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普氏羚分布的影响

根据卫星遥感（ＴＭ）影像与野外－－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定位的实地考察资料,结合数字经物地形图、植被图与土地利用图、交通图,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生态信息系统（ＥＩＳ）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模型,采用生境评价方法ＨＥＰ新人类活动对青海湖地区普氏原羚生境适合度的因素主要为基质类型、坡度、水源远近、植被类型与人类活动。当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活动区的面积为７９５ｋｍ＾２,最佳为典型草原,其次为灌     

青海湖东-克图地区普氏原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普氏原羚(Procapraprzewalskii)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历史上曾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现仅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地区。作者通过2002–2004年不同季节的实地调查,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以可食植物丰富度、坡度、隐蔽条件和人类活动等为评价因子,采用生境评价模型,对普氏原羚的主要分布区之一青海湖东-克图地区进行了适宜性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493.76hm2和18624.06hm2,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5%和60.15%;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减少了5.81%和33.09%,而不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8.90%。由于普氏原羚的生境受到居民地、道路、围栏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生境丧失,生境隔离和破碎化日益加剧,建议重新规划保护区,将普氏原羚的适宜生境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建立生境廊道,拆除部分围栏,以提高普氏原羚的生境质量,促进其种群的发展。     

普氏原羚的活动规律与生境选择

普氏原羚生活在沙漠与干旱草原生态交错区(Ecotone)。青海湖畔沙漠中植被盖度较高, 沙地沙蒿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多, 而沙地柏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少。普氏原羚在沙地和距离沙地2～3 km以内的地域内活动, 利用起伏沙丘作为隐蔽生境。草原中的芨芨草群落、冷蒿—紫花针茅群落是普氏原羚的主要取食场所。普氏原羚具晨昏型活动规律, 在傍晚和清晨取食, 其活动避开牛羊的取食时间。普氏原羚常常聚群活动, 它们在繁殖期、育幼期和交配期形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群体的类型包括同性群、混合群和单一个体群。非繁殖季节普氏原羚雌雄分群活动。目前在人为活动影响下, 普氏原羚很难进行季节性迁移。     

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的数量化分析

1998 年8 月至1999 年8 月, 在湖东种羊场地区开展了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的研究。在湖东—克图沙丘和草原交界处沿约30 km的样线开展种群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 共发现582 只普氏原羚。在研究中选择了8 类与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相关的生态因子: 植被类型、食物丰富度、草原围栏、隐蔽条件、人为干扰、距公路距离、距沙丘距离和距农业用地距离, 研究了普氏原羚的生境选择。在研究中, 将这些生态因子分别分成3 个等级, 进行回归分析, 建立普氏原羚在不同生境中出现的概率的预测性方。通过对生态因子和普氏原羚在不同生境中出现的概率进行方差分析, 判断影响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的主要生态因子是人为干扰和围栏, 其次为食物丰富度、距沙丘距离和农业用地距离, 植被类型、隐蔽条件和与公路距离对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的影响不明显。     

普氏原羚的采食对策

从1998年8月到2000年6月,我们在青海省共和县和海晏县利用系统取样法测定了植物的地上生物量,利用粪样显微组织学分析法、目标动物记录法研究了约200只普氏原羚的食物组成和采食时间,同时研究了普氏原羚对采食生境的选择。我们发现：（1）采食是普氏原羚的主要活动之一,占其活动时间的40.0%-65.6%。普氏原羚晨昏采食时间超过总采食时间82.9%;（2）普氏原羚在人为干扰小、食物丰富度高的地方采集,人为干扰与食物丰富度对普氏原羚的采食活动影响显著（P＜0.01）;（3）普氏原羚是广食性物种,共取食16科50种植物,其食物组成季节性差异极为显著（P＜0.01）;（4）食物资源影响普氏原羚的食物组成。普氏原羚的食物中从11月份到第二年5月会出现替代性食物狼毒和马蔺,食物中狼毒和马蔺的比例随食物资源的下降而上升;在5月份,偶吃性食物沙蒿所占比例最大,为13.8%;（5）普氏原羚选择芨藤草草原以及其它食物丰富度高、隐蔽条件好和人类干扰少的生境作为采食区;几乎不在围栏内采食,但常在距离围栏1km内的生境中采食,对距离围栏1km以上的采食生境的选择为随机选择;普氏原羚不在沙丘中采食,而在沙丘边缘的生态交错带采食。基于以上结果,我们认为：人类活动和食物资源量对普氏原羚的采食对策影响显著。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生境适宜度评价

2008年在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Procapra gutturosa)生境考察基础上,以植被类型、植被盖度、坡度、距水源距离、距放牧点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为生境适宜性评价因子,利用3S技术和模糊赋值对蒙原羚生境适宜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人为干扰时,蒙原羚的最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17.7%,次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36.9%,不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45.4%;考虑人为干扰时蒙原羚的最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13.0%,次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28.3%,不适宜生境面积占总面积的58.7%;研究地区蒙原羚实际生境和潜在生境相比,不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29.2%,表明人为干扰是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适宜生境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     

基于鹤群数量和活动时间的白头鹤越冬生境分级

崇明东滩作为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是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白头鹤(Grus moracha)重要的越冬栖息地,但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加剧以及外来物种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影响,白头鹤种群的越冬适宜生境也随之变化,给白头鹤种群的保护及区域环境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本文从4种重要的生境因子(覆被类型、植被盖度、淹水深度、大堤距离)着手,研究了环境变量对鹤群行为方式的影响,并且利用鹤群数量以及鹤群活动时间作为参比标准对环境因子的适宜性进行量化。结果表明:白头鹤在崇明东滩的适宜越冬生境面积为697 hm2,次适宜生境面积为469 hm2,微适宜生境面积为282 hm2,非适生境面积352 hm2,白头鹤适宜生境和非适生境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38.7%和19.6%,其余生境超过区域总面积40%。白头鹤在崇明东滩堤外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比重较大,这为扩展鹤群的适宜生境面积提供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关于白头鹤种群保护及扩大鹤群适宜生境面积的措施及办法:在次适宜和微适宜生境区投放饵料以扩大其适宜生境面积,同时加大对本土物种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的恢复力度。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评价

生物的生境是指生物生活繁衍的场所,由生物与非生物环境构成。近几个世纪以来,物种绝灭的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物生境的人为破坏。对保持生物的生境评价,是分析这些物种种群减少,濒危原因的重要手段,还能为制定合理的保护对策提供依据。根据大熊猫生境分布特点提出了大熊猫生境结构理论模型,将影响卧龙大熊猫生境质量的因素分为物理环境因素、生物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探讨了生境评价的程序与卧龙大熊猫生境评价准则,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空间模拟方法分析了卧龙大熊猫生境质量。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适宜大熊猫生存的生境面积有57597.3hm^2,其中最适生境面积为6256.1hm^2,主要分布在海拔2300－2800m的平缓山坡与台地。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下骆驼刺潜在分布格局变化特征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物种分布的最重要因素。骆驼刺是我国荒漠区的重要建群种,建群种的丧失将对荒漠生态系统产生严重损伤。因此预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骆驼刺适宜生境的变化特点对保护我国荒漠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61个骆驼分布点数据,和21个环境因子数据,运用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骆驼刺当前在有、无人类活动干扰下的适宜生境分布,对影响其分布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评估。并预测未来（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四条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126,SSP245,SSP370,SSP585）情景下,骆驼刺潜在分布区的变化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在无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骆驼刺适生区面积达132.29万km²,覆盖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大部分面积。年均降水量、最冷季度平均温、平均气温日较差、年均温、温度季节性、降水的季节性和高程被确定为影响骆驼刺潜在分布区的最重要因素。而在加入人类活动强度因素之后,骆驼刺适生区面积显著下降至71.31万km²,且呈现出破碎化状态。此时,年降水量、人类活动强度和高程是影响骆驼刺分布的最重要原因。在未来气候情景下,骆驼刺的适生区将产生一定的扩张。尤其在中高强迫（SSP370）和高强迫（SSP585）情景下,骆驼刺的适生面积将随时间推移产生显著的增加,且这种扩张主要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发展。骆驼刺能保留大部分原有生境,仅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发生少量收缩。在气候变化条件下,骆驼刺能够在西北干旱区生存并扩张,故可将其作为防沙治沙的优良物种进行保护与开发。     

青木川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评价

在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陕西省青木川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特点进行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以及ArcMap、ArcView等地理信息系统辅助软件,从地理环境因素、生物群落因素、主食竹因素和干扰因素4方面对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质量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适宜大熊猫生存的生境面积比例为62.1%;次适宜生境面积占31.0%;不适宜生境面积占6.9%.大熊猫适宜生境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和北部海拔较高的地带,不适宜生境主要受植被类型、竹子因素、干扰因素等影响.为减少大熊猫不适宜生境,需要保护区管理者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控制人类活动,特别是海拔900～1600 m范围内的放牧、割竹和砍柴活动.     

道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藏野驴和藏原羚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为探究道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藏野驴(Equus 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的影响,于2020年冷季采用截线取样法在黄河源园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设置4种不同等级的道路情景,使用MaxEnt模型评价藏野驴和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模拟了不同等级道路变量情景下两种...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生境适宜性评价

为加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的生境保护及管理工作,作者以2005年以来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的野外调查数据为基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以距水源点距离、坡度、植被类型和人类活动为评价因子,采用生境评价模型,对蒙古野驴的生境进行了适宜性评价。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下,春、夏、秋、冬四季潜在总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9,784km2、8,090km2、9,379km2和10,856k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54.4%、44.9%、52.1%和60.3%。由于受到国道、矿产开采、冬季放牧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研究区内适宜生境大量丧失,冬季丧失面积最多,为6,629km2,占冬季潜在总适宜面积的61.1%。基于评价结果作者提出了相应的蒙古野驴种群保护措施:(1)加强水源地的保护;(2)限制冬季进入保护区内家畜的数量,并为蒙古野驴划定预留适宜生境;(3)严格制定进入保护区的制度;(4)拆除迁移路线上的边境围栏或建设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蒙古野驴正常的迁徙活动,恢复其种群基因交流。     

川西北高原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

利用数量化理论对川西北高原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有水源、植被类型、隐藏条件,次要因子为食物丰盛度、人为干扰和海拔高度;其最适生境为隐蔽条件较好、水源较近的草甸草原。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在卡拉麦里山保护区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区约1 447 km² 作为评价区,基于2005 年以来对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鹅喉羚野外调查和样方采集,利用模糊赋值法建立生境评价模型,结合GIS 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植被类型、坡度、坡向和人类干扰活动为评价因子进行生境适宜性研究。结果表明:春、夏、秋、冬四季实际生境面积分别为 1146.9km² 、1137.1 km² 、991.6 km² 和499.8 km² ,分别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79.3% 、78.6% 、68.5% 和34.5% ;其中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304.1 km² 、599.4 km² 、303.6 km² 和56.2 km² ,分别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21.0% 、41.4% 、21.0% 和3.9% 。人类活动影响下,一些潜在生境转变为不适宜生境,春、夏、秋、冬四季生境分别丧失4.0% 、3.1% 、4.3% 和48.5%。在各种人类活动中,居民点、国道、采矿点对鹅喉羚生境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使其质量有所降低,但未造成严重影响;而冬季牧民的放牧行为,导致鹅喉羚的适宜生境被家畜占据,鹅喉羚生境质量大面积下降。本文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了保护措施。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是亚洲内陆荒漠、半荒漠和荒漠草原区域的代表性物种。开展其种群数量调查和适宜生境研究可以为该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研究于2018和2019年夏季,采用样线法对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的地理分布现状和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了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和数量,并通过MaxEnt模型分析筛选环境变量,确定保护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调查中发现蒙古野驴718群、共4782头,有效分布位点363个。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主要位于保护区的中东部,面积为6737.5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5.4%,估算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为(0.5±0.1)头·km^-2,保护区内蒙古野驴种群数量为(3246±575)头。MaxEnt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较高,AUC的平均值为0.890。影响蒙古野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 距水源点距离、植被类型、距人类活动区距离、距G216国道的距离、海拔和最干季的降水量。最后,从水源点保护、核心区调整、野生动物通道监测和交通建设4个方面,对蒙古野驴种群的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Potential impacts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n biodiversity in a Patagonian Nature Reserve, Argentina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extraction are common on the Patagonian steppe, but their impacts on the native biodiversity have not been properly evaluated. We describe both activities in a Patagonian nature reserve and consider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More than 2025 km of seismic lines inside the reserve resulted in 87.21 m²/ha (0.9%) of directly affected land, and 793 fragments of native habitats were defined with a mean area of 1.26 ± 0.74 km². Vegetation recovery on seismic lines is extremely poor. We discuss the role of seismic lines as barriers to native speci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encouraging poach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exotic invasive plants.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overlap between current petroleum activities and areas of special conservation concern (high erosion risk, vegetation diversity, abundance of endemic plant species, and habitat quality for native vertebrates). All thes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servation area and highlight the urgent need to implement appropriate mitigating actions.     

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

生物多样性维持是三江源区的重要生态功能,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规划需要掌握区内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布状况与资源竞争关系。利用无人机遥感的新技术,在三江源玛多县开展藏野驴、藏原羚和岩羊的适宜栖息地识别与划定以及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玛多县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3559.43 km²,距水源距离是限制适宜生境面积的主要因子;藏原羚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83.76 km²,岩羊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9.97 km²,坡度、距水源距离以及植被类型是制约适宜栖息地面积的主要因素。由于在栖息地坡度选择中的生态位差异,三种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的生境重叠面积均较小,生境竞争关系较弱。研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可为相似区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恢复综合规划提供支撑。     

青海省芨芨草草原的群落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是一种旱生植物,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和荒漠地区。它是一种生态可塑性很强的植物,可分布于草原、荒漠草原等植被带内。以其为优势种可以形成盐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等多种植被类型。青海省共和盆地、青海湖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东部等地大面积分布有芨芨草群落,并和本区分布的其他草原类型形成基带植被。无论是其生境条件、生物生态学特性、群落的组成及分布规律均具有草原性质,应划归草原植被类型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