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国医疗质量评价比较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专题小组讨论、深层访谈以及对浙江省等五省和对英国卫生部、英国医疗质量委员会（等的现场调研,进而对中英两国医疗质量评价的组织管理模式、工作机制、操作流程、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建立职责明晰的监管体系、明确评价机构的独立地位和处置权限、突出医疗质量评价等完善我国医疗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关建议。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架构研究

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医疗质量与安全精准化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所重视和接受。文章从组织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框架设计、基础数据库的标准化、主要监管内容筛选及电子病历系统等方面对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总体建设机构进行研究和讨论,期望能够指导医院充分利用和发挥医疗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为制定质量管理持续改进的目标与评价改进的效果提供依据。     

Z，H两省医疗质量监管模式比较研究

尽管Z,H两省受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具体从事医疗质量监管的机构在独立程度、经费来源和医疗质量监管专家来源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经过深入分析,这两种模式在其目的、内在的委托代理结构、应解决的代理风险、解决代理风险的方式等方面实际上都存在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昭示着我国不同地区在构建自己的医疗质量监管体系时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     

论H省医院评鉴暨医疗质量监管中心的法律性质及其与卫生行政部门的关系

赋予H省医疗质量监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资格的主张在法律与实践上均不可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法律性质也无法确保其医疗质量监管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卫生行政部门目前以科层制方式管理监管中心一方面有其法理上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囿于公法人治理结构、绩效管理合同等相关制度缺失时的必然选择。这一问题其他转轨国家同样存在，但是科层制固有的缺陷在构建医疗质量监管体系时必须加以警惕。从长远来看，赋予监管中心公法人资格，并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和监管制度是处理监管中心法律性质及其与卫生行政部门关系等问题的必由之路。     

德国医疗质量监管体系述评

德国非常重视以成文法的方式推动医疗质量监管的发展,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医疗质量监管主体方面,医疗职业共同体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目前,德国试图整合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和优势,建立联邦联合委员会这样相对集中的监管平台。在医疗服务准入方面,德国大力推行各种认证制度;在卫生技术监管方面,加强了卫生技术评估的研究和推广;在医疗服务评价方面,力图建立可用于不同医院之间相互比较的医院质量监管指标体系;在医疗差错预防方面,则主要致力于建立基于互联网的非惩罚性的医疗差错匿名报告与讨论平台。     

新形势下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管的路径选择

卫生服务质量包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其中,医疗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是卫生服务的核心工作。目前,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因此,如何有效的监管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本文在明确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监管现状,指出我国医疗服务领域所存在的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法规有待完善、监管过程缺乏常态化、监管结果未能及时公开等方面的不足,并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一是以政府为核心,培育多元监管主体;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创新监管手段;三是以法规建设为重点,完善监管体系;四是加强监管结果的运用。     

建立医疗质量常态化监管长效机制的实践探索

介绍了实施医疗质量常态化监管长效机制具体方法和取得的成效,通过建立分级常态化医疗质量巡查制度,加强医疗环节质量监控,落实核心制度的执行力,保障患者安全。     

我国综合医院医疗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弊端

通过系统回顾医疗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过程,比较分析了国外主要医疗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国内医疗质量评价的研究概况,总结我国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国外主要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的适用性,有利于对我国医院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

     

西部地区县级医疗机构网络医疗供给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西部县级医疗机构网络医疗供给意愿和现状,为西部推广网络医疗提供发展策略。方法 对云南省某县县级医疗机构的153名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81.7%的受访医生愿意向患者提供网络医疗服务,15.0%提供过相应服务,质量安全、推广路径、服务能力成为主要的发展瓶颈。结论 目前西部农村地区医生提供网络医疗服务的意愿与实际提供比例差距较大,应制定网络医疗的法律法规、完善诊疗规范和监管体系、加快网络医疗平台建设,规范网络医疗培训。     

国外老年医疗质量评价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医疗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国外老年医疗质量评价研究进行了系统介绍,并提出应尽快在我国建立适合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老年人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和持续质量改进策略,以满足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基于CIS的医疗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应用效果

?????? 目的 探讨以临床信息系统（CIS）为基础构建医疗质量安全监管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对照分析应用CIS及医疗质量信息化监管系统前后的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安全指标变化。结果 实施CIS及信息化医疗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后医疗效率和质量安全指标均有显著性提升。结论 基于临床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监管系统,是深入挖掘利用CIS、充分发挥其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支持和保证。     

专科医院开展常态化医疗核心制度督查的实践与体会

通过对专科医院开展常态化医疗核心制度督查工作过程及运行效果进行分析,总结了核心制度督查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开展常态化医疗核心制度督查是促进医疗质量稳定提高的有效方式。     

依托六大平台 实施医疗质量与安全精准化监管

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精准化的医疗质量与安全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所重视和接受。通过建立授权管理平台、环节质控平台、指标监测平台、医疗安全管理平台、电子病历质控平台和信息交互平台,对临床信息进行收集、统计、分析,为医院决策和医疗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并及时反馈应用到临床医疗服务中,形成戴明环（PDCA循环）管理机制,切实打造医疗质量和安全精准化监管系统。     

德国医院质量管理的新思维

德国医院非常重视质量管理。政府推动、法律保障、质量评审认证机构、医疗保险公司等社会监督体系、专业的领导决策层和科室管理人、专职的质量管理专员、质量管理委员会,构成了德国医院的质量管理保证体系。信息化建设是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的基础,在信息化的平台上实践BSC、KVP、CIRS和PDCA等管理新思维,才能真正实现管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我国移动医疗应用服务监管刍议

通过阐述移动医疗应用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介绍了其应用领域和优势特点，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移动医疗应用服务的发展困境，如应用软件准入门槛低、医生在线执业不合法、移动医疗引发安全风险等问题。同时借鉴美国移动医疗监管模式，从移动医疗立法、主体监管部门、分类管理制度等角度展开探讨，希冀推动移动医疗的蓬勃发展，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双向转诊机制

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高效双向转诊机制,对于推进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现行卫生制度的对比,结合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对我国的卫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高效的双向转诊。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覆盖多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医院管理,在岗医护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卫生部门的监管,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医院分级不平衡另多数患者普遍选择三级医院就诊,而选择二级以下医院就诊的患者则较少。如何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改变我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是我国医疗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高效率的双向转诊制度势在必行。目前,在双向转诊中遇到的问题：1．传统理念导致的对各级医疗机构职能的理解上存在偏差,2．医疗机构自身定位不明确,3．双向转诊制度的各项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4．双向转诊制度的社会认同度低。高效双向转诊机制建立以后,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推进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了因地区差异引起的治疗时机延误,高效的双向转诊制度会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还可以加强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降低医疗费用支出、促进社区卫生服务迅速发展等有重大的意义。     

临床用药督导制度的实践及成效分析

目的 实施临床用药督导制度,规范医院合理用药。方法 随机抽取医院每个病区现住院患者4～5份病历,依据选药评价、药动学指标、联合用药及药效学指标进行临床用药督导和评价。结果 临床用药督导制度可以遏制不合理用药现象,医疗收入结构得到调整,促进临床路径的实施,密切了医、药、护三者的关系。结论 临床用药督导工作具有导向性、前瞻性、科学性、可推广性和可操作性,既是提高医疗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的有效手段。     

Proposed Changes to New Zealand’s Medicines Legislation in the Medicines Amendment Bill 2011

This article evaluates New Zealand’s Medicines Amendment Bill 2011. This Bill is currently before Parliament and will amend the Medicines Act 1981. On June 20, 2011,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governments announced their decision to proceed with a joint scheme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rapeutic products such as medicines, medical devices, and new medical interventions. Eventually, the joint arrangements will be administered by a single regulatory agency: 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rapeutic Products Agency. The medicines regulation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ill be updated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The Medicines Amendment Bill addresses some of the well-recognised deficiencies in the Medicines Act 1981.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overhaul of the Act is not being undertaken. I argue that repealing and replacing the Medicines Act 1981 would be preferable and advisable, given the number of legal difficulties with the Act and, in particular, where it does not align with equivalent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