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子平台及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运维: 做法和经验

该文系统介绍了植物子平台所采取的以数字标本质量为导向的数字化技术规范和管理策略,以及CVH网站数据共享规则, 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     

王文采先生与标本馆

正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虽然他已88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专业领域。几十年来,他以平静、平淡、平和而谦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把对植物分类学的热爱与生命融为一体,在植物学研究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2006年在庆祝王文采先生80岁寿辰之际,其弟子傅德志研究员着手主编《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书内把王先生作为第一作者的所有研究论文进行了集合整理,从而把王先生的研究路线、方法和成果展示给各地学者。该书于2011年     

中国蓼属植物二新种

报道了中国蓼属两新种。蜀蓼（Polygonum shuense）与大理蓼（P.subscapsum）相似,但基生叶的基部渐狭,沿叶柄下延,边缘具圆齿,花白色,花柱3,离生,瘦果长卵形,无光泽可以区别。察隅蓼（P.chayuum）产西藏,这个新种的茎不分枝,自基部至中部无叶,仅有托叶鞘,叶着生于茎的上部,这些特征奇特,明显不同于其它种类。     

关于圆叶蓼的归属问题

关于圆叶蓼的归属问题现有两种意见。本文通过对圆叶蓼与蓼属及本蓼形态特征的对比,认为圆叶蓼应归隶于蓼属内。     

中国高等植物数字化标本分析

传统上馆藏标本,主要用于植物分类学、植物资源学的研究。数字标本的出现将标本的使用拓展到从研究生物多样性时间空间分布到生态学和进化学理论、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和人类健康等广泛领域。截至目前,从互联网上获取的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数量已有1 200多万份。该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以了解中国植物标本的数字化精度、采集时间和采集地区规律以及采集空缺等状况。结果表明:中国标本采集形成了4个高峰,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工作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中国学者完成。标本采集地区覆盖度在省级较好,县级标本采集则很不平衡; 标本采集类群在科属层面覆盖率高,但近五分之一的物种采集不足; 标本的采集量既与植物分布幅度相关,也与采集地区的知名度、所获科研项目及采集者偏好有关。未来中国植物标本数字化方向应该在继续挖掘馆藏标本的同时,一方面开展对现有数字化标本信息再审核及补充,并加强与欧美大馆的信息共享以获取早期历史标本信息; 另一方面应用数字化标本信息分析结果,指导境内标本的精准采集,包括采集薄弱/空白地区、采集薄弱/空白属种的采集,以进一步增强实体标本馆能力,提高数字化标本质量,为进一步完善植物标本数字化和精准化采集提供依据,更好地服务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木蓼属的研究兼论木蓼族的系统

我国木蓼属有11种,3变种,其中特有种3个。本文通过对它们的形态,花粉等性状的研究,探 讨了属的系统位置,提出了木蓼族的演化系统。在分析了木蓼属的性状后,认为木蓼组Sect Tragopyrum(Bieb．)Meisn．较为原始,应置于刺木蓼组Sect．Atraphaxis之前。本文还研究了该属的地理分布,初步探讨了它的起源及现代分布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