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 明确面临的主要压力和保护空缺, 可为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指标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工具, 但是目前尚未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的文献报道。我们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 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主要威胁因子、保护和传承措施, 初步构建了区域和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咨询, 确定了30项指标, 其中压力指标7项、状态指标14项、响应指标9项。这些指标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综合评估, 还可以对其基本状况、受威胁状况、保护与传承状况、相关遗传资源进行单独评价。此外, 基于评估参数计算的数据需求, 我们借鉴国内外民族植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的主要研究成果, 建立了“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体系”, 并通过试点调查进行修改完善。 “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以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为主, 并辅以生物学和生态学调查;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目标群体进行抽样, 确定访谈对象。     

中国实施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国际社会于2010年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该战略计划确定了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采用“压力-状态-惠益-响应”模型,建立了评估2020年目标进展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压力和响应4个方面,涉及17个一级指标、42个二级指标。研究表明,除目标2、16和18因缺乏相应指标无法评估外,目标1、3、4、5、7、10、11、14、15、17、19、20的相关评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表明这些目标的实施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特别是目标3（鼓励措施）、目标5（减少生境退化和丧失）、目标11（强化保护区系统和有效管理）、目标14（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15（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进展较大;但目标5中的草原生态系统保护,目标6（可持续渔业）、目标8（控制环境污染）、目标9（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目标12（保护受威胁物种）、目标13（保护遗传资源）的相关评估指标大多呈现恶化的趋势,表明虽然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尚需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今后应进一步开发生物多样性价值、可持续消费、生态退化、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方面的指标,更加重视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重视濒危物种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南通市为例

借鉴"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力"概念模型,依据数据可获取性,构建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江苏省南通市海岸带为例,利用状态空间法开展研究区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综合承载力评估,五县(市)陆域、滩涂、海洋和区域的综合承载力基本处于可载状态,部分县(市)出现满载。从2005年至2009年,滩涂、海洋和区域综合承载力基本呈上升趋势,海门市海洋和区域的综合承载力上升分别为124.61%和142.98%;而陆域综合承载力呈下降趋势,如东县下降达22.42%。基于指标承载力贡献率分析,污染物及能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压力是影响综合承载力关键因子。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的评估与分析,可作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国家评估指标的对比研究及对策建议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大幅减缓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将"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评估指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是国家层面上履约的重要行动之一。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对其关注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间的联系。以每个关注点为对比基础,以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对各国"爱知目标"关注点采取的相关指标及行动进行对比分析,识别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公众参与(1-2),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补贴政策(3-2),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连通性(11-4),《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传统知识的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关注点目前缺乏相关的评估指标。可持续消费(4-2),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可持续渔业(6-2),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7-2),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暂未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以上国家相关指标设定和相关行动的经验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系;(2)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3)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4)开展公众科学活动,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但以往研究对苔藓、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关注不够,而且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部分调查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满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因此亟待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在整理历史和现有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的基础上,推荐采用网格法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按照10 km×10 km分辨率,将全国划分为97109个调查网格;制定了陆生高等植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2个类群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从调查内容规范、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要求等方面探讨了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重点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并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技术方法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推广,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IPBES评估报告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以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为例

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首个政府间、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科学政策平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传粉者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获得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为科学评估-政府关注-出台限制性政策措施的过程和模式。基于IPBES 2016年发布《传粉者、传粉与粮食生产评估报告》(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Pollinators, Pollin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的事实, 推测IPBES交付品可能促进对新烟碱类农药产业和蜂产品尤其是野生蜂产品交易限制性政策的产生。并进一步分析了IPBES交付品可能在全球以及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领域带来的影响, 比如可能通过促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学评估, 进一步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本文旨在为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适应性政策提供科学支持。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辽宁省长海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

为了准确评价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状况,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我们选择辽宁省长海县开展研究。长海县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渔业县,捕捞、海水养殖为长海县的支柱产业,境内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我们收集和监测2004–2013年间长海县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等数据,以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PSR框架模型)为基础,筛选出19项指标组成长海县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计算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结果发现:2004年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为历年最大,达0.660,评价等级为良;2013年为历年最小,只有0.471,评价等级为中。2004–2007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要好于2008–2013年。分析其中的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的变化,发现构成压力指标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外来物种养殖产量、旅游人数和海上货运量等诸多指标的归一化值多年来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生物多样性压力呈加大的趋势,对长海县的生物多样性状态存在潜在的影响。     

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的理论与应用

我国目前处于生态环境管理的转型期，尚未形成统领水生生物、生物栖息地、水质与水量等要素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在总结相关水生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形成了基于水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和状态梯度效应理论的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构想与方法，分析了淡水生物完整性对自然地理要素、水环境压力、栖息地质量的响应机制，提出以水生态“功能分区-状态评价-问题诊断-目标预设-可达性评估-目标确定”为主线的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体系，研发了生物完整性评价、水生态保护目标预设和可达性分析等技术方法。以江苏省常州市为典型水生态功能区应用案例，验证了技术体系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探索可为全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与方法

评估、模拟和预测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趋势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指标和数据、模型和情景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理论建设和方法集成的重要工具。但是,目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的综合对比研究相对缺乏。因而,系统评述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概念框架、评估指标以及各类评估模型和方法的最新进展。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的级联框架是极具逻辑性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方法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难以充分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和影响机制、服务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理,有效地指导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决策制定。然而,这些评估指标和方法可为构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成模型研究的框架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基于此,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成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i)目的:基于自然—社会综合特征的情景分析确定所解决的科学问题,输出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决策制定方案;ii)内容: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生物多样性的层次结构、组分间相互关系、驱动要素、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iii)方法:对现有的各类模型和模型组合进行比较和不确定性分析,建立符合区域实际需求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制图模型库。在此基础上,建议我国应尽快发展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标准化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估模型系统,定期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综合评估,掌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提升我国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IPBES工作进展及我国对策建议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首个政府间机制,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正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其评估成果大大提升了全球决策者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2019年4月, IPBES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一轮工作方案(2014-2019)各目标的实现情况, 通过了第二轮工作方案(2019-2030), 为未来10年重点工作和评估方向提供指导。本文结合两轮工作方案的具体目标, 分析研判了IPBES工作及评估进展, 对各成员国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IPBES评估发现, 人类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 IPBES正通过发布一系列的评估报告,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进一步主流化、政治化。我们建议,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IPBES的作用, 积极参与有关进程, 加强跨部门跨学科协助, 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提升我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谈判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作用、现状与中国行动思考: 基于CBD履约视角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是在全球范围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主要途径, 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维护中国海外发展利益和构建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政策工具。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理论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基于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融资水平分析, 以及全球主要多边和双边生物多样性援助组织政策经验总结, 从援助融资、总体布局、重点实施三个层面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体规划和行动建议, 以期为即将于2021年在云南举办的COP15大会上, 中国作为东道国提出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国际倡议和国家行动计划提供理论支持。     

The utility of the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2010 (SEBI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2010 (SEBI 2010) indicator set is described and critically reviewed for coverage and gaps. The indicator set is tested for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would support trend analysis and found to be sensible, but the deficiency of direct biodiversity measurement rather than pressures on biodiversity is problematic. The lack of a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indicator is an obvious omission, wherea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wo indicators (exte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nitrogen deposition) have a centr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pressures on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A comparison with the UK Biodiversity Indicator Partnership annual assessment shows that this latter has better coverage at the biodiversity level and a simple method of presentation for an overall review. This has to be viewed with caution since disaggregation of the indicators shows contrary trends and even some misleading trends. Six recent papers proposing critical new indicators (three for invertebrates and three for freshwater ecosystems) are reviewed, and all are found to have deficiencies either in their sampling protocol or in the aim to produce a single headline value for a complex situation. The need for an ecosystem function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currency for measuring is expressed and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published by Butchardt et al. (2010) and Vačkář et al. (2012).     

国家公园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评价方法探索: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例

中国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公园的完整性和原真性评价是国家公园的布局规划、边界范围确定以及功能区划等研究的前提条件。为了评估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状态, 本文基于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通过指标筛选、专家咨询、指标量化和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构建了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量化评价方法。该评价方法包括5个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标、5个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指标和2个综合评价指标。以浙江省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例, 本文初步评估了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状态, 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级。按照本研究的评价方法,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结果为52.83%, 评价等级为较差;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评价结果为87.06%, 评价等级为好。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有待关注和提升的指标有保护区域完整性指数(27.00%)和旗舰种适宜生境完整性指数(53.04%)。最后, 本文结合研究区域评价结果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领域应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评价方法可提供一种评价指标覆盖较全面、数据易获取, 且评价结果易被决策者和管理者理解的评价思路。     

2011和2019年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状态及变化评估

适时掌握国家生物多样性维护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特征,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及措施实施的重要科学依据。针对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考虑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人类活动的生态胁迫、人类社会响应3方面影响因素,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评估了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11和2019年的状况及变化。结果表明：（1）从2011到2019年,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人口以迁出为主,但路网密度显著上升,人类干扰指数和生态空间破碎度仍然呈增加趋势;（2）2011和2019年,各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综合评估指数BDI总体上均维持在0.4以上,生境质量总体上处于中、良等级范围内;（3）从2011年到2019年,各生态功能区BDI值平均从0.582上升到了0.606,中、良等级的功能区占比从61.5%提升到了76.9%;（4）从2011年到2019年,有2个生态功能区的BDI值出现下降,占比15.4%。近十多年内,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总体上呈现持续向好的变化趋势,但人口密度、路网建设、生态空间破碎度等因素,仍然是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关键压力,而加大保护区面积并严格控制,是缓解压力的有效途径。     

基于地面调查的植被生态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保障生态质量的基础，也是基于自然的生态系统增汇、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利器。植被是生态质量评价的核心要素，但目前的生态质量评价研究中所用到的植被指标多是通过遥感反演或者气象指数模型计算得到的，而基于典型生态系统尺度地面调查的植被观测数据更直接、更准确，数据也很丰富，却很少用于生态质量评价，也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献研究、专家研讨和问卷调查，并借鉴群落退化演替和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研究的理论基础，构建基于地面调查的植被生态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整体分为三级，一级综合指数由群落结构指数、物质生产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群落发展或者演替趋势4个二级分项指标构成，二级分项指标由12—14个三级指标组成，不同植被类型各有其特征指标。该体系将完善我国多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新时期国家生态质量评价提供科学建议，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生态监管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生态监管是保障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途径，生态保护修复监督评估是我国当前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生态监管开展的有力抓手。在对国内外已有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相关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目标，结合生态监管要求，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类型、指标可操作性和兼容性等因素，综合运用频度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提出了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成效和工程管理成效的指标体系。其中，生态环境成效指标由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组成，共性指标包括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干扰等方面的具体指标，个性指标包括森林保护修复工程、草原保护修复工程、湿地保护修复工程、矿山修复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石漠化治理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不同工程类型的具体指标。工程管理成效指标主要包括工程绩效、工程实施及公众满意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在对各项指标评估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评估计算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基于生态系统格局指数、生态系统功能指数、生态干扰指数、工程管理成效指数及不...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a marine ecosystem: case study of the Baltic Sea

Assess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marine ecosystems are increasingly needed to inform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regulate human pressures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some generic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related uncertainties involved in marine ecosystem assessment, using the central Baltic Sea as a case study. The objectives of 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the Baltic Sea are largely focusing on biodiversity, eutrophication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comparative evaluations of the status of these three segments, by applying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Ou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re sensitive to a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or ecological quality objectives that are affected by a broad spectrum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processes (biodiversity), less so for objectives that are influenced by a relatively narrow array of drivers (eutrophications, hazardous substances). The choice of indicator aggregation rule appeared to be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for assessment results for all three segments, wherea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ndicators had only a minor influence. Trend-based assessment was shown to b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reference-based evaluation,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defining reference values and indicator aggregation methodologies.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help in setting priorities for future effort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in the Baltic Sea and elsewhere, and to ensur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assessment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