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测度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以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提取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基于地理学的尺度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综合考虑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生态系统价值的判断,从生态区、市、县3个空间尺度对甘肃省2011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补偿迫切度和补偿额度及其空间差异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生态区中甘南高原和河西山地荒漠生态区应优先获得补偿,沿黄城镇生态区应优先支付补偿;补偿优先级最低的县均为市辖区和矿业县,阿克塞、肃北、玛曲和肃南等生态输出地区应优先获得补偿;嘉峪关、兰州和平凉3个地级市的生态补偿量为负值,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金,酒泉、甘南、张掖等市州的生态补偿量为正值,需获得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以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合理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法可以为生态补偿优先地区的选择提供较为可靠的定量化依据。综合考虑青海省各市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使用Arc GIS工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o-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方法,分别对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等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基于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空间选择,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更适合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可以得出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南部,次级补偿区主要位于青海省中部,潜在补偿区主要在青海省东北部。与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比较,海西州内的很多市县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原有的资金分配方式更多的考虑民生因素而忽略了环境因素。在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中,要结合生态综合补偿,提出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改善民生。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生态补偿策略

长征沿线革命老区普遍存在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生态补偿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措施。基于2018年土地利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气候因子等数据,采用修正的当量因子法,测算长征沿线革命老区310个县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然后采用区域差异化生态补偿估算方法,对该地区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额度进行划分和估算,并探讨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的生态补偿策略。结果表明: 2018年,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生态系统提供总服务价值量为25937.4亿元,森林服务价值占比最高(58.8%),其次是草地和水域。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生态补偿总额为1834.05亿元,区域内所能获得的实际补偿资金与此数额相比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生态补偿总额仅占沿线革命老区GDP的0.04%,对地方财政压力小,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具有一定可操作性。2018年,长征沿线共有100个革命老区可作为生态补偿优先级地区,这与国家正在实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具有高度一致性。但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产生了较明显的偏差,重点优先级地区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补偿策略上,一是立足于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特有资源,建立多元化、市场化以及综合的生态补偿机制,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二是继续优化长征沿线革命老区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方式,提高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效率。     

赣西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策略

生态补偿是解决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土地利用变化，采用当量因子计算方法，对赣西地区2002-2016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综合考虑区域自然、经济发展水平，测算了区域内各县（市、区）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额度，探讨了区域生态补偿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赣西地区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占总价值比例的80.39%，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体调节等是生态系统内的主要服务类型，三者占到总比例的51.18%，但从整个区域来看，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系统各单项服务价值均呈不同程度降低趋势。从县域单元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低的分别是渝水区、樟树市、丰城市和高安市；相对较高的主要分布在铜鼓县、宜丰县、奉新县和靖安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率最高的是安源区、袁州区和渝水区。（2）赣西地区理论生态补偿总额度为3.9262亿元，占总GDP的0.13%，林地生态系统的补偿额为3.1820亿元，占总补偿的81.04%。从县域单元看，铜鼓、靖安和宜丰县为优先补偿顺序的前三位，补偿额度分别为0.9622，0.6822和0.4735亿元，占总补偿额度的53.94%，处于后三位的分别是安源区、樟树市和上高县，占总补偿额度的1.66%。测算出的补偿顺序与理论补偿额度，与县区统计数据资料部分印证，这表明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补偿资金占GDP值比重低，对地方财政压力小，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基于外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不同的区域存在着资源分配、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日益受到关注。但区域生态补偿的依据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尚没有完善的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以扣除当地生态服务使用量后外溢的生态价值作为生态补偿依据,建立了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框架,同时考虑区域生态服务外溢占用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9种补偿方案。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流动性,生态补偿的受偿方和补偿方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补偿资金的。横向转移需要在全省或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和保障,最后统筹结果的少量盈缺再由中央财政或地方政府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辅助调平。构建了生态补偿模型和方案,针对现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利用综合生态补偿机制分别分析了2015年长江流域上海、江西、四川等6个典型地区的生态补偿支付方案。结果表示需要接受生态补偿的地区有青海、四川、湖南和江西,应分别得到横向转移支付资金32.26亿元、153.3亿元、59.08亿元、67.1亿元;需要提供生态补偿的地区有浙江、上海,应该分别支付横向转移支付资金1.97亿元和47.31亿元。建立的补偿框架提高了各区域的参与度,对促进生态建设、统筹区域的协调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性有重要意义。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合理界定区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确定生态补偿优先级是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出发，在测算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界定生态受偿与补偿支付主体，确定生态受偿与补偿支付等级与次序。结果表明：（1）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总体呈现出"西部高，东中低"的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低值区多集中于重点开发区；（2）3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受偿等级总体分为五级，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房县为第一生态受偿区；（3）29个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受偿优先级总体分为五级，随县为生态受偿一级区域；（4）30个重点开发区的补偿支付等级总体分为五级，呈现出"东先西后"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生态补偿支付实践中，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应先于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农户福祉的生态补偿效果评估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居民福祉"双赢"。尽管我国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估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更多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忽略了生态补偿对社区居民福祉的影响及其反馈关系,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围绕生态补偿效果评估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的科学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生态补偿、农户福祉、生态系统服务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是生态补偿效果评估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生态系统服务、农户生计、成本效益是评估生态补偿效果的3个核心指标;综合自然、人文两个因素统一的生态补偿评估与调控模型与方法体系,是亟待研究探索的重要方向。     

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跨较大空间范围流域内的城市群因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结构等要素相似而使城市群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却因上述要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仅研究单个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协作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包括城市群中流域、流域中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从城市群视角出发,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提高城市间合作程度和政策制定的协调度,并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平衡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长江流域为例,研究典型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比不同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异同,形成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为创新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和协调流域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优先区与技术策略研究

巩固与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态保护修复对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有着重要影响。2016—2021年,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在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支持了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和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共35个山水工程。通过分析已部署的35个山水工程布局的空间特征和碳汇效益,结合国家重点关注的生态保护修复区域、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分布、生态系统碳汇重要区域和敏感区域,探索“双碳”目标下山水工程布局优先区及生态保护修复技术策略。研究发现山水工程的碳汇效益具有空间差异性,且山水工程优先区主要依次分布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北森林带、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南方丘陵山地带、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等的森林、高原草地、荒漠、岩溶地区等区域。基于此,提出未来山水工程在不同区域的技术策略。在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地区,不仅要提高森林覆盖度、森林质量,还应当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土壤碳汇能力的提升;在高原草原及冻土地区应加强草地退化和冻土监测,提高草地质量;在西北荒漠化地区加强碳...     

青海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3S"技术为支撑,利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格法、费用支出法、碳税法、能量替代法和NPP模型,分析了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变化和景观结构,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区域景观价值评估的基础上,首次尝试提出了青海湖流域区域生态补偿的上下限标准。初步分析了青海湖地区生态补偿的上限为841.95亿元,生态补偿的下限为250.73亿元,其结果将为青海湖流域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地下水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生产生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地下水生态补偿有助于促进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但是国内外关于此方面尤其是补偿标准的研究非常缺乏。本研究提出由基础、奖惩、科技和风险补偿构成的地下水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综合考虑气候条件和经济水平,明确补偿优先等级,并将模型应用于山西省11个市,核算其地下水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 基础补偿在总补偿中占比最大,且非市场价值占比在60%以上,说明地下水具有较高的调节服务价值;2008—2017年,各市发展系数有明显提高,说明区域经济水平提升,补偿能力有所增强;补偿优先等级受地下水非市场价值及区域经济水平的影响,各地补偿优先等级差异明显,需要尽快落实各地的地下水生态补偿工作。同时,建议尽快完善地下水风险补偿制度,设立地下水生态科技补偿专项资金,建立长期有效的地下水生态补偿机制。     

武汉城市圈县域空间横向碳生态补偿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碳收支差异

认识和探讨区域土地利用碳收支并构建碳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引导区域低碳协调发展、促进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探究基于土地利用碳收支的碳生态补偿原理,并以武汉城市圈县域为实证研究对象,依据区域土地利用碳收支差异,在碳中和目标下估算城市圈各县(市、区)的碳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碳生态补偿支付或受偿次序。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城市圈各县(市、区)土地利用净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土地利用净碳排放呈现“西高东低,南北低中心高”的空间分布特点,且该空间分布特征逐渐强化;(2)武汉城市圈有14个碳生态补偿支付区,大多位于城市圈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包括5个优先支付区、6个次级支付区、3个潜在支付区;(3)武汉城市圈有25个碳生态补偿受偿区,大多位于城市圈东部及外围地区,其中包括5个优先受偿区、9个次级受偿区、11个潜在受偿区,并针对不同类型支付和受偿区提出差别化的低碳发展对策建议。     

基于碳足迹的江西生态补偿标准时空格局

碳足迹是一种测度碳排放影响的新方法,可利用区域碳足迹和碳承载力的差值来确定区域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构建碳足迹、碳承载力与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江西省及11地市生态补偿标准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 2000—2013年,江西省碳足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7%,碳承载力呈波动变化趋势,各年份均有碳盈余,但净碳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南昌和九江对江西省总碳排放贡献率较大,赣州、吉安和上饶对碳吸收贡献较大.2013年,江西碳盈余生态补偿额为22.73亿元,赣州、吉安、抚州和上饶可优先获得较高的生态补偿额度.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及CO₂排放权的有偿转让等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s based on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model from 2000 to 2015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sion is constantly under threat by anthropogenic pressures, especially which is mainly related to land use changes. A solution propos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rogram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calcula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2000 to 2015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We firstly examined the utility of lacunarity analysis for detect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of pattern of land uses. Due to large-scale and regular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ropland, woodland and grassland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water body, construction land and unused land. We then investigated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land use change through assignment of per unit area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method. The total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s about 10,780 billion yuan·year⁻¹, and the woodland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total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The critical areas (with higher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for management purpose were identified depending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use services learned from spatially explicit measures. Considering 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based on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we finally constructed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model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aking city (state) as study unit, and determined standard value so as to evalua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2000 to 2015.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significant among all the cities (states). The average payment standard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city (state) area, and correc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 117.10 billion yuan, 4.41E-13 billion yuan, and − 58.55 b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The negative values suggested that the stakeholders of Sichuan Province should pay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positive value meant the residents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can obtain the amou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is proposed innovative framework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of land uses and enables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of landscapes. It also fills up the gap in the field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way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s among benefit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sectors.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模型的福州市区域生态补偿额度核算

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和空间选择是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福州市12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核算2015和2018年福州市各区县森林、草地、湿地、农田和海洋五大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价值,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构建生态补偿模型,确定了福州市各区县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额度及空间分布。结果表明: 2015—2018年间,生态支付额度最大的地区为鼓楼区(363.84亿元),其次为马尾区、仓山区和晋安区,分别为78.09、69.74和66.69亿元,罗源县和台江区的支付额度较小,分别为29.42和19.03亿元。需要生态补偿的区域中,连江县和长乐区的补偿额度较高,分别为251.20和202.61亿元,其次为永泰县(125.70亿元),再次为闽侯县、福清市和闽清县,补偿额度在100亿元以下。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补偿区域分布不同,其中,永泰县、闽清县、闽侯县、连江县和罗源县是森林、草地、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补偿区,森林、草地、湿地和农田的补偿额分别在24.24～313.79、11.81～207.08、10.15～454.93和57.80～239.54亿元;海洋生态系统的补偿区主要在连江县、长乐区和福清市,补偿额在82.16～478.54亿元。该结果较好地反映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可为福州市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