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野苹果群落表层土壤化学计量特征

新疆野苹果是第三纪孑遗物种,是宝贵的野生果树资源。近年来,新疆野苹果群落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而植物群落退化是否会导致土壤化学计量特征的改变尚不得而知。为探究新疆野苹果群落表层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特征,阐明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对海拔梯度等环境因子的响应规律,以伊犁河谷及塔城山地为研究区域,在县级尺度上(6个县)采集了新疆野苹果群落土壤样品,研究了表层土壤(0～10 cm)有机碳(C)、全氮(N)、全磷(P)、全钾(K)、速效氮(AN)、速效磷(AP)和速效钾(AK)的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伊犁地区野苹果群落表层土壤C、N、P、K含量分别为68.66、6.64、1.14、20.92 g·kg-1; AN、AP、AK含量分别为562.10、10.02、474.50 mg·kg-1,C∶N、C∶P、C∶K、N∶P、N∶K、P∶K、AN∶AP、AN∶AK和AP∶AK分别为10. 22、59. 83、3. 32、5. 80、0. 32、0.05、62.00、1.31和0.02;除K、AP、AK含量和N∶P外,伊犁地区土壤化学计量值均高于塔城地区,但后者具有较低的变异系数。各县之间新疆野苹果群落土壤养分含量及化学计量比均有显著差异。C-N、C-P、N-P、AP-AK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关系,其余的元素含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多数土壤养分含量与其化学计量比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CCA分析表明,纬度、坡向、海拔及年降水量是新疆野苹果群落土壤化学计量特征的主要影响因子。  

安庆西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及江豚生存状况评估

为了解安庆西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进而评价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的生存状况,于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对西江浮游动物和环境因子进行了季节性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共采集浮游动物55种,其中原生动物13种、轮虫27种、枝角类9种、桡足类6种。4个季节间浮游动物种类数差异较大,夏季种类数最多,为39种;冬季种类数最少,仅为16种。(2)全年浮游动物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4115 ind./L和1.735 mg/L,且均以原生动物和轮虫为主。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季节间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夏季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显著高于其他3个季节。(3)全年共记录优势种12种,其中原生动物4种、轮虫6种、桡足类2种;不同季节间浮游动物优势种的组成差异明显。(4)采用浮游动物生物量对水质的评价结果显示西江水体处于中营养状态;运用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Margalef多样性指数对水质的评价结果显示西江水体处于α-中污状态,表明西江水质基本上满足江豚生存需求。(5)依据浮游动物的现存量,估算出西江食浮游动物鱼类的渔产力为54340.2 kg,相应地可满足36头江豚的营养需求。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了解长江故道这种特殊水体浮游动物的群落特征,还对迁地保护区江豚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不同贮藏温度下大别山五针松花粉活力的变化

大别山五针松( Pinus dabeshanensis C. Y. Cheng et Y. W. Law)为松科( Pinaceae)松属( Pinus Linn.)植物,自然种群数量极少,目前仅发现在安徽省岳西县大王沟海拔900~1300 m阴坡和半阴坡有相对集中的分布,种群规模计200余株,且多为成年个体,林下幼苗极少,自然更新困难,为中国特有珍稀树种之一[1]。大别山五针松常在每年3月份至4月份形成花芽,5月中下旬花粉成熟并散发,花粉具气囊,此时雌球花张开接受传粉,球果翌年9月成熟[2]。据作者近年的调查,大别山五针松种子败育率较高,且种子质量较低,这也是该种类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别山五针松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设置22个20m×20m的样地，对大别山五针松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区系成分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8800m²的样地内共有维管植物71科152属209种。其中，蕨类植物4科5属6种，裸子植物3科3属4种，被子植物64科144属199种。蔷薇科、樟科、菊科、杜鹃花科、豆科和禾本科等为优势科，所含物种较多。分析结果表明，大别山五针松群落种子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地理成分复杂，67个科中，世界分布、热带和温带分布的科分别有21、31和15个，显示出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性。147个属中，热带成分共43属，占总属数（不包括15个世界广布属）的32.58%；温带成分共有89属，占总属数的67.42%，并以北温带为主。群落垂直结构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其中，Margalef指数、Simpson和Shannon-Wiener指数均以灌木层最大，其次为乔木层，草本层最低。灌木层与草本层的Pielou指数相近，且均大于乔木层。  

长江江豚杀鲑气单胞菌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分析

本文通过细菌的分离培养，首次从临床症状表现为溃疡、腐烂的患病江豚表皮分离到一株杀鲑气单胞菌XJ-JT株。通过细菌理化性质鉴定、遗传进化分析、药敏试验、致病性试验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菌株XJ-JT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两端钝圆，无芽孢；细菌分离鉴定的结果显示分离菌株为杀鲑气单胞菌；系统进化分析揭示其基因序列与银鲫源性杀鲑气单胞菌分离株高度同源；2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阿米卡星、克拉霉素、克林霉素等8种药物敏感，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卡那霉素中介，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四环素等9种药物耐药；人工感染试验，结果显示分离菌对鲫鱼有较强的致病性。  

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河岸带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安庆西江是长江下游唯一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迁地保护区。为了解安庆西江河岸带植物群落结构,进而评价西江长江江豚栖息地的生境情况,于2017年夏季对西江河岸带10个断面的植被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西江河岸带植被中共有维管植物166种,隶属于50科131属,其中藻类植物1科1属1种,蕨类植物1科1属2种,种子植物48科129属163种,以蝶形花科、菊科、禾本科为优势科,科、属的分布类型较为丰富。对植物群落结构分析的结果显示, Shannon-Wiener指数变幅为0.213—0.899,均值为0.629±0.399; Simpson指数变幅为0.135—0.465,均值为0.315±0.204,物种丰富度变化范围在3—14,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指数变化一致。西江河岸带植被分布还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特征,两岸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区域,河岸带植被多样性指数较低;自然区域的植物覆盖面积大,群落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则较高。总体而言,西江河岸带植被物种丰富,覆盖率高,既可以改善水质,又可以为小型定居性鱼类提供良好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对于维持长江江豚迁地种群的栖息和繁衍生境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江豚杀鲑气单胞菌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分析

本文通过细菌的分离培养，首次从临床症状表现为溃疡、腐烂的患病江豚表皮分离到一株杀鲑气单胞菌XJ-JT株。通过细菌理化性质鉴定、遗传进化分析、药敏试验、致病性试验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菌株XJ-JT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两端钝圆，无芽孢；细菌分离鉴定的结果显示分离菌株为杀鲑气单胞菌；系统进化分析揭示其基因序列与银鲫源性杀鲑气单胞菌分离株高度同源；2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阿米卡星、克拉霉素、克林霉素等8种药物敏感，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卡那霉素中介，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四环素等9种药物耐药；人工感染试验，结果显示分离菌对鲫鱼有较强的致病性。  

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的诊治

人工饲养或易地保护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其水体中常含有病原菌且易引起江豚发病,探讨长江江豚的细菌性疾病诊疗方法十分必要。文章利用细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结合血液检测结果,对安庆西江围网内一头患病江豚进行了病原确诊,结果发现患病江豚的致病原为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魔氏摩根菌(Morganella morganii)。依据致病菌的药敏试验结果,综合患病江豚的整体状况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对其进行系统治疗,结果预后良好。研究的成功开展为江豚、海豚等鲸类动物细菌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提供了良好借鉴。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荒漠绿洲过渡带不同土地利用影响下土壤化学计量特征

荒漠绿洲过渡带在维护绿洲生态安全和绿洲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垦荒等土地利用的增强使得荒漠绿洲过渡带的健康稳定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典型荒漠绿洲过渡带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桑田、半自然柽柳林、瓜地、棉花-玉米地)对土壤养分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土壤取样沿农田到荒漠方向进行,分5层进行。研究发现,土壤各养分指标均受土地利用方式(4种)、土层(5层)和与农田边缘垂直距离(4梯度)的显著影响,且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土地利用方式显著影响土壤各养分元素含量。随土层由浅到深,有机碳(C)、有效氮(N)和有效磷(P)基本呈下降趋势,全N具有波动变化,而全P变化不显著。随与农田边缘垂直距离的增加,各养分含量基本呈递减趋势。对同一土层(共选择三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养分具体分析表明,棉花-玉米地这一利用方式在农田内部具有最高的土壤有机C和全N含量,其次为桑田。随着与农田边缘垂直距离的增加,土壤C、N含量优势减弱。除农田内部样地(0 m)外,三层土壤全P含量基本呈桑田柽柳林棉花-玉米地趋势。表层有效N含量在农田内部样地(0 m)瓜地最高,其他距离处(大于等于20 m)棉花-玉米地高,下层土壤有效氮含量在农田内部各土地利用方式间无差异。在各距离样点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土壤有效P含量的变化无明显规律,在农田内部以瓜地有效P含量最高。棉花-玉米地土壤全量N/P在农田内部和与农田边缘垂直距离20 m处含量最高。三土层土壤有效N/P在农田内部以柽柳林最高,随着与农田边缘垂直距离增加,土壤有效N/P显著改变。综合来看,土地利用对荒漠绿洲过渡带土壤营养含量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由土壤养分变化带来的生态效应值得关注。  

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