衡,并决定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资源的永续利用。基于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交互的内在机理,从森林生态的自身状态(生态状态指数ECI)与人类活动产生的压力(生态压力指数EPI)两个视角全面考量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森林生态安全状态—压力框架模型,最终设计了森林生态安全指数(ESI)的方法体系。为验证森林生态安全指数理论,本研究选取了5省15个县为森林生态安全评价试点县域,对其1999—2013年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以期为县域森林生态安全评价以及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对比研究提供帮助。     

上海市崇明岛区生态承载力的空间分异

以生态岛建设为政策前提,建立了崇明岛区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总目标、3个分目标和41个具体指标.根据崇明岛区1998-2004年统计年鉴与2005-2006年实际调查数据,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AHP)法确定权重,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评价历年生态承载力,利用GIS空间插值对数据进行了空间量化与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崇明岛区生态承载力总体处于可载水平,从3个分目标层看,环境纳污能力与资源供给能力较好,但人类支持能力较差;崇明岛区各功能区生态承载状况有明显差异,可根据各分区实际承载情况,发展不同特色产业.     

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的SBM-DEA模型及实证分析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地的生态效率研究是其制定与实施包容性、持续性发展政策与措施的基础。采用基于时间序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利用1981—2014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测度旅游地复合系统的生态效率,分析其演化特征和阶段,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34年来,黄山风景区旅游生态效率(综合效率)不断提升,且具较大发展潜力,在分解效率中,技术效率较高,规模效率次之,规模效率是决定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2)旅游生态效率的演化经历了初期低效、快速成长、成熟高效、下行风险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的特征不同,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3)旅游生态效率完成了由规模报酬递增向递减的过渡,资源要素的投入冗余已成为现阶段阻碍生态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4)旅游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废弃物末端治理为表征的环保规制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文章最后提出,在山岳型风景区发展初期,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投入规模,进入成熟阶段后,则转向逐渐控制投入规模,改善技术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摒弃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精细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旅游用地生态效应及调控研究框架设计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和污染。旅游行业急需建立旅游用地生态效应评估和监管制度。目前,对旅游用地引起的生态效应的研究还处于定性描述探索阶段,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也相当不成熟。旅游学科急需构建理论研究框架体系,对旅游用地生态效应及调控机制研究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针对理论与实践的需要,设计旅游用地生态效应及调控机制系统研究框架(基础研究层面、技术层面、政策建议)和研究内容计划(旅游用地分类体系研究、旅游用地生态效应机制研究、生态效应调控机制研究、旅游用地生态效应调控政策建议、成果展示与推广),期望能对我国旅游产业用地生态效应研究起到抛砖引玉和理论启迪的作用。     

生态敏感区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及生态制图方法

生态适宜性分析尽管在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涉及重要生态敏感区诸如旅游开发的空间布局和选址,以及规划和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上,由于缺少系统的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却没有得到较好的推广。因此,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山岳型生态敏感区旅游开发空间适宜性评价及生态制图的方法体系,并以内蒙古五当召风景旅游区为例,通过对地形地势、坡度坡向、土壤环境、植被覆盖、水文水系、地质岩性等因子及其反映出的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生物多样性和防洪排涝4种典型生态敏感要素的分析,开展了该方法的案例研究。最后,在以上单因子和综合因子的生态敏感性分析及空间适宜性制图基础上,通过与案例研究区各项旅游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进行叠合,针对性地提出了项目规划布局的调整建议和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此外,该方法由于系统综合的考虑了影响山岳型生态敏感区开发建设活动中的各种生态敏感因子,并通过生态制图的方式在空间上得以显示,将有助于涉及生态敏感区项目的决策和管理部门更加有效地开展生态风险的防治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同时也为涉及该类型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     

北京百花山旅游活动与植被环境的关系

通过实地取样并选取植被景观特征指标,分析百花山旅游植被景观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自然因子对植被景观特征的影响较小,但各植被景观特征值大都与其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人文因子中,游径宽度和伴人种比值与生态效应值形成显著负相关,说明植被景观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由此可见,山岳型景区开展生态旅游时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规划和管理,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植被景观的影响。     

旅游生态系统能值研究进展

能值分析是以能值为基准,通过能值转换率,有效测度与评价生态系统及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的物质流、能量流、货币流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旅游生态系统是特殊类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旅游"复合系统,利用能值方法进行旅游能值研究可以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建议。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重要文献的梳理,从旅游能值研究尺度与类型角度,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并通过与农业、工业系统的能值研究对比分析,目前研究在理论推进、要素选择、指标构建、方法集成等4个方面,旅游生态系统能值研究存在特殊性,并从理论、方法、内容等3个角度,提出了今后旅游能值研究的方向,以期推动旅游系统能值研究的深入。     

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环境教育是当前生态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论题。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4个结构变量,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盐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3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存在差异。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Effects of road age and distance on plant biodiversity: a case study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of China

A majority of ecological studies of roads have usually focused on their deleterious effect, and these preconceptions have hampered a full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roads.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road disturbance on plant communities by investigating roadside vegetation in the protogenic road eco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YRD), China. Specifically,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distance from the road verge and road age on the pattern of plant species richness,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at 17 sit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roads retained higher species richness adjacent to the road verge than far away from the road verge (>200 m). Additionally,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roadside pla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the distance from the road verge increased. Plant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creased with road age in majority of prescribed distances, while species richness at the road ver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road age and peaked at a road age of 20 years, after which species richness plateaued. A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illuminated that the roadside vegetation primarily consists of non-halophytic native species. The percentage of halophytes increased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road verge and decreased with road age. Additionally,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f alien and native species in response to road disturbance were observed. Furthermor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roadside environments provide survival habitats for some threatened species, such as wild soybean. In the present study,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roads on the plant community were observed from road construction to the long-term operational phases.     

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改进

改进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提出了可转移生态足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和根生态赤字/盈余的概念。改进模型减小了由于贸易因素而导致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的偏差。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了旅游区域承受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压力的真实情况,而可转移生态足迹对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不大。旅游目的地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由居民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与旅游者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组成。通过研究根生态赤字/盈余来判断旅游发展的规模是否处于合理状态。以张家界市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市2006年居民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为190.05万hm^2,旅游者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为22.10万hm^2,生态赤字为94.45万hm^2,根生态盈余为7.62万hm^2,反映出2006年张家界旅游发展规模合理。     

旅游业对目的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神农架为例

旅游业在给目的地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既有研究多关注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而较少关注旅游业对目的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的影响。为此,研究以“旅游社会-生态系统”为基础,构建了旅游业对目的地ESV的影响框架。以神农架为例,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以及修正ESV价值当量,计算其2005—2018年ESV以及时空变化特点。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与增强回归树(Boosting regression tree, BRT)模型对距居民点距离、距景区距离、距酒店距离以及距道路距离等旅游因素对ESV的影响以及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神农架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显著,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总体减少,水域及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增加。(2)神农架ESV呈逐年递增趋势,由2005年的33.58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89.10亿元。11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占价值比例稳定,以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土壤保持及生物多样性为主。ESV在空间上呈现...     

庐山风景区碳源、碳汇的测度及均衡

旅游目的地系统碳源、碳汇的计算与分析,不仅是旅游业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也是旅游与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科学命题.以庐山风景区为例,计算并分析了2010年的碳源及碳汇.结果表明:(1)2010年庐山风景区包括本地居民和旅游者的总碳排放为108 697 t.其中,本地居民占碳排放总量的19.52％,旅游者占碳排放总量的80.48％.在旅游者碳排放中,旅游交通碳排放占50.24％,旅游住宿碳排放占38.04％,旅游食物消费碳排放占10.65％,旅游活动碳排放仅占1.07％;(2)2010年庐山风景区内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为9447 t;(3)从碳源、碳汇均衡角度看,庐山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量吸收了区内碳排放的23.47％.但由于旅游者的区际流动和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性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仅占区内和区外碳排放总量的8.69％,旅游业使庐山成为一个显著的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