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寒武系微生物岩中的葛万菌化石及其微观结构*

葛万菌(Girvanella)是由一个相互串联着的细胞列和外部包绕的多糖质黏性胶鞘组成的蓝细菌化石,是豫西寒武系微生物岩中最常见的钙化微生物。葛万菌丝状体在不同的微生物岩中具有不同的排列方式。潮间带环境中的叠层石其葛万菌主要发育在暗色纹层中,丝状体呈规则的水平状分布。在低能的鲕粒滩滩间或滩后洼地环境中形成的核形石形态及圈层结构均不规则,葛万菌丝状体在其核心和暗色纹层中整体表现为不规则的密集缠绕状;高能鲕粒滩环境中的核形石形态浑圆,圈层结构规则,葛万菌丝状体在核形石暗色纹层中多沿切线方向分布。凝块石形成于台地鲕粒滩滩间局限海环境中,葛万菌丝状体相互交织成不规则团块状发育在凝块中。巨鲕形成于台地鲕粒滩滩间海环境,葛万菌丝状体在内圈层呈密集缠绕状分布,在外圈层则沿切线方向展布。虽然葛万菌群的排列方式在不同微生物岩中有所不同,但是单个葛万菌丝状体的特征相似。在偏光显微镜下,葛万菌丝状体呈略弯曲的无分枝、不分节、细长管状,相互缠绕叠覆;单管由深灰色的管壁(胶鞘)和中间明亮的管芯(细胞列)组成。在电子显微镜下,葛万菌的管壁由直径1—2μm沿径向放射排列的粒状或短柱状方解石组成,为葛万菌光合作用诱导产生的生物矿物;管芯直径10—20μm,长度50—200μm不等,由圆柱状方解石组成,为成岩期重结晶所致。根据葛万菌的显微结构,结合现代管状蓝细菌的特征,葛万菌由短杆状细胞而非球状细胞组成,其结构应为由短杆状细胞组成的细胞列、细胞壁和细胞外的胶鞘(EPS)。     

豫西登封寒武系第三统张夏组凝块石灰岩及其控制因素

依据宏观生长形态和成因环境,豫西登封寒武系第三统张夏组凝块石灰岩可划分为三种型式。小柱状凝块石灰岩以发育分散小柱状凝块为主,形成于潮下带上部中—高能交替的沉积环境;块状凝块石灰岩以不规则块状凝块为特征,形成于潮下带下部低能环境,并受动荡水流影响;树枝状凝块石灰岩以发散的树枝状凝块为特征,形成于正常浪基面之下的深水低能环境。凝块石灰岩发育以风暴成因的竹叶状砾屑灰岩开始,以持续高能环境中发育的厚层鲕粒灰岩的出现为结束。凝块石灰岩形成的水深和水动力条件、依附基底特征和陆源泥质供给等影响凝块石灰岩内部结构和宏观形态,控制着凝块石灰岩的特征发育和整体演化。     

河南登封寒武系第三统张夏组核形石与遗迹化石的耦合变化

河南登封关口剖面寒武系第三统张夏组下部碳酸盐岩中发育了大量的微生物成因的核形石和后生动物遗迹化石。在野外和显微镜下对核形石和遗迹化石进行观察,并统计它们在地层中所占比例,表明核形石和遗迹化石存在着耦合关系。下部地层以发育凝块石和形状不规则、纹层不连续、代表一种低能弱搅动水体的Ⅰ型核形石为主,不含遗迹化石,表明此时微生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中部地层则以发育浑圆形、纹层连续的Ⅱ型核形石和遗迹化石Planolites为特征;而且随水体能量的增强,Planolites丰度逐渐升高,核形石丰度逐渐降低;二者的丰度变化说明后生动物的存在对核形石的数量有一定影响,但未破坏核形石的生长条件。上部地层发育大量Thalassinoides和生物扰动构造,缺乏核形石;后生动物对沉积基底进行反复扰动,彻底破坏了原始层理以及微生物造岩的环境,核形石消失。可见,在张夏组沉积时期,微生物与后生动物以及环境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相互作用关系。     

晋东北地区寒武系微生物岩及其与沉积环境的关系

位于华北地区中北部的晋东北地区,是我国华北型寒武系沉积的典型地区之一,微生物岩在地层中十分发育。根据微生物岩的宏观构造、内部结构、底栖微生物群落及其与沉积物之间的作用方式和特点,可将该区微生物岩分为五种类型：１．叠层石,２．核形石,３．树枝石,４．凝块石,５．隐生石。通过对各类微生物岩与沉积环境及底栖微生物群落关系的分析,认为：微生物岩的宏观特征受底栖微生物群落的种属及其与沉积物的作用方式所联合控制。根据本区的研究资料,微生物岩主要发育在潮间带下部和潮下带的古地理位置。     

陕南川北志留系特列奇阶宁强组礁相中的微生物岩和钙藻

分布于扬子区西北缘宁强-广元地区志留系宁强组以约三千米厚的浅水相泥页岩,海相红层夹灰岩为特征,部分灰岩层段中发育生物礁,通过对礁灰岩的微相分析表明,菌藻类可通过四种方式参与造礁过程;1）叠层石;2）凝块岩;3）核形石;4）钙藻碎屑堆积,其中以叠层石和凝块岩最为常见,它们对灰泥基质起显著的粘结作用。而核形石和钙藻相对较少,有的叠层石出现于礁顶相并作为后生动物骨架岩造礁衰减的标志。     

山东平邑盆地卞桥组(晚白垩世马斯特里赫特晚期)泉华成因的核形石

山东平邑盆地在白垩纪末期源于周缘蒙山和尼山2个隆起区的物源碎屑供给量减少,长期维持清澈湖水环境而有利于湖相灰岩沉积。柏林剖面卞桥组1段下亚段为百余米厚的湖相灰岩序列,其中的大部分核形石是通过湖底钙质微生物粘结作用形成的。本研究发现这里还存在暴露于湖面之上的泉华沉积,部分泉华周边低洼处出现丰富的包壳粒,以大小不同的核形石最常见,主要是通过超饱和碳酸钙泉水化学结晶过程形成的,有的泉华周缘也未能发现核形石,如此看来泉华型核形石分布具有局限性。     

塔里木板块塔中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的核形石

核形石包壳特征是分类的重要依据,包壳形态在一定程度取决于其生长环境中的水流能量因素.塔中油田3口井上奥陶统凯迪阶良里塔格组礁滩相所显示的生态指标具有差异性,其中核形石形态学与其产出层位沉积时的能量条件具有很大程度的协同.全包裹型圆形或椭圆形核形石多见于颗粒厌岩和泥粒状灰岩,代表中-高能沉积环境;正常核形石在高能环境出现频率较大;薄皮型核形石多为中等能量的产物;半包裹型核形石多见于灰泥基质的粒泥状灰岩-泥粒状灰岩,指示水流能量偏低的环境,复合型核形石具备半包裹型和全包裹型核形石特征,代表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强、中高等能量相互交替的环境.     

核形石的分类及生态研究

核形石(oncolite)是包壳粒(coated grain)的一种类型。它是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海洋沉积和淡水湖泊沉积中常见的一类生物沉积构造(Perty,1983)。自本世纪早期到现在,不少地质学家已注意研究核形石,但至今尚未有一个被大家采用的描述及分类命名方法。核形石不但具有一定的地层划分和对比意义,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古环境。它分布面广,延续时间长。我国前寒武纪、寒武纪、奥陶纪、泥盆纪、石炭纪海相地层以及侏罗-白垩纪淡水灰岩,     

微生物岩稀土元素恢复古海洋环境的研究综述

沉积岩中的稀土元素组成特征对于解释古海水稀土元素来源和海水地球化学演化有重要意义。海洋无机成因和生物成因的矿物在保存古海水稀土元素信息方面都存在各种问题。由于微生物岩是由微生物的诱导矿化作用形成的, 早期研究认为它是能够记录古海水稀土元素信号最可靠的地质载体之一。但最新研究发现, 成岩作用和陆源碎屑输入也能够引起微生物岩稀土元素组成的变化, 由此可能导致古环境解释出现错误。然而, 非海水控制因素对微生物岩稀土元素组成的影响还不清楚, 也缺乏系统的研究, 这使得微生物岩稀土元素指示古环境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如何从微生物岩中提取真实可靠的古海水稀土元素信号是研究的主题之一, 这对于解决古海水稀土元素随时间演化的问题, 理解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广安谢家槽下三叠统夜郎组底部凝块岩中疑似的蓝细菌化石及蓝细菌生物膜

我国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地层中,微生物岩发育,其中所发现的蓝细菌以结构、构造比较简单的微球状蓝细菌为主。四川广安谢家槽剖面下三叠统夜郎组底部产有一套厚约20m的凝块岩,通过对凝块岩薄片的显微镜照片观察,发现其中产有丰富的、保存精美的疑似的蓝细菌化石,它们清楚地展现了比此前所报道的蓝细菌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构造。根据其特点,可以分辨出四种主要类型:疑似的花冠状蓝细菌,疑似的蛛网状蓝细菌,疑似的嫩芽状蓝细菌和疑似的似管状蓝细菌,文中对它们进行了详细描述。另外,在研究的凝块岩薄片中,还发现了有些黑色的条带,这些条带并没有覆盖整个凝块岩,只是覆盖一部分,其中蓝细菌的结构、构造与条带外的微生物岩中的蓝细菌有着很大区别,条带中的黑色物质远比条带外的多,围绕这些黑色物质的丝状体呈网孔状,而条带外的丝状体则呈长条形或椭球状。这些黑色的条带很可能是原始的蓝细菌生物膜,文中称之为疑似的蓝细菌生物膜,这也是早三叠世蓝细菌生物膜的首次报道。对蓝细菌生物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蓝细菌的生长过程以及生物膜在微生物岩形成中的作用。     

THE APPLIED BIOLOGIST, THE CHILD, AND SOCIETY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t and current applied biology reveals its fundamentally ecological nature, and also indicates the potent influence of the applied biologist upon society. It is urged that in order to impress influence upon pupils biolog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mainly upon field studies, rather than upon predominantly evolutionary,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The nature of past and existing school biology strongly reinforces the abovel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attempts to find and evaluate evidence of the social influences of past and present biological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both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as well as to particular aspects, like food poisoning, the press, and the education of Civil Servants and Members of Parliment.
The potentialities of a Sixth Form biology resting chiefly upon field study are discuss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developing an outlook valuable to-day, but also of treating suitably the pre-university education of future applied biolog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