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荥经大相岭繁殖期鸟类多样性与群落结构

经过4年8次野外系统调查并综合有关文献,四川荥经大相岭分布有鸟类18目62科302种;其中留鸟189种(62.6%),夏候鸟65种(21.5%),冬候鸟28种(9.3%),旅鸟20种(6.6%);东洋界物种187种(61.9%),古北界物种85种(28.2%),广布种30种(9.9%);雀形目Passeriformes鸟类214种(70.9%);繁殖鸟类254种(84.1%)。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43种;CITES附录Ⅰ鸟类2种,附录Ⅱ鸟类26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EN)1种、易危(VU)4种、近危(NT)5种、未认可(NR)4种;中国特有种15种。实际调查的145种鸟类中,常见种24种,稀有种81种,罕见种40种。荥经大相岭鸟类丰富度垂直分布格局呈中峰模式,在中海拔1 580～1 920 m物种丰富度最高。9种生境类型中针阔混交林生境的鸟类物种数最多,水域生境中物种数最低。生境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林与针阔混交林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高,居民区与水域的相似性最低。研究更新了大相岭近10年来的鸟类资料,为该区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参考。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及垂直多样性研究

2016年12月—2018年6月采用样带法和样点法对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记录,统计出保护区分布有鸟类268种,隶属17目56科。其中,留鸟146种(54.5%)、夏候鸟91种(34.0%)、冬候鸟18种(6.7%)、旅鸟13种(4.9%),以繁殖鸟为主。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界物种为主(67.5%)。保护区的珍稀濒危鸟类物种数量较多,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6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1种、附录Ⅱ12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EN)1种、易危(VU)3种、近危(NT)2种;中国特有种14种。各生境类型中的鸟类丰富度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丛及灌草丛>高山灌丛草甸>水域;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之间的鸟类群落结构相似性最高,水域与其他生境的最低。保护区鸟类物种丰富度在2600~3000m的中海拔地区最高,在高海拔和低海拔较低,物种垂直分布呈中峰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保护区和凉山山系的鸟类资料,为鸟类垂直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     

四川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和区系分析

通过野外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共记录四川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17目52科232种,其中,留鸟136种(58.62%),夏候鸟62种(26.72%),旅鸟29种(12.50%),冬候鸟5种(2.16%);古北界物种112种(48.28%),东洋界物种90种(38.79%),广布种30种(12.93%);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鸟类15种(濒危3种,易危4种,近危8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0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4种;中国特有鸟类14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生境类型之间,Shannon-Wiener指数为灌丛最高(3.520),裸岩最低(2.548);在不同季节中,夏、秋季物种数目、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均明显高于春、冬季,尤其在夏季,各项指数均达到最大值。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峰值均出现在海拔4 050～4 200 m,随着海拔升高,各项指数迅速下降,垂直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中峰模式。保护区具备多样的生境类型和丰富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其中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珍稀濒危物种和特有种,应加强调查研究和保护。研究保护区内鸟类多样性与区系,有助于了解其多样性分布现状和格局,为保护区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与多样性分析

通过野外调查并结合有关文献,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鸟类15目53科260种,其中,留鸟169种(65.0%),夏候鸟57种(21.9%),冬候鸟18种(6.9%),旅鸟16种(6.2%);东洋界物种161种(61.9%),古北界物种70种(26.9%),广布种29种(11.2%)。保护区分布有IUCN红色名录鸟类6种,其中濒危(EN)1种,易危(VU)2种,近危(NT)3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0种;中国特有鸟类14种。分析表明,秋季优势物种4种,春季5种。秋季的鸟类多样性低于春季,但无论秋季还是春季,中低海拔阔叶林的鸟类多样性最高,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次之,河谷灌丛最低。秋季和春季鸟类群落相似性指数以及不同生境之间鸟类物种相似性指数皆低于0.50,说明时间和空间上群落组成差异较大。在保护区鸟类保护与管理中,建议注重维持多样的生境类型,同时应当重视保护中低海拔阔叶林。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古箐地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

为了解云南白马雪山响古箐地区鸟类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于2013年7月—2014年2月采用样线法对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古箐地区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鸟类139种,隶属9目36科,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9种。不同生境中栖居的鸟类种数不同,其中云南松林69种、常绿阔叶林78种、针阔混交林123种、寒温性针叶林45种、高山灌丛草甸24种。从鸟类多样性的结果分析可知,中低海拔的云南松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指数,分别为3.762、3.777、3.786;高海拔的高山灌丛草甸鸟类多样性指数最低,为2.871。同时针阔混交林及以下地区,东洋界鸟类比例随海拔的上升而增加,古北界和广布种所占比例随海拔上升而下降;寒温性针叶林以上地区,古北界鸟类比例随海拔的上升而增加,而东洋界与广布种鸟类的比例则下降。综上所述,响古箐地区鸟类多样性随海拔的升高而呈现出单峰分布的特征。     

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区域。为了系统掌握公园内的鸟类分布状况,2015—2017年,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分布野生鸟类196种,隶属于18目45科121属。各级保护鸟类5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30.1%,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青海省级保护鸟类24种。另外,还有国家三有鸟类120种。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有3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19.9%。中国特有鸟类15种,占园区内鸟类总数的7.65%。在地理分布型上,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古北界青藏区,古北界物种有145种;东洋界物种有37种;广布种有14种。利用G-F指数对物种多样性进行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的G-F指数为0.825,表明公园内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结果表明,三个园区之间动物区系关系均为密切关系。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高、特有种及珍稀濒危物种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意义。     

都江堰地区繁殖期鸟类多样性

都江堰地区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具有丰富的鸟类多样性, 但迄今仍缺乏全面的鸟类物种名录。本研究于2016年5月至2019年8月, 在都江堰地区采用固定样线法开展了鸟类多样性调查, 结合历史文献共记录该地区鸟类17目61科311种。其中留鸟184种(59.2%), 夏候鸟68种(21.9%), 冬候鸟35种(11.3%), 旅鸟24种(7.7%); 繁殖鸟类252种(81.0%); 雀形目鸟类212种(68.2%); 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9种(2.9%),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50种(16.1%), 中国特有鸟类15种(4.8%)。研究发现,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及灌丛中的鸟类物种最多, 而常绿针叶林和竹林中的鸟类物种最少。都江堰地区鸟类群落丰富度的峰值出现在1,580-1,890 m海拔段, 在1,890-2,200 m海拔段最低, 呈现出单峰分布格局。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旅游热点地区, 都江堰今后应避免发展大规模单一的人工经济林, 以更好地维系该地区丰富的鸟类多样性, 并加强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监测、研究和保护。     

四川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

鸟类多样性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价值和保护管理成效评价的重要指标。2015—2019年利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对四川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结合红外相机数据和文献资料,统计出保护区鸟类16目54科286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1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的1种、易危3种、近危2种;划分的5类生境(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和亚高山灌丛或草甸)中,鸟类多样性最高的是常绿阔叶林,其次是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最低的是亚高山灌丛或草甸。群落组成相似性结果显示,针阔混交林与亚高山针叶林中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高;鸟类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呈中峰模式,峰值出现在海拔1 600～2 400 m。建议保护区加强对珍稀鸟类和迁徙鸟类的调查监测力度,增加对重点生境的巡护,加强在保护区周边乡镇的宣传力度,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食肉目和偶蹄目动物的区系特征与生态分布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108°45′~109°04′E,33°47′~33°56′N)位于秦岭山脉东段,地跨秦岭南北坡。采用样线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于2003年5月~2004年8月,对该保护区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的区系特征和生态分布进行了研究。该保护区共有18种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其中属我国级、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兽类分别有2种和7种。分析表明,保护区的有蹄类动物物种丰富,秦岭分布的有蹄类在该区域均有分布,但食肉动物种数仅占整个秦岭地区的45.5%。这些兽类中,属于东洋界的兽类有12种,占66.7%;属古北界的仅1种,占5.5%;其余5种为广布种,占27.8%。牛背梁保护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应属古北界和东洋界物种交汇的区域,且为东洋界逐渐向古北界过渡的区域。分析该区域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的生态分布发现,这些物种的垂直分布幅度有很大的差异。垂直分布幅度在海拔高差1300m以上、1000m左右、450~700m之间的物种各占1/3。结果还表明,区内这些兽类物种的丰富度随海拔的升高具有先升后降的垂直变化规律。不论是秦岭南坡还是北坡,分布在海拔1800~2200m区域的兽类物种最多,所占比例大于80%;而在海拔2600m以上区域,兽类种数降至最少,仅占50%左右。兽类丰富度的海拔梯度也体现于这些兽类在各植被类型中的分布上。中山针阔叶混交林中分布的兽类种数最多,而在中低山落叶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及亚高山灌丛草甸中分布的兽类则较少。     

四川黑竹沟地区非飞行小型兽类物种多样性与群落组成

四川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凉山山系, 在保护和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对该自然保护区兽类群落的研究却极为缺乏。为了了解该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小型兽类群落,本文作者在2018年4-10月调查了该区域的非飞行小型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其群落组成。在海拔1,537-3,830 m间共设置样方184个, 布设鼠夹9,016铗日, 捕获小型兽类536只, 隶属4目7科13属21种。包括滇攀鼠(Vernaya fulva)和等齿鼩鼹(Uropsilus aequodonenia)两个稀有物种在内的共计9个物种为该地区首次报道, 丰富了物种分布记录。结合历史资料, 黑竹沟地区共记录小型兽类43种, 隶属4目9科28属。在43种小型兽类中, 东洋界物种37种, 占绝对优势(86%), 分布型以喜马拉雅-横断山型占优, 为18种(占东洋界48.6%)。本次调查捕获的21种小型兽类中, 群落优势种为中华姬鼠(Apodemus draco, 33.2%)、北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 21.3%)和中华绒鼠(Eothenomys chinensis, 12.7%)。随着海拔上升, 群落优势种组成发生变化, 由北社鼠 + 中华姬鼠 + 针毛鼠(Niviventer fulvescens) + 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群落, 转变为中华绒鼠 + 中华姬鼠 + 凉山沟牙田鼠(Proedromys liangshanensis) + 西南绒鼠(Eothenomys custos)群落。群落物种区系的分布型组成随着海拔升高而发生变化, 喜马拉雅-横断山型物种随海拔升高所占比例增大; 分布于喜马拉雅-横断山的特有种分布的下限、中点和上限平均海拔都高于非特有种, 且特有种和非特有种的中点和下限平均海拔差异显著(n = 21, df = 19, P = 0.013; n = 21, df = 19, P < 0.01), 说明该区域物种具有明显的东洋界特征, 中高海拔主要由特有种构成。本研究丰富了黑竹沟地区小型兽类及群落多样性的数据资料, 有利于该地区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     

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the electroreceptors of ampullae of lorenzini

In experiments on Black Sea skates (Raja clavata), the potential of the receptor epithelium of the ampullae of Lorenzini and spike activity of single nerve fibers connected to them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electrical and temperature stimulation. Usually the potential within the canal was between 0 and –2 mV, and the input resistance of the ampulla 250–400 k. Heating of the region of the receptor epithelium was accompanied by a negative wave of potential, an increase in input resistance, and inhibition of spike activity. With worsening of the animal's condition the transepithelial potential became positive (up to +10 mV) but the input resistance of the ampulla during stimulation with a positive current was nonlinear in some cases: a regenerative spike of positive polarity appeared in the channel. During heating, the spike response was sometimes reversed in sign. It is suggested that fluctuations of the transepithelial potential and spike responses to temperature stimulation reflect changes in the potential difference on the basal membrane of the receptor cells, which is described by a relationship of the Nernst's or Goldman's equation type.I. P. Pavlov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Leningrad. I. M. Sechenov, Institute of Evolutionary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Leningrad. Pacific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Far Eastern Scientific Center,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Vladivostok. Translated from Neirofiziologiya, Vol. 12, No. 1, pp. 67–74, January–February,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