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我国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划定的重要区域,辽宁省境内目前并无此类优先区,弥补相关缺失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保护、人类影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划3个准则层7个指标进行计算,依次获得辽宁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指标值、准则层值和优先区识别综合值,结合辽宁省县(市)行政边界和自然保护区边界数据,确定了辽宁西部和东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建议地域范围。其中,辽宁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面积为12951 km²,森林覆盖率为53.6%,包括9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以水土保持作为区域重要生态功能;辽宁东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面积为20057 km²,森林覆盖率为78.9%,包括8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以水源涵养作为区域重要生态功能。上述优先区是国家和省级保护物种的集中分布区,也是辽宁省重要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亟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总体来看,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主要围绕关键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等保护对象的状态以及变化两个层面进行, 并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保护了多少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能否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科学问题。然而, 在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方面, 还缺少针对上述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综述。为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保护成效等近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主要围绕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在某一阶段的状态开展研究, 致力于探究自然保护地“保护多少” “代表性如何” “在哪儿保护”等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同时, 自然保护地内的生物多样性会随着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以及自身演替等发生时空动态变化, 基于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分析, 各国学者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单个自然保护地进行了大量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并逐渐发展出了自然保护地内外配对分析方法以提升保护成效评估的精度, 进而识别出不同自然保护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出了展望, 主要包括: (1)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状态和变化; (2)开展多目标协同的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 (3)强化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识别、调查与监测; (4)提升自然保护地的质量和连通性; (5)探究自然保护地管理措施与保护成效的关联机制。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与实施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优化方面提供参考与借鉴。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进展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protected areas)保护成效是指自然保护地对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效果, 及其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综合成效。近年来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分别从不同空间尺度、评估对象、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指标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的研究进展。总体来看, 近年来的研究已基本覆盖了全球、区域、国家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尺度, 针对森林、湿地、草地和荒漠等代表性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等主要保护对象进行了评估, 发展了“matching”技术等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探索了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应用一些指标进行了保护成效的案例研究。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部门也相继开展了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建议未来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尺度和各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将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与管理评估相结合, 研究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面临的新问题和潜在影响, 为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顾及地形起伏的InVEST模型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识别——以云南省为例

精确识别生物多样性重要区是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以中国典型高原山区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分别用净初级生产力(NPP)定量指标法、InVEST模型和顾及地形起伏的InVEST模型识别研究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结果表明: NPP定量指标法不适用于垂直地带性发育明显的高原山区,其识别区域仅包含自然保护地的26.1%;InVEST模型较NPP定量指标法在云南省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识别区域包含自然保护地的49.4%,但在滇西北破碎化格局明显;顾及地形起伏的InVEST模型提高了生物多样性重要区的识别精度,包含71.7%的自然保护区,同时弥补了NPP定量指标法对水域识别的缺漏,解决了InVEST模型的破碎化问题;云南省生物多样性重要区面积达119466.94 km²,是云南省国土面积的30.3%,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三屏两带一区多点”的格局。     

自然需要一半：全球自然保护地新愿景

在全球尺度上,自然保护地的现状规模和“爱知目标11”不足以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趋势,因此亟须为全球自然保护地设立更高目标,并进一步扩大自然保护地面积。2009年,荒野基金会发起“自然需要一半”倡议（Nature Needs Half,NNH倡议）,建议将地球至少50%的陆地和50%的海洋区域作为某种形式的自然保护地,并增强连通性。系统梳理并介绍了NNH倡议的背景和发展历程,从思想萌芽、正式提出和近期发展3个阶段分析了NNH倡议的主要内容。进一步从理论、政策和实践3个角度讨论了NNH倡议的可行性。最后,建议中国积极参与并在NNH倡议和制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发挥更大作用。     

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与实践

无人机技术的运用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变革。然而, 对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关注不足, 导致了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尚未形成。为更好地发挥多种调查监测技术的各自优势, 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管护和监测提供支撑, 我们总结了国内外已开展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工作进展, 梳理了我国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监测的需求。总的来看,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要保护对象围绕在生态系统、物种、遗址遗迹等或由上述要素构成的景观资源上; 管理目标定位则集中在保护、恢复、科研、宣教、游憩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基于上述需求, 我们归纳提出了包括图像识别与分类解译、数据反演与格局分析、数字建模与地表测量、巡护巡检4个类别共计14个专题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方案, 明确了监测时期与频次、监测指标、监测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数据后处理方法等。同时, 我们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云岭片区内选择植物识别、植被长势、景观格局、地表测量以及执法检查等技术专题开展了应用试验。在技术方案取得良好验证结果的同时, 实现了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技术支撑, 为未来自然保护地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技术储备。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理论框架——生物最小面积概念

稳定而复杂多样的自然生境有利于多样性的形成和保存,剧变并趋于简单化的干扰生境常使多样性丧失。现实中的森林破碎化使区域物种丧失。多样性保护要求具备促使物种能长久生存的生境。生物最小面积概念集中讨论物种长久生存与群落(景观)面积的关系,是多样性保护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根据自然保护实践,提出最小景观,扩充了生物最小面积概念。讨论了生物最小面积概念在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理论框架、了解被保护生物及其生境的自然特点以及建立更全面的自然保护网络等方面的应用。     

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红外相机数据库建设进展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其发展和普及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诸多机会。为进一步推广该技术在我国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的应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在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增设野生动物红外相机数据库专栏, 并通过门户网站“中国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http://www.papc.cn/)对外发布, 向公众开放, 可以随时查阅、下载信息。本文重点介绍了该平台的野生动物红外相机数据库建设进展, 包括所监测的自然保护区、监测方案、数据规范存储、标准化分析、成果介绍、工作计划等内容。2010-2019年间, 该平台使用红外相机调查技术在全国13个不同类型的保护地开展兽类和鸟类资源调查, 累计27.25万个有效工作日, 共拍摄到8.41万张独立图像, 经鉴定有80种野生兽类和200种野生鸟类, 并利用这些数据对野生动物行为、稀有物种探测、人为干扰, 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 子平台牵头单位将筹建自然保护地红外相机数据共享平台, 制定红外相机调查设计、监测技术、数据格式等统一标准化方案, 逐步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网络。     

东北地区水獭分布格局与保护优先区识别

水獭是水生生态系统重要的指示种和旗舰种, 由于强烈的人为干扰, 中国的水獭种群数量大幅下降, 部分区域已局部灭绝。然而目前国内对水獭的调查和研究非常有限, 本底不清的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水獭的野外保育工作。本文以东北地区的欧亚水獭指名亚种(Lutra lutra lutra)为研究对象, 基于2016-2020年的调查数据, 使用组合建模的方法评估了水獭的潜在分布区;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系统保护规划软件分析了水獭的保护优先区并计算了各省级行政区内水獭潜在分布区和保护优先区面临的人类压力; 结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分析了水獭的保护现状, 并以内蒙古森工集团、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伊春森工集团三大国有林区为例分析了重点国有林区在水獭保护中的作用。结果表明: (1)水獭潜在分布区和保护优先区面积分别为104,515.04 km²和45,448.99 km², 其中大兴安岭的水獭保护优先区集中连片, 并与小兴安岭的保护优先区相连, 栖息地之间没有明显地理隔离, 是维持东北地区水獭种群稳定的重中之重; (2)水獭面临的人类压力大小依次为: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古; (3)研究区内1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有63个包含水獭潜在分布区, 覆盖面积为12,168.93 km², 仅占水獭潜在分布区面积的11.64%, 其中3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含水獭保护优先区, 占水獭保护优先区面积的10.88%; (4)三大国有林区涵盖了71.18%的水獭潜在分布区和79.26%的保护优先区(面积分别为74,390.89 km²和36,022.22 km²)。由此可见, 尽管水獭潜在分布区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比较低, 但是在天然林全面禁伐的背景下, 重点国有林区可能在未来东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 因此我们建议将重点国有林区中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逐步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 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保护。最后, 本文结合研究结果和实地调研提出以下保护建议: (1)加强对河流污染物的管理; (2)控制渔民捕鱼强度; (3)开展全面的水獭专项调查并建立长期的监测体系; (4)加大对水獭的科研投入; (5)加强宣传力度, 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西南山地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进展

中国西南山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西南山地红外相机监测网络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区域性红外相机网络之一。该网络由北京大学牵头, 始建于2002年, 合作单位包括科研院所、高校、保护组织、政府部门、保护地管理机构等。网络主要覆盖青藏高原东缘大横断山区域的秦岭、岷山、邛崃山、相岭、凉山、沙鲁里山、云岭7大山系。网络内目前共有41个监测样区, 包括自然保护区、社区保护地、林场等多种类型。网络内监测样区均采用标准的网格化布设规程, 采取统一数据结构与数据库结构、建立离散式数据库进行分散管理的总体架构, 所有监测样区的数据库保持一致的结构和统一的核心字段, 由每个监测样区建立并维护各自独立的数据库。截至2019年12月, 网络内布设有效调查/监测位点5,738个, 已处理数据中调查工作量(以有效相机日计)合计约120.74万天, 积累红外相机照片/视频(删除连续空拍后) 302.59万份, 另有111.16万份待处理。共记录到分属7目21科的63种野生哺乳动物与分属10目35科的182种野生鸟类物种, 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有18与39种。西南山地网络今后的重点工作方向包括: (1)基于通用元数据结构建立统一的在线数据库平台; (2)加强网络内保护地数据管理与分析能力建设; (3)为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保护地管理提供持续支持; (4)针对野生动物种间关系、群落构建机制以及大型食肉动物的生态功能开展深入的动物生态学研究。     

Monitoring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framework using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methods. The Italian case

Protected are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old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mong which the 20 Aichi Targets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COP 10), with their focus on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s supporting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e MEVAP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methodology, Italy's contribution to the topic of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WDPA–IUCN,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 –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The purpose of MEVAP is to provide a periodical review procedure as part of the proces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ts starting point is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pertinent to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o their governance.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obtained using the MEVAP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everal clusters of Italian national parks. While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of this method, the document also proposes an initial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al performance of protected areas and how performance is connected to its governance.Underpinning the study is the need to expand the use of evaluation practices and to spur scientific debate in the direction of widely spread adaptive management methods, with a view to optimising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therefore, achieving the protection targets that must be met by protected areas through their institutions.     

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爱知目标”关注的重点内容, 已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共治的前沿领域。中国出于回应生态需求、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 坚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探索, 推进该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建构, 形成多重层级合作共治的组织结构并产生联合执法、信息交流及合作管理的特色合作机制, 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经验距离形成区域共识乃至全球方案仍有较大差距, 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部分邻国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不足等外部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源于法律依据存在缺位、合作架构缺乏联系、合作范围太过狭窄的内部运行缺陷, 需通过把握多方共同利益基础及帮助提升他国能力建设克服外部障碍, 围绕补充法律规制体系、制定国家整体战略方案及扩充合作保护范围优化现有方案, 以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Antarctica’s Protected Areas Are Inadequate,Unrepresentative, and at Risk

Antarctica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lanet''s last true wildernesses, insulated from threat by its remoteness and declaration as a natural reserve dedicated to peace and science. However, rapidly growing human activity is accelerating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We determined how well the existing protected-area system represents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and assessed the risk to protected areas from biological invasions, the region''s most significant conservation threat. We found that Antarctica is one of the planet''s least protected regions, with only 1.5% of its ice-free area formally designated as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Five of the distinct ice-free ecoregions have no specially designated are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Every one of the 55 designated areas that protect Antarctica''s biodiversity lies closer to sites of high human activity than expected by chance, and seven lie in high-risk areas for biological invasions. By any measure, including Aichi Target 11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tarctic biodiversity is poorly protected by reserves, and those reserves are threatened.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变革性转变及路径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 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 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 因此, 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 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 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 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 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 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但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 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 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 保障保护资金, 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 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 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 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 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 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中国实施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国际社会于2010年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该战略计划确定了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采用“压力-状态-惠益-响应”模型,建立了评估2020年目标进展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压力和响应4个方面,涉及17个一级指标、42个二级指标。研究表明,除目标2、16和18因缺乏相应指标无法评估外,目标1、3、4、5、7、10、11、14、15、17、19、20的相关评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表明这些目标的实施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特别是目标3（鼓励措施）、目标5（减少生境退化和丧失）、目标11（强化保护区系统和有效管理）、目标14（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15（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进展较大;但目标5中的草原生态系统保护,目标6（可持续渔业）、目标8（控制环境污染）、目标9（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目标12（保护受威胁物种）、目标13（保护遗传资源）的相关评估指标大多呈现恶化的趋势,表明虽然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尚需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今后应进一步开发生物多样性价值、可持续消费、生态退化、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方面的指标,更加重视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重视濒危物种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The newly developed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is part of a growing toolbox for assessing risks to biodiversity, which addresses ecosystems and their functioning.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standard allows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all freshwater, marine, terrestrial and subterranean ecosystem types in terms of their global risk of collapse. In addition,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provide a technical base for assessments of ecosystem status at the regional, national, or subnational level. While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criteria were designed to be widely applicable by scientists and practitioners, guidelines are needed to ensure they are implemented in a standardized manner to reduce epistemic uncertainties and allow robust comparisons among ecosystems and over time. We review the intended application of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assessment process, summarize ‘best-practice’ methods for ecosystem assessments and outline approaches to ensure operational rigour of assessments.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will inform priority setting for ecosystem types worldwide, and strengthen capacity to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s the Aichi Target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n integrated with other IUCN knowledge products, such as the World Database of Protected Areas/Protected Planet, Key Biodiversity Areas and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the Red List of Ecosystems will contribute to providing the most complete global measure of the status of biodiversity yet achieved.     

从《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战略目标变迁解析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 它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和基金自身的政策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从其试点期到当前的第7增资期, 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多次变迁, 研究这些资金机制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的变迁情况对未来相关工作开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各增资期生物多样性领域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对每个热点问题在全球环境基金各增资期中资金量和内容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就中国当前情况与之进行比较, 进而提出了加强对保护地中生态系统代表性的考虑、增强保护地资金可持续性、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加强生物安全相关领域研究、推进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并注重知识管理、加强新问题新挑战的应对、深化资金机制研究等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生物多样性管理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in the like-minded megadiverse countries

The group of like-minded megadiverse countries (LMMCs), which harbours a wealth of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dopted a Carta in 2016 to accelerate progress towards achieving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ogress made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LMMCs’ national priority actions; approved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5 and GEF-6 protected area-related biodiversity projects; and relevant targets, goals, and actions from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s). Through their recent actions, these countries have contributed to progress in Target 11,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rine protected area expansion, where they contributed one-sixth of the area added in national water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f implemented as planned, actions proposed by the LMMCs will increase terrestrial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 coverage by 1,106,148 km² and 192,214 km² respectively. Of these commitments, 227,230 km² in terrestrial and 144,475 km²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have the highest chance of being implemented. In total, 741 commitment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above sources, with implications on the qualitative elements of Target 11 (coverage of areas important for biodiversity, areas importa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ecological representation, connectivity, effective management, equitable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ider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Of these 741 commitments, 25% showed a strong likelihood of being implemented. The country-level analysis of all commitments indicates that equitable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will show the most progress, measured against identified gaps, if commitments are implemented as proposed. This progress on the qualitative elements of Target 11 in the LMMCs will also provide benefits and co-benefits for other Aichi Targets and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oth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s well as at the global level.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就和展望

2004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10周年。中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加入“公约”。接着就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组建国家履约协调组和许多联络点,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工作的重视和认真的态度。10年来,中国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例如,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重要文件,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和相应的科学与教育部门,开展了许多科研项目和讲授相关的课程,出版了系列丛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学术刊物,重视开展学术交流,建立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相关的管理政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体和产业日益增加和发展等就是明显的事例。履约10年的经验在于下列三个方面(1)保护和发展必须密切结合;(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需要加强。展望未来,只有在加强基础和综合研究以及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下一番功夫,履约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Evaluation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ed areas: Methodologies and results

Protected areas (P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mbitious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like the 2010 target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In the CBD's Programme of Work on Protected Areas, it is requested that each country conduct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of at least thirty percent of its PAs by 2010.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most common methodologies of P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such as the 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RAPPAM) Methodology,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 and UNESCO's Enhancing our Heritage (EoH) Toolkit. These and other methodologies can help to (1) examin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PAs, (2) identif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3) determine common threats and their seriousness.However, the outcomes of major studies concerning overall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success and failure factors for PA management are partially contradictory. Different results can be due to the approach (e.g. number and type of indicators or assessors included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or to the individual context of the PA (e.g. age, region, IUCN category) and therefore these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when comparing results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studies.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crease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egular monitoring of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in PAs including systematic social science studies with a socio-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focus. Unfortunately, the outcomes of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studie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and have not yet been widely shared or distributed among the conservation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