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氧芽胞杆菌的特殊生存方式

需氧芽胞杆菌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少数为致病菌,大多数营腐生或寄生生活。其生存方式除了细菌营养型的正常分裂繁殖以外,还有几种特殊的生存与繁殖方式:如芽胞型的休眠状态存活,菌丛的孵育点繁殖,细菌的L型生存繁殖,以及可能还有活的非可培养的生存方式等。研究了解芽胞杆菌的这些特殊的生存方式,具有重要的细菌学理论意义和医学实际应用价值。     

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去趋势的水分利用效率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高程分异——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为例

水分利用效率(WUE)是表征陆地碳-水循环耦合关系的重要指标，但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高程分异仍不清楚。通过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去趋势和偏相关方法，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为研究区，揭示WUE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随高程的分异。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WUE多年均值由中心向南北递减。不同植被类型的WUE多年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常绿针叶林、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稀树灌木草地、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2)51.11%的区域表现出均温与WUE的正相关；而81.46%地区表明温差的扩大会使得WUE增加；有近一半的研究区表明最高温的升高有利于提高WUE，而最低温的作用则相反；有67.99%的区域表明降水增多反而会导致WUE的减少。(3)在大多数土地覆盖类型，日温差和最低温主要与WUE呈正相关，而最高温和降水主要与WUE呈负相关。在常绿针叶林、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日均温与WUE呈负相关。在其他三种植被类型下则呈正相关。(4)在低海拔地区，均温与WUE呈负相关而在中高海拔地区则转变为正相关关系。而最高温则正好相反。降水与WUE的负相关关系系数随高度的增加而不断加强，而温差和最低温与WUE的正相关关系也随高度的增加而剧烈波动增强。     

实验小鼠种群管理（英文）

2009年11月份在西安举行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发起的实验动物医药技术培训研讨会上,本人做了关于实验小鼠种群管理的演讲。其主题涵盖了小鼠繁殖性能的维护和基因工程种群的管理。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强调其所涵盖的材料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如若对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希望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篇文章所引用的参考资料值得进一步的阅读。另外本文未涉及远交系小鼠的繁殖培育和基因管理,但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本文作者,可推荐需阅读的材料清单。     

汉江中游流域宜城地区黏虫成虫世代特点分析

黏虫Mythimna separata是为害禾本科作物的重大迁飞性害虫。汉江中游流域是湖北小麦等作物的主产区,也是黏虫的常年发生地。2012年至2017年,连续6年在汉江中游湖北省宜城市利用糖醋液、频振式杀虫灯调查了黏虫成虫种群动态。结果表明:宜城地区黏虫成虫可分为4代:越冬代及1代至3代。越冬代成虫峰期出现在2月中下旬至3月底,其中最早始见期为2017年2月14日,最晚为2015年3月10日。1代成虫峰期为5月中旬至6月底,且1代为黏虫累积虫量最多的世代,7月至10月的2代、3代黏虫成虫数量稀少,没有明显的成虫峰期,但2017年7月底至8月初出现较明显2代成虫峰期。汉江中游流域宜城地区属于1代黏虫多发区;1月份温度不足以影响此地黏虫越冬,此地可能为黏虫常年越冬地;在田间变温环境下,夏季高温对宜城黏虫成虫种群无显著抑制作用;黏虫在宜城越冬代及1代成虫量是全国黏虫发生量的重要预警指标。     

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时空演变及管控分析

武汉城市圈正历经城乡发展转型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生态用地受到一定挤压和切割占用，生态系统功能和景观生态格局受到一定程度的扰动，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环保发展的要求，构建以生态廊道、生态节点所组成的整体城市圈的生态网络空间体系。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方法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4个时期（1990、2000、2010和2018年）的生态网络，利用景观连通性指数和重力模型对源地和廊道进行重要性评价，并提出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管控的建议。结果表明：（1）1990-2018年，武汉城市圈生态源地总体上表现为逐渐减少的趋势，从16个减少为10个；从空间上看，大型源地斑块并未发生变化，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和北部，林地和水域是生态源地的主要组成景观，但细碎斑块大量减少对区域生态网络具有较大影响。（2）4个时期研究区的生态廊道分别为66条、120条、99条和45条，廊道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重要廊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和东南部，对南北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具有重要作用。（3）景观连通性南北高东西低，中部地区受人类活动干扰综合阻力大，东西部生态节点较少，物种迁移阻碍较大。（4）通过建设踏脚石、修复生态断裂点和廊道差异化保护策略以增强区域景观连通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网络的稳定性。"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后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水平呈现优化态势，但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有待增强。研究结果为城市圈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提供科学参考。     

Natural Selection on Human Y Chromosomes简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the uniparerttally inherited Y chromosome has long been used to trace the paternal lineage of the popu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i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ith additional advantages of small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suf- ficient markers, and population-specific haplotype distribution （Jobling and Tyler-Smith, 1995; Jin and Su, 2000; Underhill et al., 2000）. Many such population studies have res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the Y chromosome markers in the non- recombination regions are selectively neutral （Jobling and Tyler-Smith, 2003）.     

基于野外观测检验动物廊道选址模型的准确性——以白头叶猴为例

廊道构建是减少栖息地破碎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已经有许多模型用于动物廊道的选址，而"选址模型是否能准确预测动物迁移的实际发生位置"一直是保护生物学最为关注的问题。最小成本路径模型（LCP）和条件最小成本廊道模型（CMTC）是两种较为常用的廊道选址模型。以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为目标物种，分别运用LCP和CMTC模拟生成白头叶猴迁移廊道，将模拟结果与野外观测廊道进行对比，检验两种方法的准确性。结果表明：与野外观测实际廊道相比，LCP模型模拟结果的完全准确率为46.7%，部分准确率为20%，完全不准确率为33.3%；CMTC模型模拟结果的完全准确率为26.7%，其余73.3%为部分准确，无完全不准确的结果；总体上看，CMTC廊道的准确率较LCP高，因而CMTC模型模拟白头叶猴实际迁移廊道位置的准确性优于LCP模型。输入"源"要素类型、阻力面栅格尺度设定、栖息地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及动物迁移行为复杂性4个因素是影响该模拟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