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保护对参与者多维福祉的影响——以黄河源头玛多牧民为例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脆弱且退化严重,为保护日益退化严重的三江源生态系统,2005年国家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全面的生态保护战略。结合森的能力框架和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探讨了福祉的内涵,构建了福祉评价体系,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在对黄河源头玛多县159户牧民进行住户问卷调研的基础上,用模糊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评价了玛多牧民参与生态保护前后的福祉变化。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保护中人类福祉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为实现美好的生活、健康、体验、各种社会关系、归属感、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等而选择各种生活的自由和能力即是人类福祉,贫穷指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祉的下降。(2)福祉是多维的、递阶的,低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程度将影响到高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并最终影响个体的福祉。(3)玛多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个体的能力值由5.061变为4.708,即福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因生计能力的限制,致使收入和消费的低阶需求未能有效满足,并影响了生活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归属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更是由于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不能选择继续生活在草原,能力和发展权受到了限制,进而导致福祉下降,是生计能力不足导致的收入贫困、知识性贫困和生态型贫困的综合结果。(4)聚焦只能强烈依赖于草地生态系统放牧而生存的牧民的福祉,了解并深入分析牧民的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机制和动力,建立福祉损失和牧户生计能力提高为基础的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福祉均衡及最大化。(5)以提高人类能力为核心,促进牧民生计多样化以改善牧民的福祉和激励牧民主动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在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理念下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规划,才能最终促使有效的生态系统保护—提高人类福祉—发展的多赢局面的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与福祉

结合能力框架探讨了福祉的内涵,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功能对人类福祉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的自由选择和能力,而贫穷指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祉的下降.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将严重威胁人类福祉(尤其是穷人的福祉),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进而提高人类福祉.关注强烈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贫困人群的福祉,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将可能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福祉改善的双赢.     

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

新常态下,我国的森林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森林资源存在乱砍乱伐现象和林区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森林保护和补偿的驱动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物力和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难以实现,因此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厘清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行动中保护主体、受益主体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助于突破跨区域森林生态保护补偿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分析主体功能区利益群体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保护地区政府和受益地区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未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和引入"约束-激励"机制下的主体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剖析不同情形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未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跨区域生态补偿无法实现,保护地区政府会通过权衡保护森林资源收益和机会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正时,即使没有受益地区生态补偿,保护地区政府仍然有足够的激励保护森林资源,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负时,两类政府群体容易陷入森林生态治理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激励"机制的引入可以实现森林生态保护补偿的帕累托改进,通过中央政府惩罚、奖励金额的限制能够实现最优稳定均衡策略。     

环境变迁下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途径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洋面积有472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丰富,但是,在不合理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海洋资源环境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阻滞。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生态资源,但是成效并不理想,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提倡对不利于海洋生态的行为进行索赔,对益于海洋生态的行为进行补偿,能够达到保护海洋生态资源的目的。本文主要分析环境变迁下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途径。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及其关键技术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机制等3个方面对国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必要性,分析了其事权与补偿的关系;从对生态系统补偿和对人类行为补偿两个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并从识别补偿的主体、构建补偿的方式、确定补偿的标准、拓展融资的渠道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4个关键技术,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     

绿色湖南建设背景下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可以通过在源头上合理调配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限制性地引导人们自觉保护、科学利用生态环境,实现人民群众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要构建湖南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湖南的特点,找准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服务补偿研究与应用

饮用水源保护区是确保饮用水安全的重要屏障,目前迫切需要引入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限制型政策的必要补充.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分别属于人类和自然两种价值系统,生态服务补偿的目的是在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首先保障自然价值系统发挥其服务,同时对损失的人类价值给予补偿,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更好的发挥其功能.通过辨识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及其所对应的价值系统,可以帮助制定生态服务补偿策略.据此确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服务补偿主要是对生态公益林提供的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服务的补偿.以武夷山市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研究案例,将饮用水源保护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计算结果为897.7万元,补偿年限为2005～2020年.将补偿标准折合成水费,武夷山市需要在水费中加收0.07元/(t·a)的生态服务补偿费,但最终的水费增收额需要通过考虑补偿者的支付意愿来决定.     

岷江上游生态补偿的博弈论

为了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更为科学的生态补偿政策,以岷江上游退耕还林补偿为例,运用博弈论模型考察了岷江上游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在补偿政策实践过程中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之间的决策和行为过程.结果表明:(1)长期来看,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完全在于补偿金额的大小,仅仅依靠提高对生态建设者(保护者)的补偿标准来保护环境是不明智的;(2)生态补偿年限对岷江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应该将补偿年限纳入政策制定范畴中,并作为重点考虑的因素;(3)岷江上游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及生态建设者(保护者)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生态建设工程实施的效果;(4)对生态补偿的重要策略是应该通过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增加农民务工的机会.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约283户藏族牧民通过翻译进行结构式访谈,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主体角度探讨了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域约87%的牧户认为生态保护对牧户有好处,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近70%的牧户是在政府主导下基于有限理性而被动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2)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意愿主要受当地政府的保护力度及牧户对生态保护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生计水平、外界接触程度、工作机会的正影响,并受牧户的年龄、离中心城镇的距离和区域气候恶劣情况等因素的负影响,系数依次为:2.22、3.98、1.93、2.26、1.48、-1.63、-2.43、-0.92。(3)牧户的生计水平、退化感知和外部性认知是影响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牧户出于自身利益和未知风险考虑下被动的响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环境知识宣传和保护投入影响下个体的抉择结果。(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解决牧户的单一化生计问题,构建完善地生态补偿机制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并激励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生态保护、牧户幸福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内蒙古草原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动态变化——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以锡林郭勒盟为研究区域,建立人类福祉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牧户问卷调查了解牧户对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和福祉变化的认识,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多年统计数据,采用专家打分法对牧民各福祉指标打分,对2001年和2010年牧民福祉变化进行了评估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道路覆盖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文化教育方面对牧民福祉变化贡献最大;生产资料持续供给能力下降是导致收入减少的主要方面;旗县的犯罪率,环境空气质量,饮食结构,离婚率等是导致牧民福祉下降的主要方面。有关研究结果为提高锡林郭勒盟人类福祉、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生态补偿作为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也将起到支撑作用。通过梳理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生态补偿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作用、实现的方式、适用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类型等,认为：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资金来源,尤其是针对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内进行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活动,市场主体无法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现营利,这时主要靠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来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市场化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之外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它对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拓宽生态修复资金渠道和增加资本市场投资渠道都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保护与修复融资的重要发展方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各取所长,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生态保护与修复。     

湿地保护区周边农户生态补偿意愿比较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学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湿地保护区周边生态补偿机制中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行为与选择的问题,确定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值,及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做比较分析。以陕西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应用条件价值法(CVM),计量了2008年和2011年朱鹮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绿色水稻生态补偿意愿值,分别为:3560.56元/hm2和3679.83元/hm2;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同时影响农户2008年和2011年生态补偿意愿的相同因素是水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另外影响显著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年均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农户生产区距离朱鹮保护区核心区的远近、水稻田由于保护朱鹮减产是否严重。研究结果表明: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湿地生态补偿的力度并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对推进和落实我国湿地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特别是为陕西朱鹮湿地保护区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农户福祉的生态补偿效果评估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居民福祉"双赢"。尽管我国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估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更多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忽略了生态补偿对社区居民福祉的影响及其反馈关系,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围绕生态补偿效果评估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的科学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生态补偿、农户福祉、生态系统服务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是生态补偿效果评估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生态系统服务、农户生计、成本效益是评估生态补偿效果的3个核心指标;综合自然、人文两个因素统一的生态补偿评估与调控模型与方法体系,是亟待研究探索的重要方向。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方向和热点,尤其在我国,生态补偿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和实践进展迅速。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从流域角度研究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命题。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应用案例,总结了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主客体界定、补偿原则、措施短效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概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就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补偿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水权交易与水市场、流域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Estimating the household costs of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n China’s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s a major cause of losses resul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tected areas, most of which are borne by the communities within these areas.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such losses.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total costs of human-wildlife conflict by surveying communitie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China's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mary visible costs from human–wildlife conflict, which include crop loss, livestock depredation, property damage, and human fatalities and injury, were 2185.6 Yuan ($316.9) per household. Approximately 64.9% of households were affected by this conflict in 2020. For each affected household, the average visible costs per capita was 952.6 Yuan ($138.1) or 7.2% of per capita net income. When converting well-being losses caused by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nto economic costs, we consider visible costs and hidden costs (e.g., transaction, opportunity, and health cos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human–wildlife conflict reduced per capita net income by 15.3%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household well-being. The average cost of the well-being loss caused by human-wildlife conflict was 38.5 % of per capita net income.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我国推行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机制，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实行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价补偿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对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意义重大，这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重要条件。在总结和梳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特点，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策评价模型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第一个试点阶段（2012-2014年）期间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整体较好，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并且需要从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体系的健全、政策设计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建议推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动态评估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重视强化政策的配套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区域联动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促进补偿政策目标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转化，改善和保障河流生态基流；拓宽流域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环保市场。在谋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统筹规划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景感生态学在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应用——以大凌河流域北票段为例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自2016年以来，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开展了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程。以大凌河流域北票段为研究区，探讨了景感生态学理论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应用。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构建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框架，以保持、改善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了"一中心、二重点、五要素、六工程"的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景感空间体系，并基于此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分为5个重要治理区域，形成"一带四区"的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应用景感生态学理论，构建区域居民的共同行为规范，引导并实现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利影响，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效果的对策建议。通过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的分析案例，以景感营造的理念开展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顶层设计，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