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

随着全球自然保护区数量以及保护区内部及周边人口的与日俱增,保护与发展的和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看作两个互相作用的系统,从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两方面剖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3种典型模式：发展平衡型、发展失衡型和冲突竞争型,其中发展失衡型又分为社区不利型和保护区不利型。然后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以及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对3种模式加以识别。这种模式的划分以及关键行为特征的识别便于保护区为社区管理工作定位,有助于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川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当地自然保护的影响

采用参与式评估和KAP研究等方法,对马边县境内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及居民生态保护意识和行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社区经济落后、人口增长、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构成对保护区影响的主要因素,另外当地的传统观念及生活习惯也对保护区动植物存在一定影响。通过分析,结合当地情况,为社区及保护区将来的发展提出参考建议。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RA)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应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社区共管--一种全新的保护区管理模式

陕西省引进社区共管这种新型的保护区管理模式,在太白山、佛坪、周至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试点工作。根据社区共管的程序,各保护区确定了社区共管目标,建立了共管组织,制定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计划。根据共管计划,保护区采用新的方式系统地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共管活动,使试点社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开始从社区共管活动中获利。同时,通过建立社区资源保护体系和对资源规划管理,也减轻了社区对保护区的资源压力,促进了保护区的工作。初步实验证明,社区共管是一种适合我国保护区发展特点的、能积极解决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保护管理模式,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     

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与开发前景分析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相统一的旅游资源开发新思路。根据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特点及其分布状况,在该保护区内适度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勘探,发现海岸湿地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条件优越,周边人文、海域景观丰富多彩。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拟将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即新津河口至南港口的834.89hm²湿地作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区。并进行了环境容量及旅游效益分析。通过生态旅游活动,不但能为保护区增强自我发展潜力,还能促进周边群众发展服务性经营,增加经济收入,扩大人员就业。     

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活动趋势及管理对策

通过5年(1997～2001)对王朗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活动的监测,发现(1)人为干扰活动主要包括偷猎、挖药、放牧、旅游等种类;(2)干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7～9月;(3)干扰方式、程度和干扰人员来源随着年度、月份、沟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由于监测巡护和打击力度增强,人为干扰数量和程度有了明显下降。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监测巡护力度、开展社区项目、与周边保护区联合监测巡护工作、增加经费投入等管理对策。     

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效果分析

目前全球各地开展了一系列评估保护区管理成效的研究工作。2005年, 国家林业局对全国634个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535份。本文针对其中的社区参与、社区共管和与社区的协调发展3个指标分析了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效果, 并对社区管理效果的得分情况、区域特征、级别特征和影响管理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3个指标中, 与社区的协调发展得分最高, 为1.85分, 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分别为1.15分和1.03分; 各个区域在社区管理效果方面没有显著差异(P>0.05), 华中地区的社区管理效果平均分最高, 为4.26分, 华南地区最低, 为3.73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效果整体上比省级好, 二者存在显著差异(P<0.01)。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得出, 监测与评价、人事管理、职工培训、管理计划和保护区巡护这5个指标与社区管理效果的相关程度较大。为了提高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效果, 我们建议着重从有效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和各省统筹拨付保护区经费以及完善职工管理制度几方面入手。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几种珍稀濒危兰科植物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野生兰科植物的资源状况进行了概述。根据2002年2月至2003年2月六次实地考察结果,结合1987年卢炯林对河南省珍稀濒危植物的调查结果等,着重对几种原定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如独花兰、大花杓兰、扇脉杓兰、曲茎石斛等的生物学研究意义、地理分布现状及生态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了保护区内兰花资源面临的危机。并提出了保护和持续利用兰花资源的几点建议：(1)保护原地种源,建立种群保留地,进行长期观察研究;(2)加强保护区的管理,避免物种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衰退;(3)采用3S技术辅助开展对野生植物的分布、生存环境进行调查和研究;(4)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建立珍稀濒危兰花繁殖基地,进行物种迁地保护;(5)逐步进行可持续开发利用等。     

保护才能发展、绿色就是财富 保护区管理心得之一

严格控制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的调整,严格限制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活动,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力度,完成8至10个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试点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恢复示范区等建设。到2015年,90%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摘编自《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自然保护区的首要目标就是资源保护,保护区工作者应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把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宣传教育、社区共建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保护区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得到充分体现。为什么保护。从大概念来讲,就是为了保护国家     

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研究——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为例

保护区与周围社区村寨的发展问题是影响保护区安全的大事。本文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基诺族社区巴卡小寨为例 ,通过市场调查和对巴卡小寨村民的问卷访谈 ,探讨保护区与周边村寨的关系问题 ,特别关注村民由于保护区的保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经济损失的数额。结果发现 ,当地居民可以从保护区中获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经济收入 ,2 0 0 1年占总收入的 2 1 2 4 %。但当地村民因为保护区占用土地而蒙受较大数量的机会成本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对保护区的进一步管理和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其管理对策

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加保护区的经济收入,但也会对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和动植物资源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文对国内外开展生态旅游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分析,结论认为,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科学规划,完善管理制度和监测体系,以达到不破坏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秦岭保护区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本文作者根据秦岭保护区群内7个自然保护区(保护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问题：一、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的形状、大小、边界区划不合理;二、各自然保护区由于投资和建立时间不同,发展不平衡。三、周边地区商业采伐严重;四、农业蚕食,非法利用自然资源现象得不到制止;五、交通道路穿越保护区,影响动物基因交流;六、旅游开发缺乏统一管理。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一、在主要动物活动地带建立联合管理区和生物走廊带;二、加强对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投资;三、加强对穿越保护区公路沿线的管理;四、解决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开展社区共管工作;五、对旅游实行规范化管理;六、开展多种经营创收。     

主体功能区视域下的福建省戴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 必然要对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如何协调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目前自然保护区研究学者、决策者和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生态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从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等方面, 进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设计, 提出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具体建议。以福建省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为构建可行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秦岭保护区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管理对策

本文作者根据秦岭保护区群内７个自然保护区（保护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问题：一、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的形状、大小、边界区划不合理;二、各自然保护区由于投资和建立时间不同,发展不平衡。三、周边地区商业采伐严重;四、农业蚕食,非法利用自然资源现象得不到制止;五、交通道路穿越保护区,影响动物基因交流;六、旅游开发缺乏统一管理。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一、在主要动物活动地带建立联合管理区和生物走廊带;二、加强对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投资;三、加强对穿越保护区公路沿线的管理;四、解决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开展社区共管工作;五、对旅游实行规范化管理;六、开展多种经营创收。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蝶类多样性

通过对安徽省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蝶类资源的调查 ,共发现蝶类 65种 ,隶属 1 0科 46属。区系分析结果表明 ,该地区蝶类呈现由东洋界向古北界过渡的特征。结合保护区的地理地貌、植被类型、土壤、气候等生态地理因素 ,分析了保护区蝶类的垂直分布特征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四川省三个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及保护

2002年7-9月,分别调查了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米亚罗自然保护区和泗耳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在这三个保护区共采集鱼类16种。其中,大风顶保护区6种,米亚罗保护区8种,泗耳保护区7种。分析了各保护区鱼类的资源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建议。     

基于三角模糊数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评价

从生态环境特征、资源影响力、社会经济影响3个方面,选择地形、气候、生态脆弱性、典型性、环境影响、经济效益等16个指标,构建评价模型,运用三角模糊数方法,进行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评价。结果显示: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整体发展良好,发展生态旅游将会对保护区的文化、经济、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将三角模糊数应用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评价模型,克服了定性指标难以量化、可比较性差的缺点,可以为生态旅游评价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对生态旅游评价具有新的借鉴意义。     

社区居民保护意识及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研究

圈养动物放归项目是否成功,与放归地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化培训与放归项目自2010年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野化培训圈养大熊猫陆续被放归野外并开展了持续的跟踪监测。2017年,在6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至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基于入户调查426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了四川省六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知识、保护意识和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并分析放归发生地组(栗子坪)、相关地组(冶勒、大相岭)和不相关地组(嘛咪泽、老君山和瓦屋山)之间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六个保护区相比,周边社区居民在保护知识、保护意愿和放归支持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2)各保护区多数居民都支持大熊猫放归,放归发生地组支持度最高,相关组居中,不相关组的支持度最低;同时,不相关组在保护意愿和态度上的得分也低于其余两组。即使放归项目处于未实施阶段,当知道项目的居民比例上升时,该社区对放归的支持会进一步提高。(3)管理部门和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对提高居民保护认知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