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杨老——三十年音容犹在

1975年12月19日，杨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一本大厚书说：“这本好书给你!”我打开硬硬的黑封面一看，扉页上用毛笔赫然书写着四行大字——“这壹本关于啮齿类的经典著作赠给李传奎同志作为纪念。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图1）。扉页上方盖了蓝色大方章——“克强杨钟健藏书之章”。再看那毛笔下面的外文字是Ueber das System der Nagethiere—eine Phylogenetische Studie．Von Tycho Tullberg，Upsala1899。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期刊广告部成立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期刊广告部于2007年3月正式成立,具有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正式批准的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107号）。广告部代理《生物工程学报》、《微生物学报》、《微生物学通报》、《菌物学报》四个期刊的广告经营业务,此四种期刊均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报道微生物学、菌物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已被美国化学文摘（CA）、生物学文摘（BA）、医学索引（MEDLINE）、俄罗斯文摘杂志（AJ）、Abstracts of Mycology（美国“菌物学文摘”）、Index of Fungi（英国“菌物索引”）、Review of Plant Pathology（英国“植物病理学文摘”）、     

我国中学性教育的历史和发展

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大批有识之士提倡性教育。张竞生(1889—1970)是中国性教育的先驱,早在1920年他就主张生育节制和避孕,并把性教育与美的人生观教育相结合,把性教育与美的社会组织法相协调。这不要说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就是在当今世界这一性教育主张也具有它的先进性。周作人(1885—1967)早在1933年就在《夜读抄》“性的心理”一文中向国内读者介绍了英国霭理士(1859—1939)的《性心理学》一书。他在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曾鼓励学生学习性教育,研究性教育并撰写性教育论文。潘光旦(1899—1976)于1939年11月开始译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直到40年代他还在翻译性学书籍。鲁迅(1881—1936)早在1909年就亲自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他曾在《坚壁清野主义》一文中发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的召唤。张竞生、周作人、潘光旦等“五·四”前辈开创了中国性教育历史的篇章。     

威尔逊——一位博物学家的中国情缘(上)

正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探险家、作家……他的头衔不可谓不多。这位英国人在1899—1918年间先后五次来到中国,在华中、华西和台湾的偏远山区开展植物采集活动。威尔逊不仅寄回了65 000余件标本,其中不乏新种,还成     

“超级细菌”——滥用抗生索的终极警告

2010年8月11日,一个多国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这个由英国卡蒂夫大学的蒂姆·沃尔什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37名英国人体内发现了被称为“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简称NDM－1）的“超级细菌”;     

昆虫信息素研究及应用的新进展──欧洲及发展中国家信息素工程学术讨论会概况

1会议的一般情况由国际生物防治组织西地中海分部（IOBOWPRS）信息素及其它信息化学物质应用工作组和英国海外发展部自然资源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欧洲及发展中国家信息素工程学术讨论会”（PheromoneTechnologyinEuropeandDevelopingCountries）于1993年5月9日至14日在英国罗彻斯特限ochester）市查坦姆（Chatham）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0个国家的代表共127人。中国正式代表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营赤阳教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盈英教授。正在英国进行自然资源研究工作的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韩召军副教授和华中农业大…     

兜兰珍种——亨利兜兰

亨利兜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ｍ）是Ｇ．Ｆ．Ｂｒａｅｍ于１９８７年发表的兰科兜兰属新种。其种名来自英国人亨利（Ａ．Ｈｅｎｒｙ）（１８５７—１９３０）的姓氏，以纪念他１９世纪末在中国卓有成就的植物采集和发现工作。亨利兜兰产于我国云...     

富有东方特色的英国博德植物园

在英国萨塞克斯郡,有一个著名的私人植物园,它就是博德（BordeHillGarden）植物园。该园建于１８９２年,至今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它最初由克劳内·克拉克（ColonelS．Clarke）出资购置了这片土地,并创建了这座园区。自１８９９年以来,克拉克还曾资助过威尔逊（Wilson）到中国和东亚地区采集植物,此后又资助过法勒斯（Fa－rres）,佛里斯特（Forrest）,金邓·伍德（King－don－ward）和洛克（Rock）到中国喜马拉雅山区进行采集。因此,在这植物园里保存和生长着许多来自中国的植物。现在该园由他的第三代后裔阿那瑞·克拉克（…     

美国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首次举办“针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小型研讨会

2005年11月17～18日，美国国家卫生院（NIH）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CCAM）首次组织召开了“针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小型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为受NCCAM资助的从事针刺研究的美国学，不少人在目前美国针灸研究队伍中担任重要角色。另外还有少数来自中国，中国台湾、香港，韩国，英国的学共约70人。两天的会议报告和讨论了“针刺的生理学研究”和“针刺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两部分，而以后为主。     

关于早期人类进化

引言 1857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回复一位朋友来信问他是否在即将出版的《物种起源》（On c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里谈“人类”时写道：“我想我应该回避一切有关‘人’的话题,因为关于它有着这么多的偏见。尽管我公开承认它对博物学家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问题。”     

谁首先发现了细胞

迄今,国内学术界大都认为,英国学者罗伯特·虎克（ＲｏｂｅｒｔＨｏｏｋｅ１６３５～１７０２）在１６６５年发现了细胞,这似乎已成了定论。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学《生物》教科书中就明确写道：“细胞是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虎克于１６６５年发现的。”１９９６年出版的...     

中国近代“国家公园”思想研究

近年,随着国土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意识的成熟,有关“国家公园”概念内涵、建设标准、运营体制等问题的讨论日益激烈。中国的“国家公园”思想可追溯至近代。本文考证了近代报刊、报告和书籍等史料,厘清了近代“国家公园”思想“传播—引介—转译”的演进历程及分期特征。结合境外（美国、英国、日本等）的实证案例和境内（太湖、庐山等）的早期构想,分析了近代“国家公园”中国化的认知与实践。以期追溯“国家公园”的发展源头,梳理其发展脉络,给现今的讨论提供历史参考和判断依据。     

金钱与幸福

2002年1月9日，路透社报道了英国沃里克大学安德列·奥斯瓦尔德教授的研究成果。他针对9000个家庭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金钱不但能带来幸福，而且类似中奖、继承遗产这样的“横财”还会使人得到长久的快乐。研究表明，哪怕是获得1000英镑（合15000元人民币）。     

进化生物学史上道金斯与古尔德的世纪争论——谨此纪念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

一、道金斯与古尔德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著名动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他是英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媒体科学家。     

翁文灏与玉门油田

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７年 ,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在陕北打了七口石油探井 ,都是干眼 ,连油带气一无所获。１９２２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ｄｅｒ）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发现中国多为陆相盆地及碎屑岩 ,与国外多为海相盆地及碳酸盐岩不同 ,回国后著书立说首次提出中国贫油。当时少数中国学者也随声附和 ,从此以后贫油的“帽子” ,就扣在了中国的头上。许多有骨气的中国地质学家 ,对“中国贫油”是很不服气的。例如 ,李四光于１９３６年在英国讲学时就提出 :中国东部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中…     

糖类研究的进展和前沿

糖类研究的进展和前沿王克夷（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３１）关键词糖类,糖生物学,信息,识别１９８８年,多年从事糖类研究的几位英国学者首先提出了“糖生物学”这一名词。继之,国际上发行了“Ｇｌｙｃｏｂｉｏｌｏｇｙ”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Ｇ...     

从“中央花园”到“园林之母”：西方学者的中国感叹

100多年前，英国年轻的园艺学家成尔逊踏上了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开始了他在湖北和四川等地为西方引种花卉植物的长期而影响深远的工作。置身于“花的王国”中，他被深深地感动和陶醉。1913年，他写下了《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这一有影响的著作。此书在1929年重版时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园林之母”这个提法，已为众多的植物学者和园艺学家所接受。这一表述背后是中国花卉对世界各国的园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IUCN中国两栖动物保护行动计划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两栖动物衰减现状,配合“世界两栖动物保护行动计划（AmphibianConservationActionPlan）”、“两栖动物方舟计划（AmphibianArk）”和“2008年爱蛙年（2008yearofthefrog）”等重大活动,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两栖动物专家组（中国区）（IUCN／SSC—AmphibianSpecialistGroup—ChinaRegion）和中国动物学会共同主办“IUCN中国两栖动物保护行动计划研讨会”于2008年6月26～2813在北京召开。     

生物技术的未来和青年科学家－“第13届国际生物技术大会暨展览会”BP青年科学家和研究生奖

历经半个世纪,由国际纯粹及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创办的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Symposium—IBS）首次在中国举行。本届大会为第13届大会,于2008年10月12～17日在中国北方著名旅游城市－大连召开,会议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参会。为了鼓励生物技术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和研究生参会,促进全球生物技术青年人才的培养,本届大会在该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了“青年科学家及研究生奖”（YSSA）,由英国石油公司（BP）冠名赞助。来自世界各国的119名青年学者参与了该奖的竞争,经过两轮初选、口头报告评选,来自7个国家的20名40岁以下青年学者获奖。其中10人来自中国,较好地展示了中国青年生物技术人才的研究水平。他们的研究课题涵盖了生物医药、能源、海洋、环境和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反映了生物技术科学的前沿。     

桃儿七属的命名学考订

桃儿七属（SinopodophyUum）是中国一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的单型属,仅桃儿七（S．hexandrum）一种。桃儿七的根茎和果实均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人类的过度采挖和种群恢复较慢使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现已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论文中,学名S．hexandrum和S．emodi常被}昆用,这使得有必要考证桃儿七学名的命名学历史,确认正确的学名使用。查阅原始文献发现．S．hexandrum的基名Podophyllum hexandrum Royle发表于1834年．而S．emodi的基名PodophyUum emodiWall．ex Honigberger到1852年才合格发表（大多数学者认为是Hooker和Thomson在1855年合格发表）．因此,名称S．hexandrum比名称S．emodi具有优先权。名称的混乱起于1979年应俊生建立桃儿七属时,他提出组合“S．emodi（Wall．）Ying”作为桃儿七的学名。另外,由于他未引证Honigberger或Hooker和Thomson的文献信息,所以组合“S．emodi”没有被合格发表（规则41．5）。随后,1985年出版的《西藏植物志》桃儿七属中,应俊生发现之前的错误并采用名称“S．hexandrum”取代了“S．emodi”。遗憾的是他虽然意识到该名称是新组合,但未引证基名P．hexandrum合格发表的文献信息,使得组合“S．hexandrum（Rolye）Ying”没有被合格发表。近年来出版的《云南植物志》、《青海植物志》、《中国植物》和《Flora of China〉〉均未发现该错误,一直认为“S．hexandrum（Rolye）Ying”合格发表时间是1985。实际上．在1993年由于编写格式要求,应俊生在王文采和武素功主编的《横断山区维管束植物》中引证了基名合格发表的文献信息。因此,该名称的合格发表时间是1993年,而不是常认为的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