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响应的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改善策略

农户是农村地区生产和决策的基本单位,其生计策略和认知态度对当地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基于农户生计策略和认知响应的调查分析是探讨生态改善策略的重要方法。以北方农牧交错带红旗滩小流域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农户对农业及农业政策的响应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农户经营结构具有典型的农牧二元特征,农、牧业之间相互依赖,分别解决粮食和增收问题,相对而言,农户对牧业生产抱有较高的期望。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和禁牧政策持相反的态度。结合研究区域的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地生态环境改善须考虑和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农牧协调问题、农户的经济需求问题和农户的经营行为问题。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环境移民政策及重建预案的认知与响应——西南喀斯特移民迁出区研究

环境移民工程的实施对迁出区生态重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喀斯特石山区4个屯农户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将其分为移民迁出区和非移民迁出区,对比两组农户的现有耕地面积、经济收入以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等问题,探讨迁出区的移民效应和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环境移民缓解了人地关系的矛盾,提高了耕地的利用效率、加强了农户环境意识、增加了经济收入以及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有力地保证了退耕还林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多种经营的推广.但仍然存在4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潜在移民人数仍然很高.二是农户种植行为的商业化,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三是现有的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水、路等基础设施亟待解决.四是特色产业和文化受到冲击.     

陕北农民对退耕还林的意愿评价

为了解生态修复政策对陕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2007年通过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研究退耕还林项目对陕北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由于生态项目实施引起的农民态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农民接受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但只有极少数人乐意植树(8.9%)、种草(2.2%). 尽管19.1%的农户表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项目的负面影响,63.8%的农户表示支持退耕还林项目,但是高达37.2%的农户表示项目结束后会再次垦荒种粮.由此可见,退耕还林项目恢复的植被在项目结束后有可能被重新开垦为农田,该项目获得的环境成果面临被再次破坏的风险.因此,给予合理的补偿来减少农民经济损失、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环境修复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退耕政策及生态环境的认知与响应

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黄土丘陵区107户农户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根据研究区内地形等条件将所调查农户分为旱地农户和川水地农户两组,就目前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态度及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意识及行为的异同进行分析比较。尝试从农户行为角度研究区域发展问题,并基于对农户行为的分析,对区域相关政策制定、实施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研究区农户对于土地依赖性较大,旱地农户表现尤为突出,大多数农户对于退耕持支持态度。农户进行的相关水土保护措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农户经过决策后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农户为了保证基本农业生产,采取的相应的对策所产生的效应。在土地管理及水土保护措施方面,除了相关的种植措施外,旱地农户更多倾向于通过工程措施来获取好的回报,而川水地农户更多注重于现有土地质量的管护,来进一步提高现有耕地的质量。农户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明确,川水地农户认识要比旱地农户更充分一些。与10a前相比,近80%的农户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然而近45%的农户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根本不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两组农户之间差异不大。超过55%的农户认为生态环境恶化首要原因是气候的影响,干旱是关键因子,其次是过度放牧(24.5%)和水土流失(22.5%)等,两组农户对于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差别,旱地农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是干旱和水土流失,而川水地农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是干旱和过度放牧。     

关于我国国民环境的态度调查

2004年10月随机抽取了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南、陕西六省市对5000余位国民做了环境态度问卷调查.了解我国民众的生态观念、制约因素、以及潜在的保护环境的动机.调查结果显示,91%的被访者感到我国环境已严重恶化,78%的被访者支持政府耗资3000多亿元人民币开展退耕还林项目.居民的环境意识同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职业、居住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经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境意识变化的首要因素.区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贫困的边远山区和快速崛起的城市周边地区,把发展经济、改善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修复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生态政策管理的根本途径.     

中国居民环境保护意愿的调查分析

调查了不同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态度的影响,从国家安全和农户意愿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运行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经济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经济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城市周边地区或环境严重退化的偏远山区,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恶化;通过年龄与环境态度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居民对环境严重恶化的关切程度及对政府开展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增强;发展经济、强化教育、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经济效应——以安塞县为例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经济效应关系到人工重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退耕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对科学评价退耕还林(草)工程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安塞县退耕还林(草)试点工作为对象,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为调查方法,对安塞县实行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农村经济效应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采用主成分析法对6个经济指标与退耕还林(草)经济效应的关系进行分析;用聚类分析法对8个模式的经济效应进行分类.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6个经济效应指标可以简化为特色农业收入因子、粮食收入因子和非农业收入因子,并对各因子对经济效应的贡献作了详细分析.聚类分析结果表明:8个退耕模式可分成4个经济效应发展类型:经济效应增效型、经济效应稳步型、经济效应迟缓型和经济效应滞后型;从而进一步验证经济效应与农业结构调整、后续产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为退耕还林(草)的顺利开展提供研究依据.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再次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约77%的农户愿意再次参与退耕工程,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和不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显著差异性。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不同:其中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有着显著的负影响,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生计资本二级指标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对其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且贡献较大((β=-23.041)),而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以现金收入的影响最大(β=38.591),其次分别是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β=13.625)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β=7.717)。最后,论文探讨了生计资本及其组成指标对于农户再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建议降低农户对于土地资源的依赖,提高非农业收入和补偿标准,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优化区域发展环境来提高农户的再参与意愿。     

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

由于"保护自然"和"社区受益"两大特征,生态旅游常作为缓解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和工具,它的作用体现于:1)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生计方式;2)鼓励社区居民更直接的参与到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中去。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当生态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时,生计结果和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作为调查对象,从农户角度入手,通过问卷调查结合访问的方法,一方面针对已将旅游作为生计策略的社区农户进行生计结果的评估,得出结论:在各利益相关者间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社区各项设施和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及对居民的环境教育方面,白洋淀旅游均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社区中生计策略未涉及旅游成分的农户进行生计资本的评估,发现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方面存量不足,因此限制了对旅游发展的参与。     

退耕还林和地理特征对土壤侵蚀的关联影响——以陕西省107个县区为例

在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交互作用下,科学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对生态修复政策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利用RUSLE模型评估陕西省土壤侵蚀强度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纳入社会经济因素的退耕还林防治土壤侵蚀效应研究框架,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地理特征对退耕还林工程防治土壤侵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陕西省土壤侵蚀强度显著降低,全省土壤侵蚀总量由2000年34166.42万t,下降至2015年28260.69万t,区域土壤侵蚀强度及其时空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异质性,陕北地区土壤侵蚀水平最高,同时下降也最为显著。(2)退耕还林工程对防治土壤侵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为投资金额每增加1万元,土壤侵蚀总量下降26.30t,且资金投入的生态效益存在显著滞后效应。(3)地理特征在退耕还林工程防治土壤侵蚀效应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相较关中和陕南地区,陕北地区退耕还林工程防治土壤侵蚀效应更为显著。坡度和降雨对工程的防治土壤侵蚀效应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日照时间则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决策者应充分考虑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复合作用机理以实现生态修复政...     

湿地保护区周边农户生态补偿意愿比较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学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湿地保护区周边生态补偿机制中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行为与选择的问题,确定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值,及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做比较分析。以陕西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应用条件价值法(CVM),计量了2008年和2011年朱鹮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绿色水稻生态补偿意愿值,分别为:3560.56元/hm2和3679.83元/hm2;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同时影响农户2008年和2011年生态补偿意愿的相同因素是水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另外影响显著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年均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农户生产区距离朱鹮保护区核心区的远近、水稻田由于保护朱鹮减产是否严重。研究结果表明: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湿地生态补偿的力度并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对推进和落实我国湿地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特别是为陕西朱鹮湿地保护区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changes in bear hunting policy for hunting organisations in Croatia

The brown bear (Ursus arctos) in Croatia is currently being managed through trophy hunting, with quotas allocated to local hunting organisations. Human–bear conflict is present at a low level, but any losses are compensated by the hunting organisations that benefit from bear hunting. Attitudes towards bears are generally positive, and the bear population appears stable, or even increasing. Croatia's current bear hunting policy relies upon both 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quotas and th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the hunting organisations. To address the first of these pillars of current policy, we used a two-sex matrix model of the bear popu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current hunting levels.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if the annual allocated quota were fully realised, the population would suffer a considerable decrease over 10 years. A likely explanation for the mismatch between this result and the observed sta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that the bear population size is underestimated. To address the second pillar, we quantified the current structur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ear hunting to hunting organisations through an interview survey with hunting managers. We found that bear hunting is a substantial component of hunting organisations' income, supporting the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sation. Croatia's recent accession to the EU will require changes in their bear management system, potentially stopping bear trophy hunting. Therefore, we assessed the changes in hunting organisations' budgets in the absence of bear hunting.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 loss of bear trophy hunting would result in a substantial loss of income to the hunting organisations. Moving bear hunting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rom local manag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to a more centralised system without trophy hunting, as suggested by EU legislation, will lead to considerable uncertainties. These include how to make centralised decisions on population targets and offtake levels for population control, given the uncertainty around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on compensation payments given the loss of the current system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local income from trophy hunting, local relationships and informal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compensation.     

保护区及周边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因素——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0年9、10月份,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相结合的形式,调查该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野猪危害农田的情况,以及居民对野猪的容忍性和认知度。结合Mann-Whit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比较各个因素对保护区及周边居民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差异,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辨析。结果表明:农田收入比例、文化程度、人均农田面积以及野猪毁田面积是影响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主要因素。被访问的居民中,66.19%的居民希望野猪种群减少或消失;63.38%的居民赞同或者完全赞同保护措施;毁田事件发生后,46.48%的居民赞同或完全赞同捕杀野猪;在村外遇见野猪时,66.20%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在山野遇见野猪时,65.59%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说明遇到野猪的地点对居民所持捕杀态度基本没有影响。     

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补偿标准的确定.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移民作为对象,结合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的特点,针对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的不同方案,所采用的方法分别是:牲畜机会成本法、草场机会成本法、以果洛新村和河源新村两个移民新村为例的地区发展差异法.结果表明:3种方法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所确定的平均生态补偿标准也稍有不同,分别为1.39万元·户-1·a-1;1.03万元·户-1·a-1;1.1万元·户-1·a-1.研究为确定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能值分析的洞庭湖区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标准

基于能值分析理论,对1999-2010年洞庭湖区退田还湖的各项主要生态服务价值的能值及其货币价值进行计算,确立了根据每年生态服务功能能值总量相对于退田还湖生态恢复起始年份的增量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分析了1999-2010年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结果表明： 1999-2010年,洞庭湖区退田还湖年补偿标准在40.31～86.48元·m^-2,均值为57.33元·m^-2;生态补偿标准呈逐年增加趋势,这反映了退田还湖生态恢复工程的成效逐渐显现.研究区生态补偿标准2005年以后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湖南省集约型经济发展的结果,进一步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生态资源价值将日益凸显.能值分析应用于生态补偿标准能反映补偿标准的动态变化,解决了物质流、能量流与经济流对接困难的问题,克服了以往环境经济学方法主观随意性较大的弊端,研究表明了能值分析的可行性与先进性.     

基于外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不同的区域存在着资源分配、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日益受到关注。但区域生态补偿的依据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尚没有完善的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外溢理论,以扣除当地生态服务使用量后外溢的生态价值作为生态补偿依据,建立了区域综合生态补偿框架,同时考虑区域生态服务外溢占用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9种补偿方案。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流动性,生态补偿的受偿方和补偿方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补偿资金的。横向转移需要在全省或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和保障,最后统筹结果的少量盈缺再由中央财政或地方政府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辅助调平。构建了生态补偿模型和方案,针对现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利用综合生态补偿机制分别分析了2015年长江流域上海、江西、四川等6个典型地区的生态补偿支付方案。结果表示需要接受生态补偿的地区有青海、四川、湖南和江西,应分别得到横向转移支付资金32.26亿元、153.3亿元、59.08亿元、67.1亿元;需要提供生态补偿的地区有浙江、上海,应该分别支付横向转移支付资金1.97亿元和47.31亿元。建立的补偿框架提高了各区域的参与度,对促进生态建设、统筹区域的协调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性有重要意义。     

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上游居民实践中甚少收到生态补偿资金,流域生态补偿的普惠性亟需提高。普惠的生态补偿不仅要增加上游居民的获得感,还要通过准确把握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让他们得以获得与生态增益行为贡献相匹配的补偿。以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基于条件价值法研究了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上游地区基于居民最小受偿意愿的合意生态补偿规模约为165.60亿元/a,其中浙江淳安县和安徽黄山市的合意受偿规模分别为44.32亿元/a和121.28亿元/a。（2）上游居民的受偿意愿随其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增加而提高,农村居民的补偿诉求比城镇居民更高,收入变化带来的受偿意愿边际变化约为0.04。（3）淳安县居民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偏高,他们的受偿意愿也更高;上游居民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频率与他们的受偿意愿正相关。（4）上游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实际负担不匹配,流域政府需增加有效生态公众宣传以实现政府环保投入和治理成效的价值。（5）异地移民就业安置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补偿资金缺口压力和地方有效就业压力。     

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当地居民对保护区和退耕还林政策不熟悉,如果给相应的补偿,超过一半的居民愿意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在保护区内从事垦荒、砍伐、放牧等活动。建立保护区后,绝大多数村民在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等方面受到影响。(2)不同村庄农户的家庭受损和机会成本相差较大。对于林地没有被保护区划占的农户,机会成本为10000元/户。对于林地被保护区划占的农户,机会成本为10000元/户+750元/666.7m2×被划占的林地亩数。(3)采用投标卡方法,确定农户受偿意愿为230.66元666.7m-2a-1。(4)通过卡方检验,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居民所在村别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受偿意愿。文化层次与受偿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瑶族的受偿意愿最高,其次是苗族,汉族的受偿意愿最低,受保护区影响越大的村庄,其受偿意愿也越大。(5)当地居民的受偿方式呈多样化。多数居民希望得到现金补偿,选择多种受偿方式的组合较为普遍。补偿金主要用于基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户的技术补偿需求主要是优良林木种植技术和果木蔬菜种植技术,最关心的政策补偿是提供就业。     

内蒙古草原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动态变化——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以锡林郭勒盟为研究区域,建立人类福祉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牧户问卷调查了解牧户对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和福祉变化的认识,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多年统计数据,采用专家打分法对牧民各福祉指标打分,对2001年和2010年牧民福祉变化进行了评估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道路覆盖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文化教育方面对牧民福祉变化贡献最大;生产资料持续供给能力下降是导致收入减少的主要方面;旗县的犯罪率,环境空气质量,饮食结构,离婚率等是导致牧民福祉下降的主要方面。有关研究结果为提高锡林郭勒盟人类福祉、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市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确定合理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有效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以北京市境内的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DPSIR模型明晰北京市湿地生态补偿的机理;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别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受调查者受偿态度和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运用条件价值法以及考虑时间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修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最终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对北京市制定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合理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为2.728×10⁴-4.84×10⁴元hm^-2a^-1;（2）地区差异、受调查者对湿地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湿地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显著影响其受偿态度;（3）地区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情况、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4）为减少将来推进湿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潜在阻碍,北京市应该加强湿地保护相关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注重对基层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协调湿地政策与社区的关系;（5）有必要结合地区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可为今后北京市探索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升湿地保护效率提供科学数据和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