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确定

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和资金,合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确定成为目前保护生物学领域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定义和内涵,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指生物多样性丰富、物种特有化程度高、珍稀濒危物种分布集中、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过程的海洋区域.其次对保护优先区域确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单元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保护优先区域评估3个方面.继而根据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现状提出保护优先区域确定的基本思路,即在海洋生物地理分区的基础上,根据物种和生境的生物多样性指标确定保护优先区域.最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包括运用生物地理学方法进行单元区划、基于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方法构建生物学指标以及信息网络数据库的构建等.     

中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工作,评估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其损失的影响因素,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在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借鉴国际上生物多样性评估新趋势,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框架,构建了我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了22项评估指标,其中状态指标8项,压力指标7项,响应指标7项,并对指标相关性和可获得性进行分析。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对陆域生物多样性基本状况、受威胁程度、保护成效进行单独定量评价,还可以用于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定量评估,以优化调整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和保护措施。本研究可以为管理部门核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DP)、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等提供技术支撑。     

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监测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国对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持续,进而推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展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构建我国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的建设过程长期而复杂,需要结合科学研究、监测以及决策制定,并基于合理的结构进行指标设计.构建适宜的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监测评估生物多样性状况及变化趋势,已被纳入我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及其行动计划.本文结合国内外经验,从指标的逻辑框架、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指标类型、评价方法等5个方面探讨了指标体系构...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进展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强烈的时空尺度依赖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变量的分析需要在不同生态系统进行多空间尺度、全面和连续的监测。因此, 构建生物多样性研究监测网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 对地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GEO BON)、亚太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APBON)等全球、区域以及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蓬勃发展。中国陆续在国家尺度上建立了针对生态系统和物种的长期监测网络, 其中,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China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 Sino BON)于2013年启动建设, 在我国主要生态系统和环境梯度设置30个监测主点和60个监测辅点, 目前已建成10个专项网对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进行监测, 并建立了以数据标准与汇交、近地面遥感为核心的综合监测中心。Sino BON打造了从地下、地面到森林林冠的多尺度、多类群(功能群)以及多营养级交互为重点的监测与研究平台, 为理解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 以及国家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提供详实可靠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数据。为进一步支撑国家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深化全球多样性保护合作, 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亟需在监测技术、监测区域、数据标准、综合信息平台等方向谋求更大的发展。     

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法:以北美大湖湿地为例

我国湖泊湿地面积大,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受人类活动干扰强烈,退化较为严重。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是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重要环节。在一些发达国家相关的工作已较为成熟,我国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文介绍了北美大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的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法,旨在为建立我国的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提供借鉴与启示。北美大湖湿地共设置约1,500个监测样点,研究人员通过每年对水体环境和五大生物类群(植物、底栖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鸟类)进行野外调查和数据采集,构建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IBI),以评价大湖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健康的现状及未来的变化趋势,为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北美大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不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可操作性强,对构建我国湖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有参考价值。     

国家尺度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载体, 对保护地生态系统进行实时、高频、多尺度的监测是认知其动态变化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管理的基石。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形成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缺少统一的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导致多数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家底不清、动态不明, 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问题的能力不足, 并且在国家尺度上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保护成效评估缺乏联网监测数据支撑。因此, 亟需构建国家尺度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和动态监测网络, 以及一套科学、系统、规范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该文针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的目标和内容, 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指标体系, 确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选取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国家尺度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并在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示范。构建的指标体系针对构成生态系统的6类关键要素(生境要素、生物要素、气象要素、土壤要素、大气和水环境要素、景观要素)制定了30个监测指标, 有效应用于森林、草地、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分和结构的现状和演变特征进行长期、动态化监测, 并可为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康管理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基础数据。     

基于陆海统筹的九龙江-厦门湾海岸生态过渡带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海岸带是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生态过渡带,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矛盾突出。而生态与环境监测是海岸带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是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分析目前海岸带监测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以九龙江-厦门湾为研究对象,通过遥感和生物监测、标准衔接、采样和分析仪器以及在线监测系统研发等技术集成,构建了从污染源、环境质量到生态系统以及景观层次的一体化综合生态监测体系。该体系基于常规监测,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河流-河口（近海）生物、水体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一体化监测;探索制定了适用于九龙江河口不同盐度区的营养盐基准/标准系列推荐值;基于营养盐污染入海总量控制目标,构建了河流入海污染物通量在线监测系统;通过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实现了从关键生态系统到景观的海岸带综合生态监测。基于综合监测体系,构建了兼顾陆海的河口湾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或生态安全的动态评价。因此,通过上述系统的集成,成功实现了从陆域（流域）到河口（近海）一体化综合生态监测,可为海岸带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安全评价、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 明确面临的主要压力和保护空缺, 可为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指标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工具, 但是目前尚未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的文献报道。我们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 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主要威胁因子、保护和传承措施, 初步构建了区域和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咨询, 确定了30项指标, 其中压力指标7项、状态指标14项、响应指标9项。这些指标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综合评估, 还可以对其基本状况、受威胁状况、保护与传承状况、相关遗传资源进行单独评价。此外, 基于评估参数计算的数据需求, 我们借鉴国内外民族植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的主要研究成果, 建立了“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体系”, 并通过试点调查进行修改完善。 “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以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为主, 并辅以生物学和生态学调查;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目标群体进行抽样, 确定访谈对象。     

中国生物多样性核心监测指标遥感产品体系构建与思考

生物多样性的稳定维持关乎人类生存发展与地球健康。生物多样性核心监测指标(Es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s, EBVs)旨在结合地面调查与遥感技术, 为大尺度、长时间序列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然而, 目前学界仍然缺乏一套国家尺度标准化EBVs遥感监测产品数据集, 以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估。本研究旨在对中国生物多样性核心监测指标遥感产品进行体系构建与思考, 首先综述了目前EBVs的遥感研究概况, 并根据EBVs研究文献的数量进行调研分析; 同时, 本文在已有遥感生物多样性产品优先标准的基础上, 添加了“可重复性”的新标准, 并据此构建了中国EBVs遥感产品体系与监测数据集的指标清单, 最终对中国EBVs遥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本研究可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有望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 科学基础与执行计划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措施的制订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信息。设计一个有效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监测网络的设计框架可分为监测目标、监测对象、监测指标、取样策略、数据采集和处理、网络维护以及组织工作等几个部分。目前, 国际上已有5个得到广泛认可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包括地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全球森林监测网络、热带生态评估与监测网络、泛欧洲森林监测网络和亚马逊森林清查网络, 它们的监测目标、监测内容和方法、样地布局及部分监测成果各有特色。我们试图在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森林资源清查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网络布局、建设和运行, 形成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Chinese Forest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Network, Sino BON-CForBio)及其监测规范体系。该网络的科学目标是, 在全国尺度上研究不同典型地带性森林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监测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并阐明其机理、研究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效应。该网络布局以《中国植被区划》中的森林植被区划成果作为顶层设计和监测样地选择的核心依据, 设计了4个层级的监测系统; 其监测指标体系以生物多样性核心指标为主, 并结合我国传统森林群落调查方法进行拓展; 预期建成国家水平上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阐明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效应, 同时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进行有效性监测和验证型监测。     

中国实施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国际社会于2010年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该战略计划确定了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采用“压力-状态-惠益-响应”模型,建立了评估2020年目标进展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压力和响应4个方面,涉及17个一级指标、42个二级指标。研究表明,除目标2、16和18因缺乏相应指标无法评估外,目标1、3、4、5、7、10、11、14、15、17、19、20的相关评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表明这些目标的实施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特别是目标3（鼓励措施）、目标5（减少生境退化和丧失）、目标11（强化保护区系统和有效管理）、目标14（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15（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进展较大;但目标5中的草原生态系统保护,目标6（可持续渔业）、目标8（控制环境污染）、目标9（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目标12（保护受威胁物种）、目标13（保护遗传资源）的相关评估指标大多呈现恶化的趋势,表明虽然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尚需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今后应进一步开发生物多样性价值、可持续消费、生态退化、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方面的指标,更加重视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重视濒危物种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成效与前瞻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于2021年在云南昆明召开, 大会将评估《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执行情况及实施进展。如能达成协议, 将出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作为指导2020年之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性文件。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展现中国以及云南多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契机。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投入巨大努力, 在全国较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开创地方立法先河、率先试点建设国家公园、较早开展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研究工作、建立了首个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 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等众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在梳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就的基础上, 对保护成效进行了评估, 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发展方向及重大意义, 加强全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发挥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减贫示范作用、协调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等方面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同时本文也为进一步促进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资料, 并为COP15提供地方履约实例。     

IPBES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及政策经验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的生计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下降使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大幅降低。多尺度评估能够说明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有利于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符合国情的决策建议。2013年12月,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通过第一轮工作方案, 决定开展“区域/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简称“区域评估”), 即评估亚洲-太平洋(简称亚太)、美洲、非洲以及欧洲-中亚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已在IPBES第六次全体会议上(2018年3月, 哥伦比亚麦德林)审议通过。本文概述了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进展、面临的主要危机和机遇, 探讨了评估对其他国际进程的影响, 综合分析了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以及各区域评估结果的差别, 总结了评估的政策经验, 以期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生物物种资源监测原则与指标及抽样设计方法

生物物种资源监测是了解生物物种资源现状、开展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手段.阐述了生物物种资源监测的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提出了监测计划的制定程序;监测计划应充分考虑所具有的人力、资金和后勤保障等条件,并进行定期评估.分析了指示物种在物种资源监测中的作用与不足;认为应选择具有不同生态需求和生活史的生物类群作为监测对象.讨论了监测指标的选取方法;监测指标应可测量、有科学基础、易被公众接受、低成本和高效益;监测方法应具有科学性,能检测到相应的变化,应采用高效率、低成本的标准化监测方法.分析了现有监测计划在抽样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空间变异性和可检测率对监测数据误差的影响及其处理方式,讨论了样本量确定和监测样地的大小、形状及位置设计.监测样地要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在有限的监测面积中较好地反映监测区域内群落种类组成与数量特征.最后,讨论了生物物种资源监测的尺度和标准化问题.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变革性转变及路径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 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 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 因此, 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 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 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 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 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 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但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 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 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 保障保护资金, 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 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 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 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 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 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dicators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a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evels

As European integration increasingly affects pan-European nature conserv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habitat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support ecosystem integrity monitoring as well as the target of halting biodiversity loss by 2010. The Natura 2000 network of protected sites with a strong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habitat types and strict monitoring obligations is now legally binding for all Member States. From a set of indicators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for habitat monitoring by the SPIN project (Spatial Indicators for European Nature Conservation) we describe measures of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soil func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In a case study from Austria, we show that structure-related indicators hold potential for the documentation of local-scale changes on a degraded raised bog Natura 2000 site. In a regional scale case study in northern Germany, we show how landscape metrics relate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e.g. farm size and livestock density to landscape structure. In a third case study from Slovenia, we show how coarse-scale soil data can be disaggregated to finer scale by integrating top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additional parameters for modelling, and production of soil-related habitat suitability maps. From these case studies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critical issue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dicators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tasks. End users of spatial indicators work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in different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The indicator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demonstrated in our three case studies reveals the cap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a more quantitative evidence base fo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biodiversity in Eur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