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古代陡山沱期的动物

20年来,在中国南方新元古代陡山沱期地层中发现了多个特殊埋藏的化石库,它们是认识寒武纪和埃迪卡拉动物辐射前夕生物演化的重要窗口.可靠的化石证据显示,多细胞藻类和大型带刺疑源类在该时期发生了辐射.多种类型的动物胚胎和动物化石也在陡山沱组的地层中相继报道,但迄今为止,早于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可靠动物化石证据非常少,一些动物化石的亲缘关系解释也值得商榷.瓮安磷块岩中的震旦圆圆茎是较为可靠的腔肠动物化石;庙河页岩中的环纹杯状管是动物栖居管的可能性较大,但管栖动物的属性无法确定;如果以寒武纪地层中产出的的海绵骨针作为参考标准,在庙河页岩中产出的宏体海绵化石和贵州磷块岩中的微体海绵化石的可靠性都要受到质疑;从有限的形态结构上分析,小型原锥虫与藻类原植体很难进行区分;由于标本数量的限制、成岩作用的影响,以及二维图像恢复成三维结构遇到的困难,磷块岩切片中的小春虫和水螅类化石的可靠性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在湖北三峡地区和贵州江口陡山沱组上部页岩中发现的八臂仙母虫化石是典型的埃迪卡拉型化石.磷块岩和硅质岩中产出的动物胚胎化石是研究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重要材料,根据卵囊壳的特征可以归入两个属.目前为止,在陡山沱组的岩石中还没有找到与这些胚胎化石相对应的成体动物化石,这是对动物胚胎化石进行深入研究遇到的"鸿沟".     

川南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麦地坪组中管状化石壳体成分特征及与围岩的关系

小壳化石壳体成分的鉴定对于揭露寒武纪早期小壳动物群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岩石薄片观察,分析了川南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麦地坪组中不同岩性管状化石壳体成分特征。结果显示,不同围岩中管状化石壳体成分不同:围岩为磷块岩,管状化石中间层保存成分以胶磷矿为主,夹白云石晶体;围岩为白云岩,管状化石中间层保存成分以胶磷矿为主;而围岩为灰岩,管状化石的中间层保存成分以胶磷矿或方解石为主。后期磷酸盐化作用改造明显:壳体内部碳酸盐矿物被胶磷矿或微晶质石英交代、磷质壳内部被白云石或隐晶质燧石交代现象发育,其中以碳酸盐矿物被胶磷矿交代的现象居多;部分管状化石的壳体出现模糊的多圈层结构和壳体增厚的现象;壳体内部填充的胶磷矿在围岩中普遍出现。壳体保存成分与围岩性质密切相关,研究区内保存的管状化石壳体成分绝大部分经历了磷酸盐化作用。     

贵州早寒武世早期黑色页岩中藻类及其环境意义*

贵州早寒武世早期黑色页岩中发现了丰富的宏观藻类及疑源类化石。描述了两个宏观藻类组合 ,1新属 2新种。这些宏观藻类和疑源类化石在剖面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并伴随其它动物化石大量出现 ,两者关系密切。通过对早寒武世早期牛蹄塘组和九门冲组中生物化石的分布特征研究 ,发现在早寒武世早期海侵引起的缺氧环境背景下曾发生一次短暂的海洋充氧期 ,就在这期间生物非常繁盛 ,可能是继小壳动物之后古生代第二个生物繁盛期 ,比筇竹寺期的澄江动物群时代可能还老 ,对研究早期后生生物的起源、演化以及震旦纪 -寒武纪之交古海洋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剑河寒武纪凯里生物群中峨眉虫(Emeiella Lee,1975)的初步研究

贵州剑河寒武纪凯里生物群的高肌虫风雅峨眉虫(相似种)Emeiella cf.venusta和峨眉虫(未定种)Emeiellasp.化石,曾被描述为梁山虫(未定种)Liangshanellasp.,作者认为这些化石发育有细长的背脊,不符合Liangshanella的属征,厘定为峨眉虫Emeiella Lee,1975的1个相似种和1个未定种。相似种以具半圆形的壳、细长而平直的背脊且与背边平行的特点,区别于峨眉虫属的其它种;未定种壳受压扁长,呈半椭圆形,背脊细而长,暂作未定种处理。凯里生物群中Emeiella的产出,不仅增加了该属新的种群、地理分布由扬子区扩大至扬子-江南之间的过渡区、时代从寒武纪第二世延伸至苗岭世,也为寒武纪高肌虫的分类、地理分布、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贵州剑河寒武纪杷榔动物群中的海绵化石组合

贵州寒武纪杷榔动物群的海绵动物是近年在剑河辣子寨村发现的新类群。辣子寨剖面的海绵动物组合多样性高,化石保存好。经鉴定有普通海绵纲细丝海绵科的Leptomitus tereticusculus Chen et al.,1989,Leptomitus cf.L.conicus García-Bellido et al.,2007和Paraleptomitellasp.,斗篷海绵科的Choiaellacf.C.ovataZhao and Yang in Yang et al.,2003和Choiasp.;六射海绵纲的Saetaspongiasp.,计有5属6种和一些属种待定的海绵化石。剑河辣子寨村杷榔组海绵类群的发现丰富了杷榔动物群的组成面貌,扩展了寒武纪第四期海绵动物的古地理分布区,增加了寒武纪第四期海绵动物分异演化的信息,为海绵动物分类学、古生态学和埋藏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奇虾类前附肢化石在河北唐山地区寒武系馒头组的发现

奇虾类是寒武纪海洋中的大型捕食动物,广泛发现于世界各地的寒武纪地层,但是多为前附肢或口器的标本。我国扬子地台云南、贵州一带的寒武纪特异埋藏动物群中都发现了奇虾化石,如澄江动物群、牛蹄塘动物群、关山动物群、凯里动物群等。但在华北地台,寒武纪特异埋藏动物化石目前为止只有零星报道,包括一些大型双瓣壳节肢动物、古蠕虫类等。本文描述一枚发现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一带馒头组(毛庄期)紫红色页岩中的奇虾类前附肢化石,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类型。这枚化石的发现丰富了奇虾类的古地理分布,也为在华北地台边缘地区寻找特异埋藏动物化石提供了线索。     

贵州下寒武统牛蹄塘生物群中海绵新材料

描述了贵州下寒武统牛蹄塘生物群中海绵化石1新属(Zunyispongiagen.nov.),2新种(Zunyispongiatriangulariagen.etsp.nov.,Choiafanensis.sp.nov.),通过对其形态功能的分析和讨论证实了寒武纪早期海绵动物的骨骼是由细小骨针向粗大骨针演变,骨架结构从不稳定型向稳定型发展。     

华南峡东地区最早的乳孔贝类腕足动物壳体超微结构和发育研究*

乳孔贝(acrotretids)是一类繁盛于寒武纪晚期—奥陶纪并灭绝于泥盆纪的微型腕足动物,其特殊的壳体形态及柱状结构使其与其它舌形贝型腕足动物的系统学关系模糊不清。华南峡东地区寒武纪早期(第二世)水井沱组薄层灰岩中发现最早的精美保存的乳孔贝类腕足动物Eohadrotreta zhenbaensis(镇巴始壮贝)。本文首次解析Eohadrotreta的壳体形态和三级壳层结构。通过壳体显微结构的研究,解译出其个体存在的4个壳体发育阶段,即胎壳(protegulum)、幼年壳(brephic shell)、少年壳(neanic shell)和成年壳(mature shell),从而揭示乳孔贝悬浮滤食生活的幼虫阶段及其后的变态发育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对这些壳体化石进行扫描成像过程中还发现精美保存的表皮细胞印模结构(epithelial cell moulds),它们在壳体内表面的分布规律反映了其与相应的软躯体附着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其潜在的分类价值。随着对乳孔贝研究的深入,华南地区最早的乳孔贝类Eohadrotreta相继报道于扬子板块上的陕南、峡东、黔中地区,可能的华北板块南缘,以及喜马拉雅和澳大利亚南部地区,表明Eohadrotreta不仅是华南而且是不同大陆间寒武纪第二世洲际地层对比的重要化石。     

寒武纪早期岩家河生物群:研究进展和展望*

埃迪卡拉纪-寒武纪转换时期动物的起源、演化和"寒武纪大爆发"一直是国际古生物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寒武纪早期小壳化石群与埃迪卡拉纪化石群和寒武纪早期澄江化石库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古生物学界研究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寒武纪早期与小壳化石群伴生的宏体动、植物化石的缺乏。发现于峡东地区的寒武纪早期岩家河生物群填补了这一缺失环节,该生物群包含宏体动物、宏观藻类、小壳化石、球形化石(可能的胚胎化石)、微古植物和蓝菌类等化石,部分宏体化石显示了从埃迪卡拉纪向寒武纪过渡色彩。化石保存方式有碳质膜、黄铁矿化、磷酸盐化、硅化。因此对岩家河生物群生物多样性和埋藏学进行综合研究,将可提供纽芬兰世(梅树村期)碳酸盐台地—碳酸盐台地内部的局部凹陷盆地相的一个较完整的生物景观图,对探索"寒武纪大爆发主幕"前夕生物的辐射、演化模式及保存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陕南寒武系下部宽川铺组帽球状化石*

陕南寒武纪早期宽川铺组微体球状化石类型多样,如何正确辨别这些球状化石的生物属性是当前早期生命演化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在宽川铺组中发现了一类为数众多,具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规则的帽状隆起结构以及翻边帽沿的帽状化石。研究表明这些帽状化石均为不完整的个体,其完整形态呈不规则的凹球形。根据帽球状化石帽身的数量和相对位置,这类化石可划分为"单帽型"、"双帽型"和"复帽型"三种类型。这些凹球状化石呈双层壳壁,内壁光滑,外壁粗糙。因为凹球状化石形态及其表面小孔与微体藻类、后生动物的胚胎以及壳体化石差异都非常显著,所以推测这类化石可能与带壳原生动物亲缘关系最为紧密。     

THE APPLIED BIOLOGIST, THE CHILD, AND SOCIETY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t and current applied biology reveals its fundamentally ecological nature, and also indicates the potent influence of the applied biologist upon society. It is urged that in order to impress influence upon pupils biolog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mainly upon field studies, rather than upon predominantly evolutionary,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The nature of past and existing school biology strongly reinforces the abovel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attempts to find and evaluate evidence of the social influences of past and present biological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both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as well as to particular aspects, like food poisoning, the press, and the education of Civil Servants and Members of Parliment.
The potentialities of a Sixth Form biology resting chiefly upon field study are discuss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developing an outlook valuable to-day, but also of treating suitably the pre-university education of future applied biolog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