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考往事

1960年8月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室植被组工作,从此,便和川藏线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在这条线上已整整走了45年,每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五六次,加起来少说也有上百个来回。在这条艰难曲折、魂萦梦绕甚至肝肠寸断的路上,留下了我人生的喜、怒、哀、乐,也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回忆,下面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川藏线上几件科学考察的往事。[编者按]     

怀念恩师侯祐堂先生

我认识侯韦占堂先生,始于1954年秋.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受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的指派,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进修古生物,师从王钰先生学习腕足类.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该所的科研人员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份:一部份是解放前就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另一部份是解放后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所工作或由...     

半个世纪的愉快回顾

伴随《生理科学进展》成长 我1952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生理系高级师资进修班，师从吴襄教授学习生理学。1953年又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理系做助教工作三年。1956年调到北京，在卫生部直属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任教。次年（1957），《生理科学进展》诞生了。     

追求真理、讲真话的邹承鲁

<正>今年是我父亲邹承鲁诞辰100周年，他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事业。从1951年博士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到2006年去世，他在酶学研究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发表过一百多篇科学论文。晚年，他渐渐淡出科研工作后，又致力于反对学术腐败，维护科学尊严的工作，先后发表过50多篇文章。     

悼念德培师

悼念德培师徐京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在整整５０年前的秋天，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得到德培师的聘请，到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找到这样的工作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在那个时代大家生...     

深切怀念倪国坛先生

倪国坛教授于2013年6月1日去世,享年88岁。倪国坛教授是江苏启东人,1925年2月出生,194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第二军医大学生理学教研室、海军医学系工作。他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海军医学系副主任(1978年12月至1988年6月),于1999年12月退休。当陈宜张1951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第二军医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任高级师资进修员时,     

禄丰古猿的微观研究

<正>禄丰古猿发现于1975年,那时我在小学读书。1988年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吴汝康院士学习体质人类学,当时专业方向是今人类学,研究现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有段时间吴先生出访美国,我曾帮他传递禄丰古猿标本资料,因此认识了徐庆华、陆庆五等老师。后来毕业留所工作,正赶上研究所专业布局调整,我从今人类学转向古人类学。古人类学是研究化石材料的学科,考     

我国现代酿酒技术的开拓者——朱梅

朱梅,1909年9月20日生于四川荣县于佳乡,1991年6月4日卒于北京. 朱梅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忙时务农,闲时经商.1919年,10岁的朱梅到邻县井研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22年转学泸州川南师范附属小学,1923年毕业.随后考入涪陵明德中学,1925年毕业.中学毕业后,买舟出夔门,考入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毕业.毕业后到新加坡光华日报工作,一年后到法国,先在巴黎补习法语,1932年到1934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学习酿造,并在该地的皇家夏士啤酒厂实习.     

执教50年的回顾

1953年我从江苏师范学院(原为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时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第二年。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来到大西北,进入西北大学生物系工作。2003年是我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50年。回顾50年的执教历程,能取得一些业绩,主要是由于安心于西北大     

谢长泉

谢长泉同志现年50岁,共产党员,中学特级教师。1962年毕业于皖南大学生物学系。毕业至今,谢老师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生物教学和生物科学实验工作。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仍然坚持上课,教书育人,他说:“当好教师是我的座右铭”。在教学中,他不断地探索教学规律,改革课     

牢记邹承鲁先生的教诲

<正>我1965年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194所工作，与邹先生的爱人李林教授同在一个研究所。李林教授是我改变命运的恩人!她帮助我于1979年步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有幸在邹承鲁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我的基础研究生涯。如今我退休了，邹先生和李先生也都已经仙逝。今年是二老百年诞辰，我经常怀念他们，看着这对科研伉俪在布满书籍的宽大书房中对坐钻研的照片，崇敬由然而生，怀念他们!愿二老在天堂恩爱如初!     

湖南新田县中泥盆统棋子桥组的一些放射虫化石

本文描述的放射虫化石是俞昌民、许汉奎和王成源等同志于1977年底采自湖南新田县麻塘窝一带中泥盆统棋子桥组上部(插图1),野外编号为 ADS128.共生化石有腕足类的无洞贝类和牙形刺 Bispathodus bipennatus, Icriodus brevis.放射虫化石共4属7种,属于泡沫虫亚目两个不同的超科,其中5个是新种.泥     

我国著名的抗生素专家——王岳

王岳,乳名钟五,英文名Yueh Wang,1915年8月28日生于福州市上渡通明巷,1985年9月7日卒于福州。王岳1927年入福州英华中学,1929年转学三一中学,1933年高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193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该系攻读研究生兼任助教。日寇占领北平后,他在1939年8月到昆明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从事科研工作,1940年4月受聘为成都华西大学化     

怀念恩师戴芳澜先生

1953年夏天我自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毕业,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的真菌植物病理学研究室工作.真菌植病室的室主任由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戴芳澜教授兼任,本来戴先生是不愿意离开北农大和教学工作的,经不住当时中科院的党委书记张劲夫副院长多次登门邀请并同意把真菌植病室设在罗道庄北农大的校园内方便戴先生继续在北农大任教和为植病系研究生讲课,还答应了戴先生的三个要求:     

生物学教学的源头活水

13年前的一天 ,我到市里一所中学见习 ,参观生物实验室时 ,发现墙上挂着几本装订在一起的《生物学通报》,取下随手翻了翻 ,感到很新鲜 ,我被吸引住了。正是这次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期刊。回到学校后 ,我马上到学校图书馆专业期刊阅览室查找此刊 ,很快找到了。记得当时感慨很多 ,相见恨晚 ,在以后的日子里 ,《生物学通报》成了我必读的刊物 ,我的阅读视野也从过多的时尚类期刊转向专业类期刊。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当年 10月份 ,我订阅了《生物学通报》。近 10年来 ,《生物学通报》一直是我桌上不可缺少的期刊 ,这对我的专业知识更…     

亲历九纪人生的植物病理学家——陈鸿逵

陈鸿逵,英文名Hung Kwei Chen,祖籍广东新会,1900年6月26日生于上海,2008年10月12日卒于杭州 陈鸿逵出生在一个高级职员家庭,父亲在上海招商局工作.他7岁发蒙,先后在上海养正学塾、美华书馆及青年会中学读书,192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附中,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植病组助教、讲师.     

"自传提纲"

195 1年暑假 ,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从事磁学研究工作。我在 195 0年秋已在南京以同等学历考取应用物理所的研究实习员 ,科学院和应用物理所同意我毕业后再去报到。 195 2年初每个研究所选拔一名青年去外专学习俄文 ,我被选拔并经过外专考试录取了 ,分配到东北哈尔滨     

怀念尊敬的罗宗洛博士

我和罗宗洛先生结交朋友,要追溯到六十年以前了。那时候,罗先生还在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时代与我认识的。他在植物学教室学习植物生理学。我是1918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就在京都大学植物学教室担任助教。由于当时京都大学的研究室还没有农田,而我们又是以春小麦为材料,到了春天,就到北海道札幌播种小麦,夏天去进行调查。那是1920—1922年的事了,那时罗先生在坂村彻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     

华主席率领临湘人民送“瘟神”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相信,一九七七年将是我们粉碎‘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是我们团结战斗,乘胜前进的一年!”湖南省临湘县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华主席的指示,回忆华主席当年先后五次来临湘视察血防工作,深切关怀疫区人民,带领大家取得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胜利情景,心情格外激动。全县人民决心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走向大冶的一九七七年,进一步把各项工作搞好,把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搞得更好。     

高屋建瓴:王文采先生

正我是文采师招收的第一个科班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先生身边工作,一直追随先生到如今,深知文采师的魅力、风采和博大精深都蕴藏在他平和、平淡和平静的研究和生活中。当年刚进植物所读研究生,文采师知道我对植物分类系统最感兴趣,就告诉我研究分类系统也要从一种、一属、一科做起,逐步熟悉掌握全世界植物,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文采师给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毛茛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