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以真实发展指标对6个典型城市的可持续性评估为例

“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情况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真实发展指标(GPI),评估了1995—2012年中国“三大经济模式”下广州、深圳、温州、苏州、无锡、常州6个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6个城市的GDP呈指数型增长,但GPI在1995—2005年间并无增长,2005年以后才开始上升,GPI与GDP的差距越来越大;“珠江模式”虽然经济增长迅猛,但经济、社会、环境损耗突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不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温州模式”人均GPI后期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发展后劲不足,贫富差距突出,社会账户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发展方式亟待转型;“苏南模式”虽然资源消耗较为突出,但各类损耗处于中等水平,经济增长迅猛,社会账户水平稳步提高,GPI所反映出的真实发展水平也较高,相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三大经济模式”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三大方面,而“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应更积极地寻求发展转型.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及应用——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作为我国重要战略保障基地，面临较为突出的不可持续问题，定量化开展可持续发展水平监测评估是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激活再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结合行星边界理论，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特征出发，建立了由2个系统、4个支柱、12个领域和48项指标组成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全球SDGs监测评估实践经验，考虑指标属性，综合确定各指标的阈值，并采用改进的离差标准化、障碍度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等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拥有“有色金属之乡”称号的郴州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评价对象，对其2005—2019年连续15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郴州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得分由0.398上升到0.610。(2)4个支柱中，自然资源支柱的得分进步幅度最大，高达71.3%,说明郴州市已经逐步提高对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视，同时意识到挖掘替代资源的重要性，资源保障与利用能力不断提升；而发展动力支柱得分始终处于较弱或中等水平，已成为制约郴州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其中科技创新驱动是该支柱发展关键障碍...     

基于BP神经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在综合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4个子系统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6—2015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对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非线性测度与分类,结果较为理想。结果表明:(1)北京和天津处于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为中心随距离递减的趋势,最南端的邯郸和邢台处于低可持续发展水平;(2)北京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下滑趋势,其他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逐年稳步上升,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3)城市在不同子系统中存在各自的优劣势。各个子系统在可持续发展中均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宜结合各自子系统的优、劣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估指标

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已批准了三批5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求科学、客观地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科学地决策和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和谐进步。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生态足迹(EF)和人均GDP3个指标,以及这3个指标所代表的资源禀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构建综合性相对指数;并以此对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最大,为0.5091,北京市的指数最小,为0.0377;最后,分析了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效率,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处于低资源禀赋高资源消费状况,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处于低消耗和低产出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有较大的潜力。     

生态效率视角下旅游业生态福利及驱动因素——以常州市为例

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是绿色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本文立足于生态效率模型,创新性地提出旅游业生态福利指数,据此分析1995—2017年常州市旅游业生态福利变化趋势及驱动效应,旨在为评价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1)1995年来常州市生态足迹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但旅游业各部门生态足迹均不断增长,游客人均资源消耗约为本地居民人均资源消耗的2.81—9.37倍,面临艰巨的节能减排压力。(2)1995年来常州市本底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效率逐年提升,分别增加了37033元/hm~2和44226元/hm~2;同等资源消耗下,旅游业平均每单位产出高14409元/hm~2,但游客年均消耗的自然资源却为本地居民的5.78倍。(3)1995—2007年间常州市旅游生态福利升降波动频繁,2007年来呈以直线式地骤降,受规模效益影响,旅游业的绿色生态福利和高效性不断弱化,为全市的资源节约量下降了10.7倍。(4)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sivia Index, LMDI)揭示规模效应、经济效应对旅游福利水平变化起到显著地负向驱动效应,效率效应、技术效应起到正向拉动作用。未来,常州市旅游业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走出"无烟产业"误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工作,走资源利用精细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大限度提升旅游业福利效应。     

基于能值分析方法的城市代谢过程——案例研究

城市代谢过程研究是实现城市生态规划和环境管理等实际工作优化与决策的关键理论问题之一。核算了1999-2006年北京代谢过程中能值通量和强度,并依照Eco-Indictor 99的划分标准,结合自然系统对污染物的自净化及污染对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损害程度测度方法(DALY法和PDF法),从城市代谢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研究城市代谢对人群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代谢过程大部分依赖于外部购买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耗;(2)外部购买的不可更新资源主要依赖于它省的资源供给,对国外资源利用很少,说明北京是一个本国资源依赖性的城市,而且这种依赖程度在不断增长;(3)当前过快的城市代谢过程主要由固定资产建设所拉动,随着北京基础建设程度放缓,这种高依赖性的代谢模式会的到一定的改变;(4)在考虑生态损失的情况下其可持续发展水平有5%的下降。该研究克服传统外在预警式评价方法的局限,综合评价城市生态系统内在代谢过程及代谢水平,为城市生态规划和环境管理提供更为有效的优化与决策依据。     

基于能值理论的中国城市新陈代谢

运用城市新陈代谢能值指标方法,分析了2000和2010年31个典型中国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构成及发展特征.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中国城市新陈代谢系统的资源消耗型、沿海外贸型特征明显.内陆城市的非可再生资源能值占城市代谢系统能值总量的比例较高.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的进出口能值比重偏大,表现出显著的代谢外向型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城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改进方向:发展可再生资源、能源产业;改善非可再生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优化城市进出口服务、货物和燃料结构;弹性的城市新陈代谢管理机制.     

广东省城市资源环境基尼系数

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是密切相关的,如何对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构建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用来评价广东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公平性、合理性.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反映在经济贡献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选取广东省2005年能源消耗、COD排放、SO2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作为评价指标,计算其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并以绿色贡献系数来判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不公平因子.结果表明,上述 4 项指标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别为 0.15,0.39,0.38,0.87.能源消耗处于绝对平均的范围内,COD和SO2排放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工业固废排放处于差距悬殊状态.广东省资源环境的分配差异较大,21个地市中,不公平因子主要集中在清远、韶关、云浮、河源这4个城市,而深圳、广州、中山3个城市体现出的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为缩小广东资源环境分配的空间差异,清远、韶关、云浮、河源等城市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资源型城市创建生态市的和谐模式研究——以铜陵生态市规划为例

当前,我国已迈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更加旺盛,资源型城市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面临着资源逐步萎缩后社会经济何去何从的重大挑战,因此资源型城市创建生态市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即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既是其社会经济发展之本,也是其生态环境问题之源）的基础上,不失一般性地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创建生态市的和谐模式.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和谐既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机制,它是一种模式,是生态市的本质.资源型城市创建生态市的和谐模式是通过创新和谐的城市管理机制,推动和谐的城市管理方式建设,营造和谐的城市内部关系,保证实现城市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中和谐的关系是基础,和谐的方式是核心,而和谐的机制则是保障.在和谐模式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探讨了资源型城市铜陵的生态市创建之路.通过调整城市空间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环境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城市的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造和谐的城市内部关系;通过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建设循环经济,转变社会文明方式、培育生态文化,建设和谐的城市运行方式;通过建设绿色核算体系核心,构建生态市创建的长效机制,保证铜陵生态市的建设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广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其有效评价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选取14个评价指标,基于突变理论采用突变级数法,评估了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0—2015年城市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结果表明:近15年广东省各市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整体上呈小幅度下降趋势;广东省从大部分地区处在高承载力范围逐渐变为珠三角地区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相对高而东莞、深圳城市综合承载力较弱;各子系统对城市综合承载力影响不同;资源环境复合系统为承载力支撑基础,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为承载力的有力保障;其中,江门、汕头、惠州、佛山等市城市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最高,整体上表现为经济水平与资源环境越平衡的地区城市综合承载力越高;各子系统承载力指数变化呈现不同形态;经济子系统突显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水平越高则其承载力越高,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模式,而流动人口加剧,导致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指数出现小幅下降;资源子系统承载力基于资源保有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状态较为稳定;环境子系统承载力则因环境污染而呈现下降趋势;广东省各市子系统承载力指数空间差异显著;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承载力指数分布基本与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资源环境复合系统承载力指数分布与广东省地形大致相符,呈现粤东粤西高,并逐渐向东莞、深圳珠三角地区降低。     

基于MSIASM和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中国四大直辖市社会代谢分析

通过社会代谢多尺度综合评估(Multi-Scale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Societal Metabolism,MSIASM)方法,采用生物-经济压力和不同组织尺度下的体外能代谢率、能源密度指标,并将能源消费碳排放融入评估框架,评价了中国四大直辖市2004年至2010年的社会代谢及其综合发展状况。研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加入较好补充了MSIASM在生态评估方面的弱势。研究结果显示,四大直辖市整体社会代谢发展良好,体外能代谢率和生物-经济压力稳步上升,能源密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不断降低,总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从各个直辖市的社会经济系统各部门表现来看,各城市体现了自己的突出特点。在深入到行业尺度研究体外能代谢率、能源密度后,整体显示出控制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耗增长对于提高经济生产能源效率的突出作用,同时应继续加大金融和计算机等低能耗高经济生产率行业的发展力度。     

中国海洋资源环境经济系统承载力及协调性的时空演变

中国海洋复合系统承载力研究对海洋标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引入环境EKC机理,通过可变模糊识别算法,结合相关研究构建承载力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对中国海洋资源环境经济2006—2014年承载力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利用三元协调发展模型对复合系统承载力进行协调发展测度;最后通过灰色关联模型测度承载力驱动因素以期为中国海洋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海洋复合系统承载力时序变化良好;空间上天津、上海、海南承载力较高,呈南北中"三足鼎立"格局,河北、广西承载力较低;(2)承载力协调发展状况也呈良性发展,但区域间差异较大,海南、山东协调性较高,海南、上海、天津协调发展度较高,其余大部分地区均有待提高。(3)海洋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环境治理、资源丰富度分别影响着海洋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     

中国典型城市群城镇化碳排放驱动因子

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地域单元。以中国典型城市群6个代表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为案例,采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4部分,包括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碳强度效应,研究2000—2014年城镇化过程中碳排放的驱动机制。主要结果:(1)各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均有增长,能源效率逐渐提高,碳排放强度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的是下降趋势,在天津呈上升趋势,而在广州和武汉则趋于平稳状态,各城市群能源消耗中各种能源的比重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2)天津和广州的4个碳排放影响效应整体上是逐渐增大,北京和上海是趋于平稳对称,武汉和重庆是先减小后增大。研究表明,经济和人口对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作用。通过研究中国典型城市群碳排放的驱动因子,有助于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制定以及城市群发展模式规划。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互动关系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原理和城市代谢功能,构建了城市系统互动分析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及所建立的量化模型,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协调性进行度量。并以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和深圳等六大城市为例,对其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六大城市发展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协调度由好到坏的排序是:重庆、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深圳;循环度由好到坏的排序是:深圳、上海、天津、北京、广州、重庆;从可持续发展度看,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或生态城市的先后顺序大致为: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天津、北京。说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取决于社会经济活动压力源的削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以及城市代谢功能的增强。     

中国超大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演变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及其生态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近十几年间,中国城市发展迅速,超大规模城市的土地利用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演变的一般特征以及差异值得关注。研究以中国1995年非农业人口超过200万的9个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南京、西安、哈尔滨、武汉和广州),对各城市不同用地类型在1995年至2008年这一阶段的利用动态度进行分析。然后以用地结构和谢高地等^[1]提出的大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为基础估算了城市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且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为证明研究结果可信,对每种用地类型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的依赖性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9个超大城市用地结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 主要缩减地类为农田和水体,增长地类为建设用地、林地和城市绿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1995年总体范围为4996-8854元/hm²,排序为广州>武汉>哈尔滨>南京>西安>天津>北京>上海>重庆,2008年范围为4746-8777元/hm²,排序为广州>哈尔滨>西安>上海>重庆>北京>武汉>南京>天津,各城市均值由1995年的7189元/hm²降到2008年的6987元/hm²。人均享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1995年总体范围为284-7983元/人,排序为哈尔滨>西安>北京>广州>武汉>南京>天津>重庆>上海,2008年范围为305-4538元/人,排序为哈尔滨>重庆>西安>广州>武汉>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各城市平均值由1995年的1677元/人降到2008年的1230元/人。超大城市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演变的一致特征是人均享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主要减弱的生态系统服务为水文调节和粮食生产,增强的服务为娱乐文化和废物处理,而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系统服务结构9个城市之间存在差异。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土地类型的敏感度指数皆小于1,证明研究结果可信。研究结果说明城市可持续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和各类生态用地的配置不均衡,可为中国迅速城市化的新兴大型城市的生态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on city level: The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in China

As cities represent the microcosm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on city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municipality of Chongqing in China is employed as a case to show whether th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growth has occurred in cities undergo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at is the level of decoupling; and what causes the observed degree of decoupling.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9–2010, decoupl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absolute for the emissions of SO₂, soot, and waste water, while it has been relative for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of CO₂ and solid waste. (2)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2000–2005, decoupling level improved for all the six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in the period 2005–2010. (3) Compared with China and other three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the overall decoupling level of Chongqing is above China’s average while below those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4) During the period 1999–2000, technological change was the dominate factor for decoupling Chongqing’s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as it contributed 131.4%, 134.6%, 99.9%, 97.7%, 104.5% and 54.9% to the decoupling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of CO₂, SO₂, soot, waste water and solid waste, respectively; whil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had very tiny effect to the decoupling of emissions of soot and SO₂, and it even had negative effect to that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of CO₂ and waste water.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 we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decoupling levels fo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suggest approaches for policy-makers on further promoting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基于农牧业产品和生活用水的京津冀地区水足迹时空特征研究

水足迹将实体水消费和虚拟水消费联系起来,能真实地反映水资源利用的空间差异状况。运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地区市级、区县尺度2000—2014年水足迹与人均水足迹,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市级尺度上,北京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高,天津市次之。石家庄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相对较高,衡水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均相对较低。京津冀市级平均水足迹由2000年的35.88亿m~3增长到2014年的50.82亿m~3,天津市、北京市增长幅度最大。(2)区县尺度上,北京市主城六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高,北京市其他市辖区和天津市主城六区、滨海新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次之,石家庄市主城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也相对较高。北部燕山山区、西部太行山区及衡水市所辖区县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低。京津冀区县平均水足迹由2000年的2.30亿m~3增长为2014年的3.16亿m~3。北京市市辖区水足迹增长幅度最大,天津市市辖区次之。(3)水足迹的构成比例从大到小依次是消费虚拟水量、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环境用水量,消费虚拟水量约占水足迹的90%。京津冀生态环境用水所占水足迹比例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北京市生态环境用水所占水足迹的比例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水足迹的计算与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期为研究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对水资源量的胁迫效应提供参考与依据。     

Satellite‐derived estimations of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in tropospheric carbon dioxide mass over China

China has frequently been questioned about the data transparency and accuracy of its energy and emission statistics. Satellite‐derived remote sensing data potentially provide a useful tool to study the variation in carbon dioxide (CO₂) mass over areas of the earth's surface. In this study, Greenhouse gases Observing SATellite (GOSAT) tropospheric CO₂ concentration data and NCEP/NCAR reanalysis tropopause data were integrated to obtain estimates of tropospheric CO₂ mass variations over the surface of China. These variations were mapped to show seasonal and spatial pattern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s provincial areas. The estimates of provincial tropospheric CO₂ were related to statistical estimates of CO₂ emissions for the provinces and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provincial populations and gross regional products (GRP). Tropospheric CO₂ masses for the Chinese provinces ranged from 53 ± 1 to 14,470 ± 63 million tonnes were greater for western than for eastern provinces and were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provincial land area. Adjusted for land area troposphere CO₂ mass was higher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provinces than for western and northern provinces. Tropospheric CO₂ mass over China varied with season being highest in July and August and lowest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The average annual emission from provincial energy statistics of CO₂ by China was estimated as 10.3% of the average mass of CO₂ in the troposphere over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stical emissions relative to tropospheric CO₂ mass was higher than 20% for developed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with Shanghai, Tianjin, and Beijing having exceptionally high percentages. The percentages were generally lower than 10% for western inland provinces. Provincial estimates of emissions of CO₂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vincial populations and gross regional products (GRP) when the values for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ities Shanghai, Tianjin, and Beijing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inear regressions. An increase in provincial GRP per person was related to a curvilinear increase in CO₂ emissions, this being particularly marked for Beijing, Tianjin, and especially Shanghai. The absence of detection of specific elevation of CO₂ mass in the troposphere above these municipalities may relate to the rapid mixing and dispersal of CO₂ emissions 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depth of the troposphere sensed by GOSAT.     

基于集对分析的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协调能力评价

区域发展的协调能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采用社会经济各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及资料,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和各级评价标准,利用集对分析中的同异反态势排序的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实证分析了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间的可持续发展协调能力。结果表明:(1)2000—2004年间北京和天津属于不协调发展,2006—2010年逐渐步入弱协调发展,但研究时段内河北省始终为不协调发展。(2)京、津和冀协调能力指数2010年相比2000年分别提高27.86%、8.87%和18.51%,各省域协调发展改善均不明显且步伐不一。(3)对京津冀区域各省域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但仍要加强各地区的合作和明确各自功能地位尤其重要。研究结果可以为京津冀整体规划的制定及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也为环渤海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