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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虎耳草总酚(TP)与抑制五步蛇毒中磷脂酶A2(PLA2)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单因素试验及Box-Behnken试验对虎耳草TP的提取条件与抑制五步蛇毒中PLA2活性进行优化,考察各试验因素对超声辅助提取虎耳草TP得率及其对五步蛇毒PLA2活性抑制率(PIR)的作用,并对虎耳草TP含量与PIR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响应面法提取虎耳草TP和PIR的最佳工艺条件为:粒径为60目,料液比为1∶50,超声功率为250 W,超声时间为1.8 h。此优化工艺条件下虎耳草TP得率为(8.69±0.46) mg·g-1,PIR为(40.91±0.2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虎耳草TP含量与PIR具有极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TP可能为虎耳草抑制五步蛇毒中PLA2活性的物质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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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山草原AM真菌生态分布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对西藏高原37种草地植物(建群种或常见种)70个带根土样的AM真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在所分离到的5属35种AM真菌中,球囊霉属、无梗囊霉属、盾巨孢囊霉属真菌分别为18、9、6种,内养囊霉属、类球囊霉属各1种.其中,藏南、藏北草原AM真菌分别为4属23种、4属22种,Shannon指数分别为2.31和2.75,但藏北草原AM真菌孢子密度、种的丰度显著高于藏南.2)不同生态区域AM真菌呈共有种较少、特有种较多、优势种差异较大的分布特征.3)高寒草原、山地草甸、高寒草甸草原AM真菌Shannon指数分别为1.91、1.83、1.80,呈严重退化态势的温性草原仅为1.64;海拔4000~4600 m地带,种的丰度最高,海拔4600~5220 m 地带,真菌Shannon指数和物种均匀度最高,分别为2.42和0.79;4)球-囊霉属真菌在不同海拔段均为优势属,但在海拔<4000 m地带相对多度较高;无梗囊霉属主要分布于海拔>4000 m地带;盾巨孢囊霉属主要分布于海拔3500~5220 m地带;类球囊霉属主要见于海拔4000~5220 m的藏北高寒草甸草原,少量见于高寒草原环境;内养囊霉属仅见于海拔3500~3700 m的藏南温性草原. 相似文献
3.
环境因子对西藏高原草地植物丛枝菌根真菌的影响 总被引:11,自引:0,他引:11
对西藏高原不同草地类型建群种植物的研究结果表明,寄主植物根围土壤AM真菌孢子密度与菌根侵染率之间无相关性;不同海拔条件下温度、降水量等的显著变化对草地植物AM真菌的发育和侵染具有重要影响,不同草地类型、土壤质地对AM真菌的影响亦较明显;在一定范围内,孢子密度随土壤pH、有机质含量的提高分别呈显著增加(r=0.5319*,n=20)和下降趋势(r=-0.1973,n=20),菌根侵染率与土壤pH、有机质含量间则分别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和正相关;高磷土壤环境对AM真菌的产孢和侵染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最适AM真菌发育和产孢的土壤pH、有机质和有效磷含量范围分别为8.0~8.7、3.8~4.8g·kg和7.8~10.1mg·kg-1;中度特别是重度退化草地对AM真菌的繁殖和侵染均具有不利影响,适度放牧对AM真菌关键种的保持具有重要意义;AM真菌对沙生苔草、矮生嵩草和扁穗莎草根系均具有良好的侵染效应. 相似文献
4.
藏东南大气氮湿沉降动态变化——以林芝观测点为例 总被引:14,自引:2,他引:12
利用量雨器和湿沉降收集仪在藏东南通过2a的试验, 研究了该区大气氮素沉降的浓度、沉降量以及季节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藏东南大气氮素湿沉降(无机氮)为1.33~3.05 kg/ (hm2·a),平均值为2.36 kg/ (hm2·a),降水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平均浓度分别为0.36 mg/L和0.10 mg/L ,NH+4-N/ NO-3-N接近4 .各形态氮月均浓度之间差别较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其中NH+4-N月均浓度动态变化明显,5、6、7月份浓度较高(>0.5 mg/L),NO-3-N 12月份浓度(0.49 mg/L)为全年最高;氮浓度的季节变化,以春冬较高,夏秋季较低,离散程度以春季最大.降水量与各形态氮沉降呈一定幂型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05,0.641,分别达到0.006 (NH+4-N)和0.019(NO-3-N)的显著水平.氮月沉降以5~6月份最高,占全年的32.3%;氮季沉降以夏季所占比例最高,约占50%,冬季最低(2%~3%).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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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高寒草原土壤有机碳时空变化及其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关系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利用网格采样法研究了藏北退化高寒草原土壤有机碳变化及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关系.结果表明:0~10和11~20 cm土层有机碳含量、有机碳密度及其土层差异均为:轻度退化草地>正常草地>中度退化草地>严重退化草地;有机碳含量、有机碳密度年变化速率则呈相反趋势,且表层土壤有机碳变幅均明显高于其下层土壤.正常草地、轻度退化草地0~10 cm土层有机碳年累积量为0.018和0.003 g·kg.-1,分别为11~20 cm土层年累积量的6.0和2.0倍;中度、严重退化草地0~10 cm土层年损失量达0.150和0.231 g·kg-1,分别为11~20 cm土层年损失量的2.3和2.2倍.中度、严重退化草地有机碳年损失总量为正常草地和轻度退化草地年累积总量的38倍,有机碳年损失总量达7.87×105 t C,且具有较大的潜在退化态势.土壤有机碳与5.0~1.0、1.0~0.5和0.5~0.25 mm团聚体含量,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间均呈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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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雪被覆盖对青藏高原高寒森林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选取藏东南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林为研究区,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不同雪被厚度0、10、20、30 cm下土壤线虫群落特征。结果表明:随着雪被增厚,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显著降低(P<0.05),全钾含量显著升高(P<0.05)。雪被增厚对线虫群落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以及成熟度指数、线虫通路比值(NCR)均未产生显著影响,但NCR值有升高的趋势。雪被增厚使刺嘴纲(Enoplea)及食细菌性线虫的相对丰度增多,同时使20 cm和30 cm雪被下土壤线虫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P<0.05)。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钾含量是影响土壤线虫群落的最关键的3个土壤环境因子。研究表明雪被厚度会对青藏高原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林土壤线虫群落产生影响,雪被增厚意味着较为稳定和温暖的土壤环境,利于土壤细菌数量增加,继而利于土壤有机质分解及钾的释放,为刺嘴纲及食细菌性线虫的增多提供了资源与环境条件。目前仍需对青藏高原地区土壤进行系统调查,以更深入的了解该生态脆弱区土壤线虫分布及其响应环境变化的规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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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微生物活性变化 总被引:11,自引:0,他引:11
微生物几乎参与土壤中的一切生物及生物化学反应,土壤微生物活性可较敏感地反映土壤中生化反应的方向和强度,是探讨重金属污染生态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野外调查与采样和室内分析,研究了藏中矿区重金属污染对土壤酶活性、基础呼吸、代谢商(qCO2)和可矿化N的影响。结果表明,矿区土壤受重金属Cu、Zn、Pb、Cd不同程度污染,使得土壤酶活性、可矿化N受到抑制,基础呼吸和qCO2则受到刺激。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在Cu、Zn、Pb、Cd复合污染条件下,矿区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是复杂的;主成分分析表明,土壤总体微生物活性指标能较好地反映拉屋矿区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状况,可作为藏中矿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量化分类的有效指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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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种群不同龄级立木的空间分布格局 总被引:8,自引:4,他引:4
植物种群空间分布格局是种群个体在水平空间的分布、配置状况,是种群对环境适应的生存策略及适应机制的反映。以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 var.smithii)原始林为研究对象,在色季拉山东坡设置100 m×100 m固定样地,采用相邻网格法将样地划分为25个20 m×20 m的调查单元,对样地内所有基径≥0.1 cm的急尖长苞冷杉进行调查,记录林木的坐标、胸径、基径、冠幅等信息。依据基径和胸径两个指标将林木划分为12个径级和6个龄级(幼苗、幼树、小树、中树、大树、老树),对种群的径级特征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急尖长苞冷杉种群在不同径级上的分布成倒"J"型。(2)种群整体、幼苗、幼树随空间尺度的增大依次呈现集群分布、随机分布和均匀分布,小树、中树、大树、老树在所研究尺度内均为随机分布。(3)幼树与幼苗在小尺度上接近或达到负关联,在中、大尺度无显著关联;小树、中树、大树、老树在空间分布上与幼苗、幼树的关联性符合Janzen-Connell假说,但小树、中树、大树、老树之间无显著关联。上述结果表明: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种群为稳定增长型种群,小径木以集群方式相互庇护以提高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径木在小、中尺度抑制林下更新,在大尺度则促进更新。该结果有助于揭示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种群的现状与动态规律,可为深入研究该种群维持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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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Paeonia ludlowii)种群数量动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运用种群静态生命表、存活曲线、生殖力表和Leslie矩阵模型,研究了西藏特有的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种群数量动态过程。静态生命表和种群存活曲线反映出大花黄牡丹在树龄10a之前和20~25a之间分别经历了强烈的环境筛和竞争自疏,20a左右为其生理寿命,35a左右为极限寿命;大花黄牡丹种群的净增长率、内禀增长率和周限增长率较低,表现为衰退型种群;Leslie矩阵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20a内种群幼苗数量和总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下降了大约30%;大花黄牡丹种群存活表现为Deevey-Ⅰ型,早期个体死亡极高,幼龄苗木严重不足;现行种群数量主要是靠自身的萌蘖繁殖来维持。导致大花黄牡丹濒危的可能原因是大花黄牡丹的生物学特性以及人为干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