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水-能-碳”消费视角的福建省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

厘清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及驱动机制,对福建省发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水-能-碳”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福建省行业“水-能-碳”资源环境压力进行分析,基于脱钩理论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对福建省各行业“水-能-碳”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2002—2017年,福建省由虚拟水主导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变为隐含碳为主导的“水-能-碳”多维资源环境压力,且各行业部门差异较大。从行业部门来看,生产供应业具有较大的直接资源环境压力,制造业部门的间接资源环境压力显著。从脱钩关系来看,福建省的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表现良好,主要表现为弱脱钩和强脱钩。从驱动因素来看,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是抑制脱钩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则对脱钩起到促进作用。     

连续筑坝湟水一级支流火烧沟对河流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研究

梯级水坝改变了河流水文情势, 对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以2018年春夏两季的西宁湟水一级支流火烧沟为例, 探讨水坝修建后, 河流不同梯段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漂浮静态箱-气相色谱法对筑坝区和未筑坝区水-气界面温室气体CH4、CO2、N2O进行观测研究, 结合水文、水质、气象、植物、底泥等指标分析讨论。结果表明: (1)空间上: 筑坝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明显高于未筑坝区; 筑坝区以中上游河段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2)时间上: 梯级水坝CH4和N2O的排放通量呈现夏季明显高于春季的趋势; 而CO2存在明显的源汇变化, 春季为CO2排放的“源”, 夏季为CO2排放的“汇”。(3)各类环境因子对温室气体通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CH4通量与气温、水温、CODmn呈正相关关系, 与气压、pH、ORP呈负相关关系; CO2通量与水体TOC和水体TN呈正相关关系; N2O通量与CODmn、pH呈正相关关系, 与气压、风速呈负相关关系。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示: 以上各因子中, 气压和水体TN分别是影响CH4和CO2的主要因素, 而风速和CODmn是影响N2O通量的主要因素。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传导耦合机理

目的：研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传导与耦合效应。方法：在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风险传导与耦合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事件耦合效应进行测度。结果：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外因素之间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结论：应预判风险之间的关联属性,降低“强耦合”风险因子之间的耦合程度,从源头上阻断或削弱“强耦合”风险产生的条件,建立基于信任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有助于预防与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     

城镇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及效应研究进展

城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土地利用变化, 并引起了各类生态环境效应。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压力驱动机制与模型, 水环境效应、土壤环境效应、景观格局效应、碳排放效应及生态系统服务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发现现有研究对城镇化压力及驱动机制探讨、个案分析较多, 内在机理分析不足。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状态效应研究较多, 但尺度单一; 也存在具体案例分析多, 内在机理规律总结少的问题; 长时间序列、多因素、多尺度耦合研究相当缺乏。文章最后提出在“时-空-量-序-构”各层面与城市区域独有特性相结合的以远程耦合(Tele-coupling)方法开展可持续性的城市土地变化科学(URB-LCS)研究。     

遗产旅游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安置区居民的生态移民感知状况对于把握生态移民实施效果、实现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湖南武陵源3个不同移民安置方式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比分析2010和2016年两次系统性调研数据,分析不同时段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变化和促成感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2010、2016年,研究区居民对“就业机会增多”、“科教培训机会增多”、“景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和“认同移民后的‘农转非’身份”等指标反应消极;强烈赞同“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等指标选项. 2016年,不同性别、年龄、月均收入水平的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和心理影响感知差异较为显著;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移民政策的感知分异明显;投资兴业安置方式的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影响感知相对积极.经济影响感知和移民政策感知成为影响居民对生态移民整体感知的主要因素;就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移民保障体系等问题是居民持续关注的重点.     

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

基于武汉城市圈1990、2000和2009年3期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参照“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采用Costanza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估算武汉城市圈不同地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期间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之间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 得益于水域面积的大幅增长,1990—2009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不断上涨的时序变化趋势,增幅达9.5%,其中,水文调节、废物处理等服务价值的增幅明显;各地区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仙桃市、新洲区、云梦县等地的增长最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且随时间推移,在东、西、北方向逐步形成以武汉市区为中心的“低-高-低”层级分布特征,北部山地丘陵地区的生态优势逐步消减,而南部的高价值组团到2009年发生了结构性扩张.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序变化与林地、水域、草地、耕地的面积变化呈正相关,而其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与耕地和未利用地的空间离散程度呈负相关.     

城市生态系统能-水-食物-土地-气候的“物理量与政策效果”双维耦合研究综述

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任一组分的变化会对其他组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若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可持续发展隐患,需要采用“耦合”方法.本文明晰了“耦合”的3种应用情景及相应定义表述,同时对城市耦合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别从物理耦合视角及政策效果耦合视角进行能-水-食物-土地-气候变化(EWFLC)五系统两两分析总结.从物理耦合视角解读发现,目前的耦合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尺度,并且主要针对两个系统之间的直接耦合关系,间接耦合关系研究相对缺乏,两系统的关联多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从政策效果耦合视角来看,目前针对五系统的政策多面向直接解决目标系统问题,政策实施的中间目标大多可量化,且政策效果评估大多含有多个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可同时结合物理耦合及政策效益耦合的城市EWFLC五系统分析框架,旨在帮助城市开展政策遴选,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福建省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其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

主要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区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厘清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及程度,从而推动部门和行业碳减排对于落实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和Tapio脱钩模型对福建省1997—2017年13个主要碳排放行业进行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和脱钩分析。结果表明: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是福建省主要的碳排放行业,1997—2017年,其碳排放总量由18.89 Mt上升到120.63 Mt,增长量为101.74 Mt。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1%、12.1%、12.1%。13个主要行业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在不断增强。从脱钩关系来看,13个主要碳排放行业的脱钩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十一五”时期开始,部分行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强脱钩。而在“十三五”时期,农、林、牧、渔、水利业表现为扩张负脱钩,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表现为弱负脱钩。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各行业实现脱钩的影响较大,产业结构效应的脱钩努力较小,人口规模效应未做出脱钩努力。     

虑及生态环境的十四片区贫困县多维贫困度量

贫困县监测作为新阶段国家扶贫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前提和保障.本研究充分考虑片区内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的共生共存关系,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内的724个县为研究区,设计体现经济状态(贫困表象)、社会状态(生活保障能力)和生态环境状态(区域发展潜在能力)的县级多维贫困度量指标体系,多尺度多角度分析贫困县的贫困程度、贫困类型、致贫原因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研究区内各县贫困程度为较低贫困和中度贫困多、低度贫困和高度贫困少的 “橄榄型”分布结构;空间上表现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异质性格局,同时存在不同量级、“星点”式贫困核心,贫困县多维贫困存在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局部呈现为高-高与低-低集中式分布、高-低与低-高离散分布;胡焕庸线两侧的贫困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七因素综合型贫困县数量最多,区位优势、地形条件、扶贫绩效等是影响减贫发展的显著性因素,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禀赋恶劣所导致的生态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大部分地区贫困的区域性特征.     

生态保护政策对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覆被的影响

采用CLUE-S模型模拟方法,对基于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政策下2000-2020年间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进行了预案分析.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按历史发展趋势,作为研究区景观基质的林地面积将不断减少,而灌木林地和草地面积将不断增加,景观破碎化程度将不断加剧;“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能够有效增加研究区林地面积,并使草地面积不断下降,同时能够扭转景观破碎化趋势,使景观格局向着更加优化的方向发展.     

基于能值和物质流的吉林省生态效率研究

为探讨生态效率计算方法,结合能值分析和物质流分析构建了生态效率表达式,并对吉林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效率在17a间提高了2.9倍;②生态效率的提高使环境压力降低了205.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7%;③人口增长并非环境压力升高的主要原因,资源消耗对环境压力的影响比废弃物排放更大,但其脱钩现象却弱于废弃物排放;④2000年以后,生态效率对抑制环境压力升高、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在下降,各指标的脱钩指数也均在减小,吉林省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增强.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生态效率研究方法,在实践上有助于深思我国环保政策存在的缺陷,对促进吉林省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on city level: The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in China

As cities represent the microcosm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on city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municipality of Chongqing in China is employed as a case to show whether th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growth has occurred in cities undergo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at is the level of decoupling; and what causes the observed degree of decoupling.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9–2010, decoupl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absolute for the emissions of SO₂, soot, and waste water, while it has been relative for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of CO₂ and solid waste. (2)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2000–2005, decoupling level improved for all the six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in the period 2005–2010. (3) Compared with China and other three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the overall decoupling level of Chongqing is above China’s average while below those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4) During the period 1999–2000, technological change was the dominate factor for decoupling Chongqing’s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as it contributed 131.4%, 134.6%, 99.9%, 97.7%, 104.5% and 54.9% to the decoupling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of CO₂, SO₂, soot, waste water and solid waste, respectively; whil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had very tiny effect to the decoupling of emissions of soot and SO₂, and it even had negative effect to that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of CO₂ and waste water.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 we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decoupling levels fo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suggest approaches for policy-makers on further promoting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中国老工业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力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开展人为因素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作用的量化分析,是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典型的老工业城市--沈阳市为例,基于IPCC能源消费碳排放计算方法,对1978-2009年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核算,并应用基于Kaya等式和岭回归的STIRPAT模型,对影响碳排放量的人文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沈阳市碳排放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先缓升再略降随后快速增加,2009年的碳排放总量是1978年的46倍;人口规模是影响沈阳市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碳排放量与人口数量呈同比例变化;城市化显著影响碳排放量,是仅次于人口数量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子;人均GDP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Kuznets曲线假说;能源强度降低即技术进步因素是碳排放量降低的主要因素.     

Decouple indicators on the CO2 emission-economic growth linkage: The Jiangsu Province case

Jiangsu Provi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Economic growth in Jiangsu has occurred along with rising energy-related CO₂ emission levels. Thus, the link between economic a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represents a risk to the global efforts toward CO₂ emission reduc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ccurrence of a decoupling between the growth rates 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CO₂ emission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in Jiangsu from 1995 to 2009.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long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₂ emission in Jiangsu rose from 18,781.46 × 10⁴ t in 1995 to 52,029.24 × 10⁴ t in 2009,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7.54%.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O₂ emiss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s dominated by the secondary, which accounts for about 80% of total CO₂ emission.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whole Jiangsu economy experienced weak decoupling and strong decoupling except 2003–2005. However the decoupling states for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hole economy.     

湖南市域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研究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指导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3年湖南省14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终端能源消费数据,运用IPCC提供的参考方法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标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湖南市域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及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3年湖南市域碳排放量随时间变化趋势不一,大致呈3种类型变化;累积碳排放量居前3位的市域依次是娄底、岳阳和湘潭,三者累积碳排放量占全省同期的48.92%,而吉首、张家界和怀化3市的累积碳排放量合计仅占全省的2.59%。2)湖南市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存在相似的空间差异,二者均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碳排放量高的市域,人均碳排放量也较高;2008—2013年湖南市域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属于低强度区的市域由2008年的4个增加到2013年的7个,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与市域产业类型有关。3)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增长主要起抑制作用,但能源结构的贡献很小,碳排放量的降低主要是由能源强度引起的;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在2008—2010年和2011—2013年两个时段其累积贡献值分别为74.285和27.579;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驱动较小,在2011—2013年对碳排放增加产生的累积贡献值仅为2.252。湖南当前及未来碳减排的重点是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效并重,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战略层面促进湖南"四大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

应用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核算了1997、2000、2002、2005和2007年5a的中国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现其呈现增加趋势。2007年达到18.53亿t,相当于1997年的1.61倍,年平均增长4.89%. 其次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分析了碳排放效率变化、经济内在结构变迁、消费结构转变、人均消费水平变化、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总量变化等六项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变化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效率因素和人均消费水平变化是驱动碳排放变化的两大主要力量,并且作用相反。碳排放效率的持续提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居民消费的隐含碳排放急剧增加的趋势,是减缓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而人均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成为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力量,是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江西省能耗碳排放时空特征、脱钩关系及其驱动因素

查明碳排放时空演变成因、经济发展脱钩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同时更好进行碳减排具有指导意义。以欠发达江西省为例,基于2002-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消费数据,用IPCC碳核算方法、Tapio脱钩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该域能耗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江西省碳排放量前期快速增长、中后期增长减缓,由2002年的6248.57×10⁴ t增加到2016年的18680.47×10⁴ t,增长率高达198.96%。碳排放强度处于前中期快速下降,后期缓慢下降的趋势,由5.604 t/万元降为0.552 t/万元。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大体呈现着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2002-2009年和2009-2016年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弱脱钩,脱钩弹性分别为0.177和0.105。2002-2009年江西省南部和北部地区脱钩情况不够理想;2009-2016年江西省除上饶市以外的东北部地区脱钩状况较差。（3）2002-2009年,能源结构对江西省碳排放脱钩有微弱的抑制作用,2009-2016年转变为微弱的促进作用,其对各地市碳排放脱钩的驱动方向有所不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脱钩起主导性作用,其在两个阶段的脱钩弹性分别为-0.329和-0.481。经济水平对碳排放脱钩有主要的抑制作用,在两个阶段的脱钩弹性分别为0.377和0.475。人口对碳排放脱钩具有较小的抑制作用。因此,江西省碳减排的重点在于改善能源结构与提高能效,推动新余、九江和萍乡等城市的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江西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城市的绿色协同发展。     

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要素与碳排放的时空耦合关系

碳排放受区域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模式等经济社会多要素的综合影响。开展区域经济社会要素与碳排放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区域内部各要素空间格局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而且对于制定差别化的经济、环境和产业政策，推动区域低碳协调和均衡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2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区域重心模型、空间关联性分析方法、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区域人口、经济、消费水平、第二产业、贫困度、碳排放量等经济社会要素的重心转移特征和地理集中度，并对各要素与碳排放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5—2020年京津冀地区各经济社会要素均不同程度偏离区域几何中心，各要素在空间上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但随着时间推移，不均衡状态有所减缓。(2)研究期内，各经济社会要素的重心移动轨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京津冀地区各要素重心格局易于波动，碳排放与其他要素重心空间耦合性呈现波动式变化。(3)人口因素是影响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贫困度、第二产业比重、经济发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数值也都较高，贫困度、第二产业比重、经济发展水平也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