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分析及对我国履约的启示

资金议题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关注的热点, 资金机制和资源调动也一直是每届缔约方大会(COP)的常设议题。然而由于资金问题涉及各方政治意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P15主席国, 在资源调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对资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阐述了公共资金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与效力、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资金投入、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重点要素; 分析了是否强调多渠道增资、是否建立新的资金机制、是否取消全部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具体筹资目标等谈判主要分歧; 提出了加大生物多样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相关部门间资金协同管理, 利用各类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的生物多样性投入, 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害风险、加强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融资路径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履约协同战略

目前国际层面已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多边公约(包括条约和协定),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本文基于相关国际公约的既有战略目标, 分析了这些战略目标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公约的实施在国际层面是由联合国的不同机构负责, 在国家层次也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牵头。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履行机构主要有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多个政府主管部门。我国现有履约机制的模式是针对某一公约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履约协调委员会, 并在牵头部门建立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履约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有: 各履约机构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和开展国内履约工作中因缺少沟通和协调, 造成对外政策不一致、对内工作重复的现象; 部门间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甚至相互不提供数据。最后, 作者建议在国家层次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 包括为协调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国际谈判立场而建立协同工作组, 为增强国家履约效率而综合各部门履约行动, 以及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有进展, 审议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后者是实现2050愿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有助于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现在是将来也是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保证。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的数据, 目前各缔约方每年对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额度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2015年时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占GDP比例为0.255%, 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近年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连年增加, 2019年时已经达约0.6%。有研究表明, 目前全球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缺口至少500亿美元, 未来十年还有更大的资金缺口, 而且当前已有生物多样性资金渠道比较单一, 并存在一些短板, 远远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要求, 急需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调动更多资源, 推动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和目标的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可以与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其他相关环境公约协同增效, 比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减缓等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中国作为COP15的东道国, 有积极协调磋商的责任, 力求在大会上推动形成一个新的资金机制, 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保驾护航。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将独立于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 具有多样化投资渠道并引入绩效评估机制, 将经费与任务目标关联,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公约》新议题的产生与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三大环境国际公约之一。随着《公约》谈判的不断推进,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逐渐由《公约》中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为《公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96年召开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COP-3)首次提出企业(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后, COP-5将企业参与列入《公约》议题, COP-6正式将企业参与纳入《公约》全球战略, COP-8首次将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单独纳入《公约》决定, 并提出下一步开展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COP-9拟定了《企业优先行动框架(2008-2010年)》, COP-10决定开展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对话论坛。迄今为止, 《公约》秘书处共组织了4次全球企业界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GPBB)论坛, 就这一议题进行专题交流和探讨。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也是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对此十分重视, 并派代表团参加了GPBB-3和GPBB-4两次会议。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形势, 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利用GPBB国际平台适时宣传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加强技术研究, 制定我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标准、规范或指南; (3)深化平台建设, 搭建企业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 (4)建立跨部门的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协调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是人类面临的两个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两公约下各缔约方针对相关议题的谈判立场及未来走向, 并对两公约进行了综合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及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协同增效、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和地球工程及相关问题。本文最后还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及国内履约提出了建议: (1)整合谈判团队力量, 促进两公约协同增效; (2)做好交叉议题的研判和谈判预案, 主动引领谈判进程; (3)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提供损失和损害风险评估数据; (4)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地球工程议题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最新进展及展望

资金问题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和新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实施都至关重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一揽子成果文件中,与资金问题有关的主要是《昆蒙框架》及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昆蒙框架》提出了逐步缩小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到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源量等明确的数量目标。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包含了历史性地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通过新的资源调动战略、成立资源调动咨询委员会等重要制度安排。这些目标相关承诺和制度安排如何尽快落地是重中之重。本文系统梳理了COP15资金问题相关决定,综合分析了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资金问题的系列重要报告,概述了全球履约资金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了国际履约的最新资金要求,展望了未来履约的资金安排,并对中国如何加强履约资金的调动提出了应继续争取用好多双边国际赠款、提供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平台的发展情况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社会协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公约, 也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公约》一直不断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和国际体系建设。该国际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支柱: 一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国际机制(Global Partnership on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机制); 二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资源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平台)。前者是工作组织和资金机制, 后者是前者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机制, 二者相辅相成, 协同增效。总体来看, 自1996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以来, GPBB平台的相关概念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至今已形成了一个GPBB平台在线数据库, 可为我国推进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梳理总结GPBB平台及其相关机制等的发展情况, 得出: (1)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及对GPBB平台的需求日益增强; (2)《公约》对企业参与的要求更加明确; (3)《公约》对如何促进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路线图更加清晰; (4) GPBB机制已基本建立; (5) GPBB平台已基本完善。展望未来, GPBB平台发展将有望继续保持以下三大趋势: (1)平台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强; (2)平台的影响将不断提升; (3)平台发展将向重点部门倾斜。目前, GPBB平台可提供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方法学、工具、自愿性标准和指引、简报、最佳实践案例等免费信息, 以及一系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参与机会, 以支持企业在决策和运营中纳入生物多样性, 并鼓励支持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贡献与受益。中国自2015年正式加入GPBB机制后, 对各成员国的企业参与倡议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为成立发起“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CBBP)联盟倡议做出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 对GPBB平台的研究借鉴以及参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们建议: (1)在制度贡献方面, 应加强政策研究, 研提COP-15企业参与新决议草案; (2)在机制建设方面, 积极参与和逐渐引领GPBB机制建设, 协力支撑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 (3)在人员保障方面,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引领能力; (4)在GPBB平台方面, 加强研究借鉴和技术参与, 为GPBB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30个核心问题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30年和《生物多样性》创刊30周年之际,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从281名中国研究人员收集到763个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问题, 通过归纳与整理, 并参考英国生态学会提出的100个生态学基本问题, 从中筛选出30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7个方面: 演化与生态(6个问题)、种群(4个问题)、群落与多样性(7个问题)、生态系统与功能(3个问题)、人类影响与全球变化(4个问题)、方法与监测(4个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2个问题)。前5个方面主要聚焦在物种形成、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的关键过程与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关系、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等, 第6方面主要涉及生物监测与预测、数据共享等, 第7方面涉及多样性保护、自然与人类健康关系这两个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这30个问题的筛选难免存在偏颇, 希望能以此为契机,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对本领域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挑战和展望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工作领域上,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保护成效较低;(3)资金来源不够;(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 谈判焦点、影响及我国对策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历次缔约方大会的谈判进程, 认为主要焦点议题包括: (1)应对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具; (3)海洋保护区及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域。这些议题的讨论将影响包括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在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 也将影响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制度的建设, 以及沿海国家的社会经济。我国应加强履约谈判的技术支持, 加快涉海相关问题研究,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 并大力宣传我国经验。     

UNDP与中国合作实施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财务机制的运行主体, 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 各国在执行GEF项目期间, 遇到了可持续性不强、项目设计方案复杂、期望过高等挑战。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中国政府合作, 针对各项挑战, 采取综合应对措施, 优化设计与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取得了系列成就, 这些项目的实施是落实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有效实践并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应对策略与成就包括: (1)撬动了中国政府5-10倍的配套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 推动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流化, 使得财务、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得以实现。项目贡献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订、完善法律法规、探索融资机制、推进政策导向等方面, 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重要议程, 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作用。(2)项目从设计到执行, 充分征询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目标的设定明智, 确保了项目的实施成效。(3)借鉴相关国家成功经验, 结合中国实际开展了诸多创新和示范。(4)提供培训、教育和广泛交流, 综合提升了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能力, 对于增强技术、管理、协调、协作等领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5)利用各种窗口和平台, 广泛开展宣传推广、研讨交流等, 提高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群众基础。本文结合UNDP作为国际实施机构与相关部委和省级及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GEF生物多样性项目实践, 总结了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期望为全球相关项目设计和实施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提供借鉴, 以共同实现“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ssons to dat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action

The last five years in particular have seen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biodiversity. This culminated at the Earth Summit last June with the completion of Agenda 21 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 document signed by some 165 nations. Concurrent with the Convention negotiations was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fund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The GEF is the largest fund to data put forw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biodiversity loss, but, so far, it has failed to set adequate priorit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t has also yet to recognize the full range of biodiversity values and uses and, in general, GEF projects have not taken advantage of existing non-governmental capacity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1993 is a critical year for the GEF, one in which the GEF can become a critical element of global efforts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or remain an important initialive that realized only a fraction of its potential.     

商业界参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进展、路径与建议

商业界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概述了商业界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 回顾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商业界有关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决定。对《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4个主流化目标执行进展的分析表明, 加强商业界参与是对未来生物多样性行动提出更高要求的先决条件之一。文章梳理了4条加强商业界参与的全球路径, 包括提高认识, 引导资金流向, 完善报告体系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归纳出缺乏价值认知, 融资存在挑战, 需要更多技术方法支持和需要能力建设4个挑战。最后提出了促进商业界参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的建议, 包括加强生物多样性融资, 完善环境绩效体系, 加强科学支撑和建立多方协作机制。     

Protected areas: a prism for a changing world

The centrality of protected area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not chang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ut we now know tha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presents a much more complex and dynamic picture than was once thought. In contrast to the earlier primarily aesthetic motivation (and still valid in its own right), the role of protected area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now wide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ly, their importanc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by the cre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funding agencies such as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As I discuss here, the rate of creation of new protected areas has increased rapidly to meet the need for a protected representative set of the ecosystems of the world. But that is only the start of the task.     

Microorganisms, Australia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ose a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continued exploitation of Earth's biological diversity (biodiversity). It directly affects those involved in conservation, exploit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all its forms, as well as affecting the viability of all life. Australia is one of more than 170 countries that have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Its involvement in this Convention will b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with a focus on the coverage of microorganisms within this strategy. Microorganisms represent a major part of the biodiversity on Earth but, as yet, remain relatively unknown. Among those microorganisms that have been described, many, originating from a range of countries, have been deposited in culture collections worldwide. The Convention contains articles that impact on ex situ collections, although precise protocols are not set out therein. An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is now being formulated to ensure ongoing access to and exchange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interes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is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Incorpo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to nation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s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requires that member nations establish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s biodiversi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iority sites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on targets is typically accomplished through form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s. However, representation in conservation assessments or gap analyses has largely been interpreted based on a static view of biod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climate, the speed of changes in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is causing us to rethink the viability of this approach. Here we describe three explicit strategi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s part of nation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s: conserving the geophysical stage, identifying and protecting climate refugia, and promoting cross‐environment connectivity. We demonstrate how these three approaches were integrated into a national terrestri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for Papua New Guinea, one of the most biodiverse countries on earth. Protected areas identified based on representing geophysical diversity were able to capture over 90% of the diversity in vegetation communities, suggesting they could help protect representative biodiversity regardless of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es and communities. By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refugia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it was possible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expected to be experienced within protected area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overall cost of the protected area network. Explicitly considering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adjacent areas resulted in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with over 40% more internal environmental connectivity. These thre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represent defensible ways to guide national conservation priority given the uncertainty that currently exists in our ability to predict climate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s. Importantly, they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data and expertise typically available during nationa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s, including in developing nations. This means that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ountries, these strategies could be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Global in scope and regionally rich: an IndiSeas workshop helps shape the future of marine ecosystem indicators

This report summarizes the outcomes of an IndiSeas workshop aimed at using ecosystem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exploited marine ecosystems in support of an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and global policy drivers such as the 2020 target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Key issues covered relate to the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indicators, including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human dimension indicator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and model-based methods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ecosystem indicators in providing support for fisheries management. To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our cross-system comparison, unprecedented effort was put in gathering regional experts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on multi-institutional survey datasets, and using the most up-to-date ecosystem models.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 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 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 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²,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²)的72.99%;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 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 提出了如下建议: 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 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 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 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