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京直立人高鼻梁的成因

本文以周口店、南京、Atapuerca SH5、Petralona、Arago、Bodo、Kabwe的中更新世人类化石举例显示,在类似的环境中鼻梁高耸的程度可以不同,不同凉热可以有相似高耸的鼻梁,从而对南京直立人的高鼻梁不是由于对寒冷气候的适应的论点提出补充论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应该考虑南京直立人鼻梁高耸的原因在于遗传的因素。本文试图探讨南京高耸鼻梁可能的基因来源,首先论证在中国化石人类中罕见高耸的鼻梁,更没有比南京更早的高耸鼻梁,而非洲和欧洲中更新世多见高耸鼻梁,这种状态在欧洲延续至今,而且非洲已经发现60万年前的比南京早的高耸鼻梁。最后讨论南京直立人的时代和与非洲、欧洲相距遥远的地理位置都不能否定本文的推论。     

南京汤山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简述了南京汤山直立人头骨化石发现的经过j描述了头骨的形态特征;通过对比认为,汤山直立人头骨与北京周口店直立人的相近程度大于其与安徽和县直立人的相近程度;据共生的哺乳动物分析,汤山直立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转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转研究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要部分,对于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衡量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流转到外部区域的相对价值大小,提出了地区比较生态辐射力概念,利用断裂点公式、指数距离衰减函数,衡量比较生态辐射力的大小。基于南京市主体功能区研究,定量研究南京市各保护型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对各开发型区域的辐射力,计算出各开发型区域从不同保护型区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例。结果表明:高淳县、江宁区、溧水县对于白下区、秦淮区比较生态辐射力相对较大,六合区对于鼓楼区、下关区比较生态辐射力相对较大,浦口区对于鼓楼区、秦淮区的比较生态辐射力相对较大。以白下区为例,提出了南京市实施生态补偿建议,根据白下区从外部保护型区域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在其提供的生态补偿金中,浦口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县、高淳县应分别获得总额的22.76%、22.67%、21.50%、17.27%与15.80%。     

南京人头骨化石研究新进展

1 993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了2具人类头骨化石-南京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骨.这2具头骨化石先后经过两次研究都被认为是属于直立人.近几年来,对南京人类头骨化石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1)对南京2号头骨作了复位和复原、进行了重新鉴定.对南京1号头骨作了颅容量计算;2)对南京1号头骨作了更广泛的比较,对比标本包括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印尼Sangiran 17直立人头骨、肯尼亚KNM-ER3733头骨和东非Bodo头骨;3)对南京1号头骨的适应性特征-鼻梁高耸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1)南京2号头骨应属于早期智人而不是直立人.南京1号头骨的颅容量,经计算,为871 ml.该颅容量与周口店3号头骨的相当,二者年代也应相近(周口店3号头骨的年代为57.8万年);2)南京1号头骨显示出地区性的形态特征.提示了中国人群南北两大类型的形态差别早在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已显出端倪.南京1号头骨及和县头骨可能代表一类中国南方的直立人群,其形态与以周口店直立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直立人群有些不同.南京1号头骨在脑颅上显示出较多的与KNM-ER 3733头骨相近的特征,但在面颅上二者相差较大,提示了直立人某些成员在至少1Ma期间脑颅形态保持稳定.南京1号头骨与Bodo头骨的比较结果与"中心和边缘"假说的推测相符合,在东亚这个"边缘地区",现代人群的面颅测量性特征可追溯到直立人群那里;3)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是适应性特征,是对寒冷或(和)干燥气候适应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西方血统".     

鸟类传播种子对几种树篱中侵入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2001年4月至2003年11月,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内调查了冬青卫矛(Euonymus japonicus)、日本珊瑚树(Viburnum awabuki)和溲疏(Deutzia scabra)3种树篱,以及位于不同生境的2个黄杨(Buxus microphyllavar.sinica)树篱中侵入生长的杂草及杂树种类,并选择3 km外南京农业大学实验楼周围的冬青卫茅树篱作为参照。在6个树篱类型中调查到侵入生长的种子植物共计1230株,分隶于42科57属70种植物。其中适应于鸟类传播的植物有55种1047株植物;适应于风力传播的植物有10种161株植物;传播媒介不明的植物有5种22株植物。各树篱类型中,适应于鸟类传播种子的侵入植物种类数目显著多于风力传播的植物种类(t=5.086,df=10,p<0.0001)和种子传播媒介不明的植物种类(t=8.446,df=10,p<0.0001),但各树篱中适应于风力传播的侵入植物与种子传播媒介不明的植物在种类数目上无显著差异(t=1.977,df=10,p=0.076)。南京中山植物园的5个树篱类型中,适应于鸟类传播的侵入植物物种多样性的Shannon-Wiener指数都较高,为2.151至2.917,平均2.671±0.306,并且种类数目也较多,为15~36种,平均25.6±8.1种。而南京农业大学内冬青卫茅树篱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最低,为1.679,并且种类数目也最少,为12种。Bray-Curtis相似性指数的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树篱类型中适应于鸟类传播种子的侵入植物组成的相似性主要受到树篱周围的种子源及其距离、食果鸟类、人为干扰活动等生境因子的影响,而非简单取决于树篱种类本身。鸟类传播种子增加了单一树种构成的树篱中的种子植物多样性,同时也对树篱的景观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不过人工对树篱的日常修剪等管护措施严格限制了这些侵入植物实生苗及小树的正常生长。研究结果反映出种子源、鸟类传播种子和灌丛在促进植物群落的发展和演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绿色空间格局变化及其驱动机理——以南京都市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绿色空间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作用逐渐凸显,对区域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与规律,并从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社会生长力等方面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解析其演变机理。结果显示：南京都市区绿色空间集中分布在远郊区与近郊区,中心城区少量零散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梯度特征;总体规模呈减少趋势,近郊区减少最为剧烈,远郊区次之,主要以副城、新城的边缘式蚕食、中心城区及副城内吞式收缩为主,少量的新城穿孔式收缩和廊道式切割为辅。绿色空间格局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共同驱动影响,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等经济驱动力是绿色空间减少的主导作用力,需求意愿等社会生长力的作用相对并不显著,而规划政策与公共投资等政府调控反而对绿色空间保护与建设具有一定正向作用。     

再论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和气候适应

对南京直立人所具有的高耸鼻梁, 本文作者曾从人鼻的功能、鼻梁高耸程度与气候因素的关系以及因纽特人的鼻对寒冷气候的适应等方面进行过论证,认为是对气候适应的结果。本文从南京直立人的生存年代、若干形态项目的可靠性、人类的适应性以及高耸鼻梁的化石人类谱系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结果表明: 1)尚无可靠的证据能够否定南京直立人是生活在距今58—62万年这一年代测定数据。在南京直立人生存时,欧洲远古人类尚未具有像南京直立人那样的高耸鼻梁; 2)人类高耸鼻梁这一适应性特征的形成会有永久性的影响, 是遗传特征, 其后代即使生活在与其祖先不同的气候环境里, 这个特征也不会马上改变; 3)如果有所谓的Bodo高鼻梁的化石人类谱系存在的话, 则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与欧洲化石人类的基因或与这个Bodo谱系的基因并无遗传上的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不可能意味着西方血统。     

梅花‘南京红须’、‘南京红’花色的呈现特征

梅花‘南京红须’、‘南京红’的花色主要存在着花发育阶段导致的时间变化,反映其花色受花发育控制。二者的花色都在蕾期最浓艳,在初花期略淡,在盛花期又稍浓,在末花期最淡,尽管花瓣在花开放时便开始衰老;在整个花发育时期,同一朵花不同层次花瓣的颜色浓淡均为：外层花瓣〉中层花瓣〉内层花瓣,即花瓣在花冠中的具体排列位置决定着该片花瓣的特定颜色深浅;但不同层次花瓣颜色的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同时,两个品种外层花瓣的总黄酮含量变化与外层花瓣的色度变化成正相关。而花朵在树冠的着生部位导致的花色差异极不显著,表明‘南京红须’、‘南京红’的花色的空间变化极微。本文可为梅花红色花色的机理探索和花色色素生物合成关键酶基因cDNA克隆中的花朵选择提供参考。     

南京汤山驼子洞的马科化石及其意义

200 0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直立人地点附近的驼子洞堆积中发现了又一处哺乳动物化石点。其中的马科化石有两种 :黄河马Equushuanghoensis和中国 (长鼻 )三趾马Hipparion(Proboscidipparion)sinense。这是自 1 95 9年发现黄河马化石以来首次发现黄河马的颅骨和完整的颊齿列标本。这两种马的同时出现说明含驼子洞动物群的堆积形成于早更新世。因此驼子洞堆积的发现是江宁地区下更新统的首次记录。驼子洞的黄河马和长鼻三趾马均为这两类马在秦岭淮河以南的首次记录 ,并反映了在早更新世曾发生过北方动物群跨越长江的南迁事件。     

The first cupedine beetle from Burmese amber (Coleoptera: Cupedidae)

A rare archaic beetle, Mallecupes qingqingae gen. et sp. n., (Insecta: Coleoptera: Archostemata: Cupedidae) is described from mid-Cretaceous Burmese amber. It shows affinity with Paracupes found in South America today and ‘Paracupes’ found in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Cretaceous. Archostemata are diverse in Burmese amber.