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IPBES全球评估报告简述

2019年4月29日至5月4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第七届全体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通过了IPBES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自然衰退"史无前例"和物种灭绝率"加速"的局面,保护和恢复自然需要"变革性改变"。会议于2019年5月6日发布决策者摘要,核心内容包括：（1）自然及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的评估;（2）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力分析;（3）全球目标和政策方案;（4）政策工具、选项和最佳实践等内容。IPBES全球评估报告为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带来如下启示：（1）系统评估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现状;（2）探讨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方案;（3）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与公众宣传。     

IPBES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及政策经验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的生计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下降使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大幅降低。多尺度评估能够说明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有利于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符合国情的决策建议。2013年12月,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通过第一轮工作方案, 决定开展“区域/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简称“区域评估”), 即评估亚洲-太平洋(简称亚太)、美洲、非洲以及欧洲-中亚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已在IPBES第六次全体会议上(2018年3月, 哥伦比亚麦德林)审议通过。本文概述了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进展、面临的主要危机和机遇, 探讨了评估对其他国际进程的影响, 综合分析了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以及各区域评估结果的差别, 总结了评估的政策经验, 以期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IPBES框架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和模型方法评估及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关注度的提升,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和模型方法逐渐成为国际进程和条约关注的焦点问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和模型方法评估”列入2014-2018年工作方案, 作为IPBES首批评估活动之一, 其评估报告及决策者摘要已在IPBES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本文概述了该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探讨了报告与其他国际进程的关系及其可能对中国的影响。该报告梳理了国际上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情景和模型方法, 综合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提出了使用过程中应对数据和知识空缺的方法, 为制定、使用及优化情景和模型提供了指导。IPBES的一系列评估报告将引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 为各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进行对话、权衡与博弈, 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提供一个高效的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生物多样性大国, 积极参与、发声必然是应对IPBES未来发展的最优方式。     

IPBES评估报告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以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为例

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首个政府间、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科学政策平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获得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为科学评估-政府关注-出台限制性政策措施的过程和模式。基于IPBES 2016年发布《传粉者、传粉与粮食生产评估报告》(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Pollinators, Pollin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的事实, 推测IPBES交付品可能促进对新烟碱类农药产业和蜂产品尤其是野生蜂产品交易限制性政策的产生。并进一步分析了IPBES交付品可能在全球以及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领域带来的影响, 比如可能通过促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学评估, 进一步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本文旨在为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适应性政策提供科学支持。     

IPBES: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将成为政策决策的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的趋势,推动政策和科学之间的互动。2012年成立至今构建了概念模型,确定了2014—2018年的工作方案。分析IPBES工作方案的4个目的和相应交付成果可以看出,通过推出不同专题评估报告,将为全球提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问题,给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谈判和履约提出新挑战。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评估报告的推出,可能通过持续积累效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使生物多样性问题迅速政治化,形成科学驱动政策决策的趋势。应对IPBES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我国需要制定深入和持续参与其国际过程的策略,需要通过培养和推荐专业水平高且政治敏感的专家,参与IPBES评估报告的具体工作,从科学层面影响评估结果,把握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政策决策动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IPBES的建立、前景及应对策略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是一个类似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独立的政府间机构,其目标是建立科学界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平台,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持召开了三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各国同意建立IPBES,并形成了一份《釜山成果》文件,确定其基本职能主要是开展评估,还确定IPBES的决策机构是全体会议,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开放,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作为观察员.IPBES的建立将会在国际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其未来走向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是如何保持科学独立性的问题,二是评估尺度可能会影响其成功,三是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为使我国能在IPBES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今后应加强对IPBES运作模式的研究,加强评估工具和方法的开发以及加强生物多样性的监测.     

IPBES土地退化和恢复专题评估报告及其潜在影响

随着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福祉关注度的提升, 土地退化作为全球面临的重要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公约和进程关注的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将“土地退化和恢复”列入2014-2018年工作方案, 开展评估。2018年3月, 该评估报告在IPBES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本文概述了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探讨了对其他国际进程的可能影响。评估报告在IPBES概念框架的基础上, 厘清了土地退化的概念与内涵, 全面梳理了土地退化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 阐明了土地退化的现状和进程, 分析了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与土地退化的作用, 揭示了土地退化与人类福祉的关系, 提出了土地退化和恢复的对策建议。该项评估将为各国决策者制定政策工具提供最有效的技术支撑, 为相关国际进程谈判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 应重视IPBES的评估机制并积极参与, 加强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科学成果转化, 适时针对国内关键问题启动相关评估,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实现、发展趋势和启示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标是加强科学政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展示IPBES目标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基础上, IPBES融合多种知识体系, 不断完善、创新, 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对人类的贡献” (NCP)为核心的概念框架。本文首先梳理了NCP的发展历程, 论述了NCP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指出两者均关注人类福祉, 但与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的是, NCP涵盖了自然对人类生活的消极影响, 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传统知识和土著居民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重要性。其次, 本文阐述了人与自然共同实现NCP进而影响人类良好生活质量的机制, 并分析了NCP大幅下降的全球趋势, 提出世界各国应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 致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最后, 本文讨论了NCP在IPBES评估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磋商谈判中的应用前景, 为今后NCP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支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4–2018年工作方案解析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是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下成立的第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科学界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平台,目的在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IPBES第二届全体会议(2013年12月,土耳其安塔利亚)上通过的2014–2018年工作方案,是IPBES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工作计划。本文介绍了该工作方案框架和4个主要目标,包括开展全球范围的多尺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开展一系列专题和方法评估,开展能力建设,以及评估成果的发布。并根据第三届全体会议(2015年1月,德国波恩)上细化的工作方案内容,详细介绍了各项目标的组成、交付成果及时间安排。IPBES通过2014年的实践,开展了传粉和粮食生产和政策情景模拟工具等专题的评估,确定了区域尺度综合评估和土地退化和恢复等专题的评估范围。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首个政府间、跨学科、跨领域、涉及多公约的平台,IPBES将成为各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对话和博弈,以及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平台,有利于我国相关知识和信息系统的规范与整合。为此,作者建议我国广泛参与IPBES工作,加强国内评估能力建设,包括加强国际沟通和国内协作,促进基础学科建设,鼓励专家和公众参与等。     

IPBES评估报告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以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为例

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首个政府间、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科学政策平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获得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为科学评估–政府关注–出台限制性政策措施的过程和模式。基于IPBES 2016年发布《传粉者、传粉与粮食生产评估报告》(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Pollinators,Pollin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的事实,推测IPBES交付品可能促进对新烟碱类农药产业和蜂产品尤其是野生蜂产品交易限制性政策的产生。并进一步分析了IPBES交付品可能在全球以及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领域带来的影响,比如可能通过促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学评估,进一步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本文旨在为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适应性政策提供科学支持。     

IPBES工作效率和科学职能的有效性分析

IPBES第一轮工作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奠定了其作为第一个生物多样性领域政府间机制的重要地位。IPBES自成立以来相继发布了系列评估报告和决策者摘要, 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因此, 其公平性、公正性、科学性和透明性始终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直接决定着IPBES评估报告的可信度和未来的发展。为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提高其成果的科学性, IPBES通过定期开展内部和外部审查, 发现问题, 优化机构设置, 从而指导未来工作计划。本文以IPBES定期开展的审查以及现有工作机制为基础, 针对IPBES的工作效率和科学职能进行分析, 从根本上认识其地位和性质, 分析其机构设置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以及工作职能的发挥潜力,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并根据我国情况, 提出相关工作建议。总体来讲, IPBES在完善组织机构和规则程序, 推动产生新知识、财务资源有效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在透明度、科学与政策衔接、学科和地域平衡, 以及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在发挥成员国积极性和能力方面存在欠缺。为此, 建议IPBES未来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其特殊的政府间地位和作用, 促进科学职能的发挥, 特别是加强科学和政策的互动, 推动多利益攸关方参与, 形成稳定的财务制度并提升工作机制的透明度。同时, 建议加强对IPBES评估报告在国内的解读, 加大国内宣传力度, 并加强多学科的专家遴选, 弥补研究领域的国内空缺。     

IPBES框架下的全球传粉评估及我国对策

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之一, 传粉与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传粉者的下降直接影响人类的福祉, 因此近年来受到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将“传粉者、传粉和粮食生产评估”列为2014-2018年工作方案中最优先开展的快速评估。其“决策者摘要”已在IPBES第四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本文以IPBES框架为背景, 介绍了该评估专题的由来和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IPBES评估报告强调了传粉和传粉者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价值, 分析了传粉和传粉者的现状与濒危趋势, 通过案例详细介绍了全球传粉者面临的威胁、驱动因素和缓解措施等。本文同时探讨了该评估与其他进程的关系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IPBES不仅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后续, 它同时应各国政府和7个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评估请求, 对实现《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科学和政策的桥梁, IPBES通过科学层面的评估分析, 将为决策者提供工具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这次评估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开展传粉者本底调查, 评估传粉服务的价值; (2)建立传粉监测体系; (3)深入开展致危因素分析, 制定并开展传粉者保护和恢复行动; (4)促进耕作模式优化, 加强政策支持; (5)扩大宣传, 提高公众 参与。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概念框架和运作模式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于2012年4月正式成立,其目标是建立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确保长期人类福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多学科专家小组组织制定了IPBES概念框架,并在2013年第二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本文介绍了IPBES概念框架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及IPBES科学和政策互动的运作模式,讨论了IPBES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on Biodiversity,IMo SEB)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的借鉴和发展。概念框架识别了自然与人类复杂关系中的6个基本要素:(1)自然;(2)自然对人类的福祉;(3)好的生活质量;(4)人类财产;(5)直接驱动力;(6)制度、治理和其他间接驱动力,并说明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对应关系。IPBES运作的概念模型展示了科学和政策通过IPBES实现互动的过程:科学和其他知识体系经过概念框架的过滤持续向平台流动,并通过IPBES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实现来影响政策。IPBES将成为今后各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对话、博弈、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舞台,其多学科、多尺度评估结果将在政策的支持和导向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IPBES的工作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确保我国相关科研成果的应用,同时借鉴IPBES的思路,改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一种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然而,由于人为活动的加剧,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关注物种多样性,存在着对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不足,不能及时反应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变化等缺点。近年来,生态系统层次上的多样性保护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国家和组织相继开展了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估工作。文章回顾了已有的生态系统评估方案,发现当前生态系统评估多采用IUCN物种红色名录的分级标准体系,主要评估生态系统的濒危程度,评估标准主要是分布范围和功能的变化,不同评估方案采用的指标和阈值有差异,需要建立统一的生态系统分类体系和评价方案。同时,结合国内生态系统评价的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开展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研究的若干可行建议。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土耳其召开

<正>2013年12月9–14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来自各成员国、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环境公约和非政府组织的1,0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由环境保护部、外交部等部门代表组成的政府代表团。IPBES是一个类似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政府间机构,2012年4月在巴拿马正式成立,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目前有成员国115个。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12年正式加入IPBES,成为其成员国之一。     

IPBES: 生物多样性领域的IPCC

<正>2012年4月23日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六年的艰苦磋商和谈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国际生物多样性研究科学计划与热点述评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已有研究表明,地球上的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为了遏止这种状况,目前,世界上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制定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规和战略计划,也采取了许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DIVERSITAS是国际全球环境变化(GEC)四大研究计划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领域最大的国际科学计划, DIVERSITAS于2001年开始启动了第Ⅱ阶段研究并确定了新的核心研究计划和跨学科交叉网络计划.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IUCN)在2008年发布了<塑造可持续的未来:IUCN 2009～2012年计划>,提出了5个优先主题领域.欧盟于2006年通过了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战略--<2010年及未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福祉的可持续生态服务>.此外,很多国际/国家基金组织还发起了一些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如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生命之树计划、国际生命条码计划等.本文对上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国际计划予以概要介绍和评述,并指出当前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主要热点,即:生物多样性变化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长期动态监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指标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动,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之一,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4个主要实施路径:(1)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2)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3)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4)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示范和政策应用的综合方法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TEEB在2007年被首次提出, 自2008年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栖息地服务4大类, 价值评估方法多采用市场价值法、显示性偏好法、陈述性偏好法等。本文总结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措施。目前, 有30多个国家开展了TEEB国家研究, 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并推动了TEEB的进一步应用: 在国家层面可应用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绿色经营模式等; 在国际层面可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相关国际行动提供支撑。今后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研究应重点关注: (1)在国际层面, 要加强生物多样性跨行业、跨区域合作, 加强科学研究与政策应用的衔接; (2)在我国, 首先要分层次(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分尺度(国家、省、地方)构建TEEB方法体系, 其次积极探索将TEEB理念应用于地方发展考核、干部政绩考核、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政策的途径, 促进地区间公平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均未实现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NbS的关系,阐明了NbS利用恢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提出了利用NbS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一是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知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归纳了NbS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讨论了NbS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的愿景,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