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运河水上生态旅游体验产品开发研究

根据水上旅游所具有的独特观光游览方式, 以生态旅游体验为理论基础, 结合国内外对内河水上旅游产品开发研究的实践, 运用 ASEB 栅格分析法对扬州运河水上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析, 以旅游者生态体验满意度出发, 基于生态视角从旅游、生态、景观、文化空间等四个维度研究运河水上旅游景点和生态旅游产品设计等, 探索我国内陆城市河流水上游项目开发设计和实施路径。     

银川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湿地生态旅游既是生态旅游的一种专项形式, 也是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资源开发的有效方式。银川湿地资源丰富, 开展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通过对银川国家湿地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的SWOT 分析得出影响其发展的相关因素, 运用内、外部环境分析矩阵法对这些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以探讨发展湿地生态旅游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以“生态安全为底线、生态文化为核心、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开发理念, 以社区参与、政策、资金等为保障机制, 以完善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升级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为开发方式的银川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模型, 以期实现银川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区的景观生态问题及其调控

目前,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生态破坏现象,严重影响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旅游区建设中亟待重视的问题。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生态旅游区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并运用景观生态学、旅游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解决生态旅游区生态问题的景观生态调控对策和措施,包括进行旅游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合理的旅游生态管理容量、对旅游景观结构进行生态化设计、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加强旅游生态教育和旅游环境监测等方面。     

生态旅游及其规划与管理研究综述

生态旅游是新兴的旅游形式和思想,是应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为旅游学界、生态学界及其它相咩学科所关注。因此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生态旅游的产生、定认、特点与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分别阐述了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环境等４个要素的研究概况,重点分析了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的研究现状,还归纳了生态旅游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在以上基础上,总结了生态旅游研究的特点,并对研究方向作了评述。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1997年总目录

第1期·网络通讯·对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的评估意见……………………(3)·生态旅游专■·熏湖山生物圈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研究(附问卷调查表)………………………………………………………黄忠良等(6)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市场调研的尝试…………顾建清(14)论旅游生态和生态旅游…………………………韩也良(11)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方法探讨——建立生态 旅游示范区……………………………………李寒娥(19)道路设计——旅游生态规划的重要内容……刘鸿雁等(23)山口红树林保护区旅游资源及其生态旅游的初步设计.“……………一………………………     

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研究

黄河首曲地区具有突出的生态功能和较高的旅游价值,研究选取距水域湿地距离、草地覆盖情况、森林覆盖情况、海拔高度、坡度和偏远程度6个表征地区自然性的标准,采用GIS技术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并结合首曲自然保护区要求对研究区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研究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可划分为五级,Ⅰ级适宜度最低,适合开发一般的生态旅游或大众旅游,V级地区适宜度最高,原生态景观价值突出,但环境敏感性也高,宜发展严格生态旅游,以最大化保护生态环境。出于协调旅游功能与生态功能的统一以实现地区生态景观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研究区被划分为3类功能区、8类功能亚区,且均具有各自特殊的主导和辅助服务功能。研究最后根据各功能区、亚区的特殊服务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以促进生态旅游的合理性规划及未来可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方法探讨——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

1 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必要性面对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剧增、传统观光旅游等因素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实,生态环境保护呼声的高涨和回归自然旅游热潮的兴起,满足自然环境保护和游人旅游需求的新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适时地出现在当今世界旅坛上。生态旅游以其利用上的可持续性、层次上     

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旅游示范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国家级和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地理集中度指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     

广东珠海荷包岛生态旅游资源分析及规划

在对广东省珠海市荷包岛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认为淡水资源是荷包岛开展生态旅游的限制因子. 同时依据在生态旅游规划中的生态保护、社区参与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将荷包岛划分成西部(大脑山)生态保护区、中部生态旅游利用区和东部旅游开发保留区等3个功能区.并对岛上的旅游线路、旅游活动和相关旅游设施建设等进行了初步设计.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金银滩草原景区旅游功能区划

基于2008年青海省金银滩草原景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从保护区级别、植被类型、地形坡度、土地利用类型4个方面构建了草原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GIS技术对具有较高旅游价值与生态功能的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了生态敏感性评价与区划,对每个敏感区的生态环境特征与生态敏感性进行了分析,并对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旅游功能区划.结果表明:金银滩草原景区可划分为高度生态敏感区、中度生态敏感区和低度生态敏感区;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将景区划分为3类旅游功能区(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旅游适度区和大众旅游区)和6类旅游功能亚区(湿地保护类、原生态观光类、农牧旅游类、草原旅游类、城镇旅游类和乡村旅游类).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西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了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子模型。以西安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计算分析了2004年西安市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西安市游客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194hm2,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0.0198hm2,人均旅游生态赤字达0.0996hm2,反映出西安市的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才能保证旅游业持续发展。     

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改进

改进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提出了可转移生态足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和根生态赤字/盈余的概念。改进模型减小了由于贸易因素而导致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的偏差。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了旅游区域承受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压力的真实情况,而可转移生态足迹对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不大。旅游目的地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由居民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与旅游者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组成。通过研究根生态赤字/盈余来判断旅游发展的规模是否处于合理状态。以张家界市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市2006年居民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为190.05万hm^2,旅游者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为22.10万hm^2,生态赤字为94.45万hm^2,根生态盈余为7.62万hm^2,反映出2006年张家界旅游发展规模合理。     

Ecological footprint study on tourism itinerary products in Shangri-La,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e eco-footprint analysis of tourism is one of the most up-to-date and effective methods used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ouris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to calculat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EF) of tourism itinerary products by using a component approach, rudimentarily explor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EF which target necklace-like tourism itinerary products and base tourist trips. By applying the model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an “8-day tour of Shangri-La”, a typical tourism itinerary product,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a) Tourism is a kind of life style with tremendous ecological consumption, that is, per capita EF that tourists produce in the course of travel is more than the one that local people produce in their daily life in tourist source areas, and it also exceeds the per capita EF that local people produce in their daily life in tourist destination; (b) According to the component approach, EF of tourism itinerary products is broken down into 7 components, among which “Transport”, “Food”, “Waste” and “Accommod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c)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cological efficiency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ourism; the travel and entertainment sectors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ecological efficiency, while the food and lodging departments have relatively low ecological efficiency.     

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环境教育是当前生态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论题。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4个结构变量,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盐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3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存在差异。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旅游城镇化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演变及驱动因素

研究沿用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旅游城镇化地区所承受的生态压力,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构建足迹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并通过构建驱动指数模型,比较各驱动因素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变化的贡献。以张家界为案例地,研究旅游城镇化各阶段足迹演变及驱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城镇化地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总体上呈现出平缓增长的动态变化,发展能力具有不稳定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不能抑制足迹的增长。在不控制生产总量的情况下,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不可转移足迹。（2）各因素对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影响的弹性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市建设用地、第一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产业内部结构会影响产业增加值对人均不可转移足迹的弹性系数。（3）旅游城镇化初级阶段,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旅游城镇化高级阶段,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建议如下：在旅游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控制旅游规模,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效率,改变高能耗结构,培养居民、旅游者生态意识;在旅游城镇发展的高级阶段,调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二产业效率,培育以旅游引导的技术密集型业态,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和质量,通过贸易实现生物生产性足迹输出,有效控制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增长,显著提高旅游城镇化地区发展能力。     

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张家界市土地利用优化

土地利用多以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数量结构优化,很少对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土地利用进行空间结构优化,鉴于此,为提高旅游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和改善生态环境,在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不仅对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而且实现了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优化。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线性规划法中的Lingo模型求取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的最优土地利用结构,并根据分布规则把优化后的数量结构配置在空间上,借助CLUE-S模型进行土地利用空间优化。结果表明:(1)2015年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7394,旅游环境状况和旅游人文社会响应的安全度均比旅游资源环境压力低。(2)在数量结构优化下,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增幅明显,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有所减少,2025年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8196,比2015年提高了0.0802,处于安全的状态。(3)在空间结构优化下,林地主要分布在桑植县和慈利县的山地丘陵区、武陵源区以及永定区南部;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慈利县、桑植县及永定区城区;草地主要位于桑植县和慈利县的山区以及武陵源区;耕地主要分布在慈利县和永定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未利用地零星分布在慈利县、桑植县及永定区。研究结果可为张家界市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和旅游生态安全建设提供规划指导和技术借鉴。     

Primitivist tourism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wkward relations★

Many anthropologists dislike the tourism depicted in the film Cannibal tours (1988), which values visited people for their supposed embodiment of an archaic mode of life, isolated from capitalist modernity. Here I approach such tourism through how its participants relate to anthropology, based on research into encounters between tourists and Korowai of Indonesian Papua. I juxtapose three patterns. First, Korowai sometimes assimilate me to ‘tourist’ or ‘tour guide’. Second, tourists often embrace ‘anthropology’ as an adjunct to their primitivist goals. Third, certain tourists investigate their own primitivism, in ways that parallel my research on that topic. This diversity of alignments of tourist, anthropologist, and Korowai calls for an analytic strategy not of seeking out the ultimate basic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haracter-types, but of understanding categorization as a practice of its own, through which categorizers grapple with broader historical conditions.     

旅游生态学研究体系

旅游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交叉学科,学科建立的时间短,学科体系发展有待完善.从学科体系研究入手,从学科的概念、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旅游生态学研究体系.提出了旅游生态系统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核心;旅游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管理等是旅游生态学学科研究的主要支撑,是旅游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旅游野外研究方法、空间分析方法、旅游生态评价和旅游生态管理等方法为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     

新疆85个县市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旅游生态安全是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评价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对区域旅游生态安全风险防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新疆8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兼顾DPSIR模型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两者优势,运用Max-DEA软件科学、系统地测度新疆各县市2007-2017年的旅游生态安全,利用ArcGIS10.6和GeoDa0.95i软件的空间分析技术对新疆各县市的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旅游生态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上,新疆多数县市的旅游生态安全指数逐年降低,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空间上,新疆各县市旅游生态安全等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且南疆县市的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优于北疆县市;（2）新疆各县市的旅游生态安全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旅游生态安全空间集聚态势明显;（3）新疆旅游生态安全低-低类聚集区域范围有所扩散,高-高类聚集区域范围则正在缩小,负面空间溢出效应增强,正面溢出效应减弱;（4）影响新疆各县市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城镇化率、游客人数、游客密度、旅游空间指数、星级酒店数、植被指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旅游接待能力以及每万人拥有教师数。基于研究发现,本文刻画了新疆旅游生态安全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对新疆各县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生态效率视角下旅游业生态福利及驱动因素——以常州市为例

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是绿色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本文立足于生态效率模型,创新性地提出旅游业生态福利指数,据此分析1995—2017年常州市旅游业生态福利变化趋势及驱动效应,旨在为评价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1)1995年来常州市生态足迹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但旅游业各部门生态足迹均不断增长,游客人均资源消耗约为本地居民人均资源消耗的2.81—9.37倍,面临艰巨的节能减排压力。(2)1995年来常州市本底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效率逐年提升,分别增加了37033元/hm~2和44226元/hm~2;同等资源消耗下,旅游业平均每单位产出高14409元/hm~2,但游客年均消耗的自然资源却为本地居民的5.78倍。(3)1995—2007年间常州市旅游生态福利升降波动频繁,2007年来呈以直线式地骤降,受规模效益影响,旅游业的绿色生态福利和高效性不断弱化,为全市的资源节约量下降了10.7倍。(4)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sivia Index, LMDI)揭示规模效应、经济效应对旅游福利水平变化起到显著地负向驱动效应,效率效应、技术效应起到正向拉动作用。未来,常州市旅游业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走出"无烟产业"误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工作,走资源利用精细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大限度提升旅游业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