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中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工作,评估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其损失的影响因素,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在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借鉴国际上生物多样性评估新趋势...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管理政策分析与启示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仅依靠国内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依托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管理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简称“框架基金”), 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本文梳理了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 比较分析了框架基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异同, 并结合以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使用情况, 从3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国际层面, 提出延长框架基金运行期限、加强框架基金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协同, 在政府层面, 提出加强指导与宣传、研究确定国内支持领域, 在项目申报策略层面, 提出研判项目申报方向和额度、加强与重要利益相关方沟通, 以期为利益相关方开展管理和申报工作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科学前沿

由国际生物科学联盟（ＩＵＢＳ）在１９９１年首先提出,至今已由其它５个重要国际组织或项目（ＳＣＯＰＥ、ＵＮＥＳＣＯ,ＩＣＳＵ,ＩＧＢＰ－ＧＣＴＥ及ＩＵＭＳ）共同主持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是迄今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唯一的国际性项目。１９９６年７月,科学指导委员会草拟了本阶段新的操作计划,并于同年８月在ＩＵＢＳ执行委员会上讨论。操作计划详述了１０个组成方面的内容,其中５个为核心组成部分,其它５个为特别目标     

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监测是为确定与预期标准相一致或相背离的程度,而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视,目前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则是一些简化的生物或环境特征参数,说明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人类活动压力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促进科学界、政府和公众间的沟通,提高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近10年来,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各国学者对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工作,取得了很多进展,其中有些指标已经应用于实际监测项目。本文综述了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筛选的一般标准和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理论,梳理目前已提出或应用的主要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以期为我国构建国家或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生物多样性概念的泛化、指标含义模糊以及知识和数据的缺乏是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的主要困难。我国未来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1）紧密联系实际,构建适应性的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典型生态系统区域的监测;（2）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分析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气候变暖进程,同时,气候变化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二者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故本文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梳理了UNFCCC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CBD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以及二者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总结出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困难:(1)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2) CBD对气候变化议题单向回应;(3) UNFCCC与CBD履约机制分割显著;(4)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基于此,本文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基石,提...     

从《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战略目标变迁解析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 它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和基金自身的政策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从其试点期到当前的第7增资期, 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多次变迁, 研究这些资金机制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的变迁情况对未来相关工作开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各增资期生物多样性领域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对每个热点问题在全球环境基金各增资期中资金量和内容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就中国当前情况与之进行比较, 进而提出了加强对保护地中生态系统代表性的考虑、增强保护地资金可持续性、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加强生物安全相关领域研究、推进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并注重知识管理、加强新问题新挑战的应对、深化资金机制研究等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生物多样性管理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分析及对我国履约的启示

资金议题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关注的热点, 资金机制和资源调动也一直是每届缔约方大会(COP)的常设议题。然而由于资金问题涉及各方政治意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P15主席国, 在资源调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对资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阐述了公共资金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与效力、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资金投入、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重点要素; 分析了是否强调多渠道增资、是否建立新的资金机制、是否取消全部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具体筹资目标等谈判主要分歧; 提出了加大生物多样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相关部门间资金协同管理, 利用各类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的生物多样性投入, 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害风险、加强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融资路径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下“能力建设与发展”议题的磋商、挑战及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与发展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重要议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是将其作为履约的有效执行手段之一。本文旨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方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以及探讨为处理这个问题可选择的优先政策事项。首先,从能力、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这些术语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相关文件中的演变历史;然后,基于历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决定,全面梳理了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磋商进程和COP15主要争论焦点,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资金、规划、项目、信息分享以及与其他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等关键性挑战及其原因;最后,针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从扩宽资金渠道、制定或协调不同层次的战略与行动规划、确保项目和方案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相关公约间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关注点;在国内层面上,从强化顶层设计、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查明生物安全和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加大宣传与参与以及充分利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挑战和展望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工作领域上,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保护成效较低;(3)资金来源不够;(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Administrator of global biodiversit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analysing the effects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Within the study, the effects of organisations are measured by their outcome, i.e. the influence on the behaviour of other actors such as national governments. Three forms of outcomes are being distinguished, namely knowledge brokerage and diffus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negotiation facilit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observed effects 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riables. The CBD Secretaria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1992 and is now located in Montreal with about 70 employees. As most other secretariat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t is the main organiser and facilitator of the convention process. The empirical material shows that the Secretariat has a measurable influence on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ve proces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ffective internal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the qualities of its leaders. Lacking capacity building functions and highly selective effects with regard to the provision of knowledge are explained by the limited formal autonom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problem.     

简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 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 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 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 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 4次会议的磋商, 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 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 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 对框架中30 × 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地球工程开展现状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Climate-Related Geoengineering,简称地球工程)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目的,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工技术和方法对地球环境或气候系统进行干预.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开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讨论的焦点之一.地球工程项目在全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验和推广,与我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参与相关会议讨论以及对会议材料和相关文献的整理,梳理了地球工程的定义和内涵、介绍了不同类型地球工程的开展现状,分析了地球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并阐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地球工程的争论.研究表明:地球工程主要通过改变区域或局地的气候和环境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由于目前对地球工程的影响缺乏足够了解,对生物多样性有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地球工程将被禁止,但节能减排工作的义务使地球工程仍然具有应用前景.笔者对未来地球工程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应兼顾高效、低廉和环境安全的标准,开展地球工程活动应采取预先防范措施,并探讨建立监管机制的可能性.     

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爱知目标\"关注的重点内容,己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共治的前沿领域.中国出于回应生态需求、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坚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探索,推进该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建构,形成多重层级合作共治的组织结构并产生联合执法、信息交流及合作管理的特色...     

Geospatially structured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s a component of a regional biodiversity clearing house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the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Clearing HouseMechanism (CHM), based o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needs tobe rooted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xample ofhow stakeholders of regional data and information can be encouraged to formnetworks linked to national biodiversity focal points (NFPs). We pay specialattention to exploiting the geospatial properties of biodiversity data andinformation, and demonstrate how data and information can best be filtered,classified and labelled to facilitate geographically based information retrievalon the Internet. The geocodability of bibliographic reports proved to be poor,indicating an urgent need to reconsider the geographical properties of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under production. Also, it is useful to utilisenetworking processes with information from fields other than biodiversity wheninitiating the network. Finally, we present and discuss problems of integrityand interoperability of data, and also the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produ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eneral information theory and innovationsoffered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就和展望

2004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10周年。中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加入“公约”。接着就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组建国家履约协调组和许多联络点,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工作的重视和认真的态度。10年来,中国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例如,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重要文件,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和相应的科学与教育部门,开展了许多科研项目和讲授相关的课程,出版了系列丛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学术刊物,重视开展学术交流,建立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相关的管理政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体和产业日益增加和发展等就是明显的事例。履约10年的经验在于下列三个方面(1)保护和发展必须密切结合;(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需要加强。展望未来,只有在加强基础和综合研究以及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下一番功夫,履约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名古屋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谈判进展回顾

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 , 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惠益目标的里程碑式文件, 该议定书将会在2014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本文回顾了《名古屋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上对遵约机制、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信息交换所、能力建设和意识提高等议题的谈判过程, 并对下一步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